袁世凯后人 袁世凯后人：大总统儿孙们的故事

袁家诚，袁世凯之孙，袁克俭之子。

图腾般的存在

1990年，54岁的袁家成想去美国探亲，这将是他第一次出国。签证官拒绝了签证，因为他怀疑自己倾向于移民。几天后，他拍了一叠照片，放在签证官面前:这是我爷爷袁世凯，民国第一任总统。

袁家成说:“我们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我不会成为你的二等公民。”所以顺利通过了。

在他去世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他的祖父一直以图腾般的存在影响着袁家的后代。在早期，这种影响往往是一种庇护，这使他们变得幸运。1937年，袁家诚出生前一年，日本占领了天津。二叔家的堂弟袁家勋看着家人把爷爷的大图搬到门口，街上的日本兵也不去屋里检查了。

事实上，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的祖父。在他们出生前的很多年，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在国难当头中悲愤而死。“如果他早一年去世，那是一个完美的功绩。”袁家诚说，他的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称帝，彻底败坏了他的名声。

言下之意是袁家现在不应该这样。袁世凯留下了10间房，32个孩子，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一生都在吃他们的财产。袁家成的父亲是第十子袁克俭。他21岁从美国哈佛大学回来。他曾在冀察管委会做过一段时间的英语秘书，一生从未工作过。袁家勋的父亲袁，是民国四子之一，是一代文人，妻妾众多，生活放荡。

袁家勋的生母于培文，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女人。生下袁家勋后不久，她离家出走，消失在江湖中。袁家勋长到三岁，父亲去世。他成了一个没有父母照顾的穷孩子。

养母是第一任妻子刘美珍，对他很不好。连仆人都瞧不起他，欺负他。出门五六天不回家也没人管。大哥大嫂一大早就抽鸦片送他去买。上学耽误了，他去歌剧院看京剧。老板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哦，你是袁家的，进来吧。经常来这里，不需要买票。

袁家诚老实，袁家勋调皮。同一个家庭的表兄弟，他们在许多年后相遇。在天津路13号，他们隐居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默默地消磨着童年。那些奢侈的时光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了。事实上，贵族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相反，历史课上“偷袁世凯”的尴尬，纠缠了袁所有子女的学生生涯。从小学到高中，袁嘉诚每次来上这一课都如坐针毡。他不敢抬头，怕遇到同学异样的眼光。

袁家勋不喜欢学习，但最喜欢像故事会这样的历史课。偏偏到了“野心家袁某人”的节日，我也觉得很尴尬。正巧，北洋军阀段的孙子、曹锟与他是一个班的。两人小心翼翼的朝着交头接耳的同学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说话了。

军阀后代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辈子，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他们从未谈论过他们祖先之间的恩怨。

袁克俭的大儿子袁家喜于1964年自杀。

看到日本人就打电话

袁家诚周游世界，但没有进入日本。他没有说日货，而是说三月份的地震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像他的祖父一样，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祸害。当初日本以开战的方式逼迫中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以一套中国太极作为回应，最终使条约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事后，袁对大家说:在这场大灾难之后，大家一定要以这次接受日本的请求为奇耻大辱，以报效一生的精神，为一项有希望的事业而努力。否则，十年后，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亡国的危险在今天会更加严重！

亡国的危险在他死后二十年才真正到来。当日本人打电话来时，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开设日语课。母亲请袁家诚当家庭教师，这样她就不用上学被日本人奴役了。

上教会学校的袁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讨厌日语课。像所有淘气的孩子一样，他的乐趣在于捉弄日本老师。上课时，他哭着把板子放在门框上。老师推门打碎了粉笔灰。并在讲台上设计花样，导致老师扔了一个大摩诃。

一些抗日同学开始消失。教堂里的神父找到了袁家墩的姐姐，让袁家墩赶紧离开天津。他已经在日本宪兵的逮捕名单上了。

那时他15岁。他似乎不能去上学，但他没有多大兴趣。赴山东威海，考入汪伪海军第七期，入水师。他被分配到刘公岛海军司令部当门卫，后来又被分配到龙口。天气一暖和，他就想回家。一天，一个翻译丢了他的自行车链条，他自愿为他修理。于是骑自行车溜出了龙口。

他听到身后有追赶的枪声，一个叫王虎刚的人把他藏在沙滩上。第二天，王让他跟着一群商人，骑了一个星期的自行车，绕着伪军检查站的小路走。从黄县，到叶县，到招远，到平度，到南村。南村有火车，他就当场把自行车卖给商人，洗了个澡，换了农民的衣服，晚上就跳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我姐姐让他回学校。但是他留在了部队，上课的时候已经精神饱满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他和姐夫、侄子段大权跑到日本租界，一遇到日本人就打。

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勋是袁柯文的儿子。

据说袁世凯在河南襄城的故居就诞生在这里。

外部世界

日本投降了，宪兵队的大黑狗却舍不得离开，趴在袁家诚家门口哭。八年过去了，它已经和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经过八年抗战，袁家诚对这一幕记得最清楚。

他可以进入学校，进入四年级。从小学到高中，科目都很优秀。现在，他所有的成绩单都保存得很好。有陌生人来拜访，和他聊起过去，他高兴地拿出半个世纪前泛黄、写得漂亮的成绩单和学费减免证明。

他总是悲伤地说:“如果我有一个好机会，我可能会和我的表弟一样好，读一个像他一样的医生，但很不幸。”

袁家骝被认为是“家庭”一代中最著名的人。1973年周恩来见到他时，他说:你袁家，你爷爷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爸爸袁柯文是作家，你是物理学家。

袁家成有一个兄弟叫袁，他在中学时和地下共产党员混在一起。袁家成说自己很早就被“马列主义洗脑”了。有一天回家，袁家熙把《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烧了。袁嘉诚看着很心疼。这是他写作文的法宝。

烧完书，袁嘉熙跪在父亲袁克俭面前说:“爸爸，出来干活吧！你英语这么好，出去教书多好！”

站在一旁的袁家诚被哥哥感动了，说:“爸爸，你该意识到吗？我不能再坚持你的设定了。”

袁克俭沉默了。他的“设定”是他不工作。工作需要开会，开会需要向“窃国”的父亲陈述。你不能选择你的出身，但你可以选择你的道路。你想叫他父亲叛徒吗？袁克俭做不到。他仍然在家里弹钢琴，和他的诗人讲和，继续做他的主人。

1960年，袁克俭因病去世，享年56岁。袁家诚过了很久才意识到，父亲比孩子更害怕外面的世界。

袁佳夕很快就成了家里最炙手可热的人。高中毕业后，他被介绍到军校，然后正式参军。朝鲜战争爆发时，他给袁家诚写了一封信:我爱你，但我更爱朝鲜的弟弟们。我们应该为他们保卫祖国。

袁嘉熙因为胃病没去朝鲜。他被分配到天津电线厂工作。在那里，他继续着军队轰轰烈烈的行动。他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色，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袁家喜被推荐到北京矿业学院有偿学习。

红色专家袁佳夕在大学里很迷茫。体育课上，师生合伙作弊。他不喜欢，向学校举报了。班里有人想惹他，说他“右倾”。袁嘉熙很害怕。一天晚上，他带了一瓶汽油，跑到党委办公室。他举起左臂表示对党没有第二种想法。

但那晚办公室无人看管。他严重烧伤，在被问及精神疾病后被迫辍学。回到天津，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收留他。他用另一只手四处寻找零工。他仍然努力工作，为别人烧锅炉，为街道做苦力，帮助文史馆复制资料。但他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戳他，最后他听到了声音，到处被骂。

1964年，不堪重负的袁家熙绝望地跳入海河。34岁，终身未嫁。

袁家成继续是班上第一名。1957年高考前夕，填写申请文件。在家庭背景一栏，他犹豫了:父亲没工作过，所以不能写失业？那就给爷爷写信。

他直截了当地写了“北洋军阀”几个字。在他家的海外关系中，他列出了所有去过台湾省和美国的亲戚。“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党无限忠诚。”他充满信心，准备通过这最后一关，好好上大学，然后一步一步出国留学，就像他表哥一样。

高考结束后，他收到了“不被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希望你能在工作中加强锻炼，贡献力量。

他不服气，一口气干了五年。他已经记住了他的功课。他看着自己辅导的学生一个个上大学，却收到了五张形状各异的“拒绝通知书”。一个在他高中教书的表弟说，如果你不好，那简历上就会写不好。有这么多海外关系的北洋军阀的后代，谁敢承认？

他的肠子后悔得发青。不愿意和错过未来的家庭扯上关系，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袁捷。

“袁家要我们这一代回来了。我们根本没有沾袁家的好处，但袁世凯孙子的罪行让我们背负了大半辈子。”他说。

2009年，袁世凯的后人在袁宅正门合影。

前森林舞蹈大师

从两年前脊柱出问题开始，袁家勋就很少出门。他有一台进口立体声音响和配套的大客厅。无聊时，他打开立体声，听爵士乐。84岁的袁家轩有时会放在《花样年华》里，伴随着让人摇摆的旋律，他会情不自禁地摇晃双腿。“你一听，腿就痒。”

六十年前，他是天津著名的舞蹈家魏。

抗战后国民政府接管天津后，包括袁家勋在内的在刘公岛受训的学员被编入中央海军训练总队。他被分配到美珍号登陆艇上。在那里，袁家勋和美国士兵一起学习了恰恰、伦巴和各种爵士舞。

美珍号负责南京和台北之间国民党撤退到大陆的运输。1949年9月，袁家勋调任中生船。副队长黄是他二哥袁的朋友，提拔他为少尉。

第一眼看到台湾省，他不想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岛上度过余生。在基隆港，他看到惊恐的家属住在码头上。有些人在屋檐下开店，天黑了就睡在地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似乎没有希望了，他想。

他和几个走私犯打了一架。对方有一点军事背景，就找中升船，让船长交出来。黄把他藏在锚舱里，所以他逃走了。不久，中升舰接到了前往海南岛的新任务，并派遣那里的海军陆战队前往妈祖岛。在途经香港的途中，他们不得不购买一些货物并带回台湾省。

他立即要求参加这次任务。船长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他一到香港，就以买烟为借口四处张望。一辆路边的电车缓缓启动，他毫不犹豫地跳了起来。他自由了。

十一叔袁克安，家住铜锣湾华泰公寓。他在台湾省的时候，从一个表弟那里打听的。可惜的是，袁基恩没几天就跟着陈纳德去了美国工作。他去他叔叔那里吃饭。但是我阿姨给了他一个白眼，看到他走了，也没做什么好吃的。他闭不上眼睛。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来信了，他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了。他告诉袁家勋，他可以来美国工作，但袁家勋认为，他从美国士兵那里学到的骂人的话在美国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很快，十一叔也写了一封信，承诺将他介绍给国泰航空空当打字员。

然而，当十一叔很久没有回来时，打字工作就很难进行了。他想再次回到天津，但他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有麻烦。当时的香港可谓鱼龙混杂，国民党中央的特务和中共地下党都在这里打情报战和舆论战。共产党贴出标语后，前脚走，国民党人后脚跟，在上面贴出标语。

半年过去了，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到了一艘来自天津的“湖北船”。船上的人说现在天津很好，和你们袁家没什么关系，只是找工作。看到袁嘉轩还在犹豫，剧组说:“如果你不想留在天津，可以回香港。”他被诱惑了。几天后，他拿着行李登上了“湖北船”。

1950年5月25日，轮船抵达天津。船员们先下了船，在码头向警察耳语了几句。警察在袁家勋的行李上用粉笔写了一个“免费”字，意思是不用检查。我没想到这是个地下派对。袁家真想，他被统一战线搞糊涂了，统一了。

摄制组把他带到市公安局二处做笔录。从威海王伪满水师，到中升舰，再到香港半年，连续解释了好几天。最后，他收到了一份标题为《天津市公安人员工作登记表》的表格。他想:“哦，我应该当警察很久了。填好表格交三张照片，对方让他回家等消息。

等待遥远的未来，我的老朋友来找我，请他教他们那些美丽的外国舞蹈。在一次舞蹈比赛中，他获得了一等奖。他成名了，成为了天津常欢的第一人。在英租界著名的马场道维克多李，袁家勋一进门，钢琴师就要换曲目，演奏《花样年华》。在场的人都知道袁家勋在这里。

有一次一个朋友结婚了，他在李泽宇的带领下给他们举办了一个舞会，每个人都鼓励他和新娘一起跳舞。跳啊跳，围观群众热烈鼓掌。袁家勋自豪地给崇拜者签名。一个陌生人带着两个女人从二楼下来。那人向他走来，微微倾身。他说，袁先生，我想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他们非常感激你。

“我们都是朋友，”袁不等对方说完就随口答道。“我们坐在一起，一起玩吧！”他其实想的是，我有那么多女朋友，我才不管你是谁。

聚会结束后，三个陌生人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朋友警告他:“小心点，佳军。别这样玩了，你太显眼了！”

偶尔有朋友问他:“贾杰，你的工作在哪里？”？他会说:我已经在公安局填好表格了，就等通知上班吧！

1951年4月，从香港回到天津差不多一年后，全国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袁家勋被拘留审查。他被判犯有三项罪行:反革命、冒充公安人员和散布谣言。判了三年。

劳动群众中的一员

当“贾”这一代人长大后，袁的祖传财产已经被老一辈人吃掉了。

当他们的父母心安理得地享受总统遗产时，他们并没有完全忘记他们的儿孙。每个门户都有几十个房间，可以靠收租为生。袁家成记得，母亲曾劝父亲带家人去美国，父亲却舍不得离开。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上半叶，他们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但他们的生活很少受到影响。对他们来说，改朝换代无非是更换城头的旗帜，生活还得继续。

当1949年到来时，他们从未想过向南迁移。“我们是普通人，和平稳定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嘉诚说。

到了1955年左右，嘉诚发现家里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家里的各种古董和黄夹克都一一不见了。祖先分离时的40个房间只剩下16个房间。

60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你是剥削阶级吗？袁家诚想起来就问了。让我们把它交给公众。他们说你想放弃，对吗？是的，你必须写一份申请，并声明你自愿放弃所有权。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袁家诚对这个决定非常庆幸:留着这些破旧的房子，不被贴上资本家的标签，会很奇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诚都从贵族公子哥儿变成了劳动人民。袁家成的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工作，在工人夜校当老师。他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进行后勤保障。他报名了两个晚上，一个学外语，一个学医。1970年，他和妻子被转移到内蒙古的一家公社医院，在那里住了8年。医院需要派人去研究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会影响生育，于是袁家成了专家。

袁氏后裔境况的改善与1973年回归中国有一定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指示天津市委、市革委会在三天内为袁世凯在天津的后人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成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指导考上大学的学生是医院副院长。副总统握着他的手:我一直在为你保留放射科主任的职位。

袁家成73岁了，还是习惯一个人开车。他喜欢开快车。“我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被落下。一切都是这样。”

在教育孩子时，他把后悔变成了严厉——他为儿子立了一个特殊的笔记本，并要求老师每天在上课时间上签字。他要求儿子15分钟内回家，不要和其他孩子在路上抓蜻蜓。他痛打孩子们，吵闹声惊动了邻居，听众都很伤心。

“不打，打不过孝子，养不起叛逆的儿子。”他说:“在这样一个有声望的家庭里，我的孩子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沉入社会底层。”

孩子们也为成功而奋斗。儿子现在是上海一家硅谷芯片公司的副总裁，女儿是央视的英语翻译。

袁家勋服刑三年，在公安系统管辖的一家工厂担任“留职人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种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收拾各种重体力活，这些都变成了一具野人的尸体。他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着大红花接受群众的掌声。掌声和维克多夺冠时一样热烈，但台下的男男女女都换成了工农兵，没有人知道是舞池里的一哥在吉尼斯出名。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带着袁和一群“反革命分子”在东方饭店住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各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都走上前来，在百年老店立森德酒店招待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轩说:“你这几年受苦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袁家勋喉咙一哽咽，过了许久才缓缓说道:“我五十岁了，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要求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一份工作。”

他被分配到交通局下属的第六汽车修理厂。五十岁时，他终于得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作为天津CPPCC的一员，他第一次参加了CPPCC会议。会上，他见到了李之子、曹锟之女曹世英、段之孙段长岱、冯之孙。

2008年，袁家勋带着女儿前往台湾省，最后一站是基隆。当他早上起床时，他吃完饭很早就去码头。啊，这个地方很熟悉，他想。60年前，就像咸咸的海风打在我脸上。当时我们这里卖夏天的睡垫，那里卖零食。当他早上起床时，他带领部队跑步。一圈后，只要码头立正并解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移动。他在那里喝着杏仁茶，慢慢回到“中生船”吃早餐。

袁独自在那里停了下来，想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