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不修长城 是极度自信 还是自大狂妄 唐朝为何不修长城 是极度自信 还是自大狂妄

唐朝为什么不建长城？是极度自信？还是自大？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对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而言，几乎历朝历代，都会面临两个十分头疼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 以及，在双方政权互相对峙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取得战略优势的最大化？ 这两个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一度成为统治阶级的心腹大患。 万里长城 长城，便是在此基础上，出于战略与防御需要，而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修筑的战略工程。 如秦朝，为抵御匈奴，秦始皇动用近百万劳动力，修筑了着名的「 ”万里长城”。 此后历经千百年，多个朝代均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修筑过长城，如汉朝汉武帝，将匈奴击退至漠北后，趁势修补了秦朝末年因战乱而损毁的南北长城。 再到隋朝两帝，用十余年时间，动用超过两百万劳动力，将东迄紫河，西至榆谷的长城连为一体，长度曾达历史之最。 然而到了唐朝，修筑长城的问题却一度搁浅，甚至现代史学界一致认定「 ”唐朝无长城”。 探究其不修长城背后的真实原因，究竟是因为「 ”天朝上国”的强大自信？还是盛世华章下的自大狂妄？ 我想，对这个问题，很是值得考究一番。 唐太宗·李世民 首先，咱们来确立一个前提疑问： 唐朝为何不修长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两方面说起： 第一，唐朝控制的疆域之辽阔，超出了前代长城所包含的地域，甚至深入漠北草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一统，所以原本作为抵御北方胡人的长城，就失去了必要性。 第二，唐朝的边防重心，主要依靠人员力量，即军队，而对于城堡等防御工事的建设，并不十分看重，或者说，唐朝初期强调发展「 ”人防”，而刻意忽略了军事工程的建设。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唐朝选择弃修长城，可是在实际情况下，是否当真有不修长城的必要呢？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明确一个首要前提： 长城，究竟是什么？ 很多朋友可能会笑，谁还不知道长城是什么？ 不就是一节又一节的城墙吗？ 其实不然，长城实为极其复杂的军事工程，而其主体结构除了众所熟知的「 ”城墙”外，还兼备以下四个主要部分： 战斗武器设施，士兵生活设施，预报警情烽堠，行动道路网络。 而这些组成部分，缺少了每一项，都不能建立起完善的战略体系，长城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出具体效用。 长城结构分解图 比如缺少战斗武器设施，有胡人侵犯的情况下，无法依托有利的地理优势，采用强弩等重型武器进行抵御。 再如缺少士兵生活设施，比如饭灶兵曹，就无法为长期驻扎长城的士兵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而长城之险峻，又不可能采用临时轮流换班的驻防模式。 所以，放眼全局来看，长城其实并非一节又一节的城墙，外加一座又一座的烽火楼如此简单，仅凭其战略难点之多，营建工程之多，战斗统筹，以及生活所需之多这四点，就可将长城视为一座极为复杂的战略工程体系。 而最初修建长城，是建立在「 ”防御”的需求之上，因为漠北草原战略纵深极为广阔，在秦朝时无法有效的进军塞外，于是秦始皇出于防御的考虑，才会修建万里长城，以便能够防御匈奴的同时，也能对外族军队入侵提早防范和预警。 这就属于特定时代下的特定群体，为保护自身安全，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当两方政权，或多方政权进行军事对抗，或发生军事冲突时，不管有利还是有弊，均会采取防护，而这种防护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长城，只不过这种防护，也可以是多方面的，但为了能使防御的战略优势最大化，秦始皇经过一系列的考虑与论证，才最终决定修筑长城。 且长城的修筑，需要极为严苛的社会条件： 一是强权支配，如权力臻于巅峰的秦始皇，能够以强权动员近百万人充当劳动力。 二是硬件技术，需要完善的工程技术与人员保障技术，同时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修筑万里长城，而不是单纯的「 ”有钱”就能修建。 三是客观需求，众所周知，需求在技术之先，而技术则为需求服务，如果没有极其必要的需求，技术自然就无用武之地。 四是民族意志，也可看作是政治因素，历史上几乎将长城视作重要战略工事的朝代，均会将民族意志与国家安危系为一谈，而长城作为连接「 ”民族”与「 ”国家”的纽带，常见于各类史册与君臣对话之中，目的除了政治宣扬外，也起到一定安抚人心，凝固民族意志的作用，比如一提到长城，我们就会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八大奇迹之一等等。 结合以上四点，便可确立长城的概念，即： 长城既是必要环境中，随保卫自身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特定时期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能够维系民族意志，以及维护国家与政治之间整体统一性的精神纽带。 明确了长城的具体概念，就能方便我们站在客观角度，将长城的具体概念，套用到唐朝的特定时代背景下，通过一番简短的论证，从而得出「 ”唐朝是否真的没有必要修建长城？”的结论。 首先我个人认为，唐朝的确没有必要修建长城。 理由有四： 第一，强大军事力量背后，更为强大凝结的军事信心。 以《新唐书·李积传》里记载的唐太宗亲语为证： 太宗曰：「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朕今委积于并州，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这句话的意思为：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也不会安抚边境，所以他只能采取修长城的老方法，来抵御突厥。而今天，朕委任李积到并州驻守边疆，边疆则安宁无事，岂不远胜修筑长城的老法子？ 咱们先来看看，唐太宗李世民是在何种特定时代背景下，说出的这句话呢？ 答案是贞观十一年，即公元637年，时任并州都督的李积，在前后十六年间，多次击退突厥南侵，为表彰李积卓绝战功，唐太宗便封李积为英国公，世袭蕲州刺史，并遥领太子左卫率。 这是属于既封为重臣，又给予更高军权与信任，可见唐太宗对李积的器重。 英国公·李积 同时也从直接反应出唐太宗的军事信心，他认为，有李积坐镇的边疆固若金汤，一个并州都督公李积，甚至比费尽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所能起到的作用，还要大。 而且李世民也直言不讳，认为是自己会择才用贤，恰巧手下个个皆是治国之才，带兵良将，所以有着如此雄厚军事实力的唐太宗，同时具备了强大的军事信心。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唐初，尤其是贞观年间强盛无匹的国家实力之上，换言之，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做支撑，能否抵御住突厥的不断南侵，也是两说。 而抛开国家经济的有力后盾，还有唐初年间的府兵制度做依靠，上下一心，军令无阻，再加上如李积这般治国安邦的人才，便给了唐太宗不修长城，也可保护国土安全的信心。 总结来说，这正是由于实力强大而导致的需求不足，由于军事，经济，人才等整体实力的强大，所以唐朝初期并不具备修筑长城来抵御突厥的必要需求，就像他本人所说，如果突厥再来犯，那有李积去应付，就足够了，何苦再劳民伤财的修长城呢？ 这便是我认为唐朝不必修长城的第一个理由，在强大军事力量的背后，有着更为强大凝结的军事信心。 第二个理由，不同于前朝的外交策略，以及面对游牧民族政权的攻防战略。 唐朝立国之后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共有两种： 一是针对小型或弱势的游牧势力，如吐谷浑，契丹这类尚未成大气候的游牧政权，而采取安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策略，即使征伐，到最后也是会采用招安的政治手段，将其纳入大唐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 二是针对大型或强势的游牧势力，如突厥这类老牌游牧强权势力，而采取防护为主，出击为辅的策略，具体表现为： 唐太宗曾明确下诏，鼓励与突厥相近的各州县修筑坚实城寨堡障，以及紧抓练兵，来保护自身安全，此乃「 ”边兵囤防”之战略。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第四》：壬辰，修缘边障塞，以备胡寇。下诏曰：「 ”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宣示闾里，明知此意。” 另外，由于突厥长期采取「 ”以骑兵为主的游牧进攻战术”，且进攻目标不固定，依靠骑兵的高机动灵活性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常年实施游击战，这就为唐朝的防御带来一定困难，首先就无法通过修建某段固定地区的长城来防御，毕竟突厥是打一处换一处，唐朝要想解决这类游击战术的威胁，总不能把边境全部修上长城，这可就不是劳民伤财那么简单了。 所以基于突厥一方的游击战和骑兵的高机动性，如英国公李积，就制定出与之匹配的灵活战术，最好的御敌方法，是以加固城寨，不间断训练军民的基础上，将军队的灵活性与精准配置完整结合，比如为边防部队配备更为优良的战马和弩箭，积蓄起坚实军力，由此建立起「 ”以点带面”的防御体系，并将斥候部署在远离城塞之处，尽量把战线拉往边城之外。 如此一来，就能提早发现敌情，再辅以多修道路完善交通，以便快马通行，这样一处遇到军情，能使四方迅速来援，发挥出「 ”以点带面”防御体系的最大优势，就能有效遏制突厥一方的游击战术，从而最大程度的击退突厥来犯。 这一套战术理论，同样也为后世所延用，如武则天时期名臣狄仁杰，就曾直言： 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旧唐书·狄仁杰传·言·疏勒等凋弊疏》 如上所述，便是唐朝对于强弱两种外邦势力，所采取的不同的应对措施，经由对弱安抚，对强而防的核心战略思想，使得唐朝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国土安全。 另外，唐朝初年由唐太宗亲自设立严谨的将领选拔机制，首要前提就是「 ”择才而用”，杜绝门阀士族的裙带任免，比如无能的贵族子弟，一概不许通过家族关系担任军中要职，而必须要通过制度选出真正的军事人才，由如此良领统兵守国，自然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从而决定了最终优秀的军事战略布局。 再者，这一种明朗的军事制度，也为后来唐朝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取而代之，并最终设立信任放权的「 ”节度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种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贞观时期，只在唐高宗后期因复杂的内部政治因素，而有所转变，但对外的大体方针并未大幅变动。 大体对外方针，仍旧保持唐太宗所设立的「 ”边兵囤防”战略，只不过由于内部局势不稳，如武后专政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导致由唐太宗时期提倡的「 ”主动出击”，逐步向「 ”被动防守”靠拢，但不论是对弱还是对强，「 ”边兵囤防”依然发挥出主要作用。 以上，便是我个人认为唐朝不必修建长城的第二个理由，即： 唐朝面对外胡势力，所采取的不同于前朝的外交策略，以及面对游牧民族强权的攻防战略。 第三个理由，长城自古作为南北对峙的防御性战略工事，前提是要达成「 ”双方对峙”的局面，而唐太宗本人，包括后来李唐的统治阶级，也都有意打破此类固有格局，从而完全占据形势主导权。 这句话可能有些复杂，但理解起来并不难，以秦始皇时期修筑长城为例，主要的作用是为了「 ”防御”，而并非是「 ”进攻”，达成这一作用的前提，就是因为当时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626年唐朝疆域，同年大事件：玄武门之变 而唐太宗本人的战略思想，是想结束这种长期以来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之间的对峙，直接以强大的武力主动出击，从而通过军事实力，成为控制胡人势力的宗主国。 通俗来说，以前住对门的哥俩打个平手，后来有一天张三不想打了，于是就在门口盖了一堵墙，李四要想打张三，那得翻墙才能打到，这就增加了打张三的难度，于是双方就对峙上了，一个是没以前打的容易，一个是不主动出击，据墙而守，该过日子就过日子，就算李四真要翻墙来打，那也不怕，干脆就爬上墙头把他推下去。 那么到了唐朝呢？ 就成了，李世民认为不用再这么麻烦，现在咱是赵四，家里人多，钱多，马多，武器也多，怕他王二个啥，还对峙个球啊？！ 于是提着刀，带着弟兄们直接翻墙，主动去干王二了。 话虽然糙，但道理大概是这种道理。 各朝代修筑长城变更图 这种势必要打破南北平衡，一统游牧民族的决心，在唐太宗时期尤为明显，李世民本人就曾说： 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旧唐书·本纪·太宗纪上》 这段话说的真是慷慨激昂，通过「 ”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这句话，也可看出李世民的决心和雄才大略，他的意思很明确： 先是列举了轩辕等大德的赫赫功绩，又列举了隋朝时的历史错误，再说今天他不会让大陈将军们修宫殿池苑，因为那样做只会浪费钱和人力，劳民伤财，而是只让兵士们勤练弓马，好去跟突厥大战，到最后天下无敌。 在古代，皇帝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国家的整体意志，那么既然唐太宗本人都是这个想法，一心想要征伐突厥，凭此就可看出他坚决想要结束南北对峙局面的决心。 而这种决心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不修长城。 因为在唐太宗的眼里，长城之南北，兴盛荣衰，早已是千百年来的常态，中原不消说，改朝换代几十次，而外邦胡人也是一波平，一波又起，刚打退，等个几年一喘息，他们又会带着更强大的兵马卷土重来，与其固步自封，一味防御，不如强化自身的军事训练，人人练就精兵良将，目的是为将来翻越长城，主动出击做准备。 此决心另有佐证： 初，上谓侍臣曰：「 ”靺鞨远来，盖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帝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愤，议者以为无策。然则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唐会要·卷九十六·靺鞨》 这段话虽然很长，但大体表现出唐太宗的态度，他甚至对修筑长城一事，抱有嘲讽。 大意是说： 唐太宗问众大臣：「 ”靺鞨现在能够独立，是因为突厥已经被我们征服了，所以靺鞨才能摆脱突厥的控制。遥想北周宣帝的时候，外族是多么猖狂？可是宣帝出兵驱逐，他们就像蚊虫一样逃窜，大臣们评价当时的策略为‘中策’。而汉武帝时，为了打匈奴，搞的整个国家虚竭，被后世评为‘下策’。还有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搞得人神共愤，后人评价他为‘无策’。然而自古有来，面对同样的问题，可曾有谁想出过‘上策’？朕承接隋朝的弊端而建立起繁荣的大唐，今天四方蛮夷都来归顺，应该能算是‘上策’了吧？” 我想，这段话除了体现出李世民的自信外，也体现出一种倨傲，曾经外族侵犯中华的历史，在他看来已经一去不返，如今四方来朝，天下太平，比起历史上一些帝王为了抵御外族而穷其手段来说，他的治国之策，可谓上策。 能说出这种豪言壮语者，也不愧为千古英君李世民，他的确有底气说这话，因为这段李世民与大臣之间对话的背景，正是发生在贞观十四年，那一年，李世民派军一举征服高昌，并建立起「 ”西州”，凭此直接控制了整个西域腹地。 可以说，那时候的李世民，根本不把胡人放在眼里，说句可能略显自大的话，在当时的他看来，这天下，是独属于李唐的天下，没有对手。 而如果此时此刻修建长城，一来给民众百姓发出国家需要防御外敌的消极信号，二来也限制了自身未来的发展，无异于掣襟肘见。 这便是我个人认为，唐朝没有必要修建长城的第三个理由，即： 长城自古作为南北对峙的防御性战略工事，前提是要达成「 ”双方对峙”的局面，而唐太宗本人，包括后来李唐的统治阶级，也都有意打破此类固有格局，从而完全占据形势主导权，彻底结束长城之南北对立的局面。 第四个理由，唐太宗本人远大的军事思想，以及名副其实的军事才能，使其完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壮举：征服东突厥。 关于如何应对突厥侵犯的问题，其实早在唐高祖李渊时，就被提上议程，前有隋唐末年混战时，李建成率兵马镇守蒲州，多次抵御突厥入侵，一举摧毁了突厥趁中原大乱之虚而入主的图谋。 公元617年六月，李建成带兵攻打西河郡。 后来李唐政权建立，时值武德七年，李渊当权，玄武门事变还未发生，恰巧又赶上突厥二可汗由原州入侵关中地区，同时李唐内部一致认为，突厥当时的军事实力，的确强于还未稳固的李唐政权，因此唐高祖也和前朝皇帝，如隋炀帝一样，很是忧虑强大突厥的进犯，于是他率先提出了要「 ”迁都”，以避免日后真的败于突厥，而被大军长驱直入长安的危险。 《资治通鉴·唐纪七》：或说上曰：「 ”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接上一句史料，于是李渊决定迁都后，立马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去寻找可迁都的地方，非常迫切的想要完成迁都一事。 唐高祖·李渊 而后，多次抵御突厥，熟知对方实力的老大李建成与老三李元吉，裴寂等人，也附和李渊想要迁都的提议，并且顺势提出了效仿钱朝修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当场就被具有远见的秦王李世民给否决了。 《资治通鉴·唐纪七》：秦王世民谏曰：「 ”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秦王李世民这段话说的很明确，算是力谏，大意是说：戎狄为患，自古就有，陛下今日能拥兵百万，建立我大唐，可是等到突厥来犯，您就害怕的直接要迁都，岂不让后世笑掉大牙？遥想以前霍去病等千古名将，都曾立志灭匈奴，陛下请准我几年时间，我定把颉利可汗的脖子用绳子套起来，将他牵到殿前献给陛下，倘若到时候我失败了，再迁都也不迟！ 一番话说的热血激昂，李渊立马点头，同意了李世民的提议。 可是李建成又立马反驳，说：「 ”樊哙曾经也是想用十万兵马击败匈奴，可是后来呢？还不一样是失败了？！” 上曰：「 ”善。”建成曰：「 ”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 李世民听完他大哥的反驳，立马予以一番最为着名的否定和预言，而这次预言，将其远大的军事眼光展现无遗。 世民曰：「 ”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上乃止。 李世民说：「 ”形势不同，用兵不同，樊哙小小功绩，怎能与我相比？诸位且信我，不出十年，我李世民必定漠北，绝不食言！” 这一番话，不仅彻底打消了李渊迁都的念头，更定下了未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内的对外方针。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凭东突厥自然灾害频发，内部争权不断的契机，唐太宗李世民命李靖出师塞北，一路长驱直入，所向睥睨，将被称为东亚第一强国的东突厥，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同年，东突厥宣告灭亡，唐太宗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称为： 天可汗。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 ”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 ”天可汗”。 唐太宗李世民由此一举平定突厥之乱，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千古大业。 既然东突厥已经灭亡，那么原本用来抵御突厥等胡人的长城，就更无必要修建了。 于此，也是我个人认为，唐朝没有必要修建长城的第四个理由： 唐太宗本人远大的军事思想，以及名副其实的军事才能，使其完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壮举：征服东突厥。 如上所述，唐朝，尤其是唐初之所以不修长城，最根本的核心原因，我想各位心里也清楚了，那就是最简单也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他强任他强，我自比他强更强！ —————— 关注作者：钱品聚，了解更多历史与文化趣闻，带您发现更大的世界~ —————— 参考文献： 《新唐书·李积传》：太宗曰：「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朕今委积于并州，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第四》：壬辰，修缘边障塞，以备胡寇。下诏曰：「 ”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葺……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计度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宣示闾里，明知此意。” 《旧唐书·狄仁杰传·言·疏勒等凋弊疏》：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旧唐书·本纪·太宗纪上》：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唐会要·卷九十六·靺鞨》：初，上谓侍臣曰：「 ”靺鞨远来，盖突厥服之所致也。昔周宣之时，猃狁孔炽，出兵驱逐，比之蚊蚋，议者以为中策。汉武帝北事匈奴，中国虚竭，议者以为下策。秦始皇北筑长城，人神怨愤，议者以为无策。然则自古以来，其无上策乎？朕承隋之弊，而四夷归伏，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 《资治通鉴·唐纪七》：或说上曰：「 ”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资治通鉴·唐纪七》：秦王世民谏曰：「 ”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 ”善。”建成曰：「 ”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 ”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上乃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 ”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 ”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