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 江青：主席的性格很复杂 也曾被捕过

本文摘自《名家》，2000年第3期。作者:杨益言，原名:《江青的“江姐梦”

1965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关于红岩的研讨会，红岩是根据京剧改编的。在此之前，我和罗广斌在北京埋头修改剧本。后来余岚清、请示周总理后，电影以《火中永生》的名义公开放映进会场，才知道改编的剧本是江青写的，这次研讨会也是她主持的。她说是毛主席让她出来搞文艺调查和京剧革命的。她说了几句话后，似乎很累。她靠在沙发椅背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继续。

几个参与者已经坐在沙发上。江青让我和罗广斌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刘同志带着咳嗽声从外面走进来，戴着白纱口罩。江青抬头看见他，好像怕她感染什么病菌，向他招手。刘回去了，再也没有进来。

江青宣布座谈会开始。林默涵同志，坐在江青对面的沙发上，翻着改编的版本，一开始说:“江姐在这个剧本里是活写的。但是，群众知道，江姐真正的历史人物江竹筠死在重庆集中营。小说《红岩》中的蒋捷江雪琴也在小说的结尾陈述了自己的牺牲。既然她已经写了，群众是不会接受的……”

这时，江青在茶几上拍了一下又突然拍了一下，冲着林默涵大喊:“你一定要允许我考！允许我失败！”林默涵只好停止说话。

短暂的休息后，江青似乎平静下来，微笑着请小说原作者发言。罗广斌示意我先发言。我只说了几句，说这次改编是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敌特头目是美帝国主义间谍，所以这次改编要注意曝光这个最恶毒的敌人。没想到，江青马上说:“好。”并下令:“请中宣部通知全国作家，注意写反美斗争题材。”然后，由罗广斌。他只说了几句，说改编本应该把姜姐的性格写得更好更丰满。也没想到，江青连连说:“好，好！”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江青主持的座谈会并没有准备认真讨论这部京剧改编的作品，似乎另有用意。

江青突然命令薛恩厚等京剧团的同志唱几句京剧《红灯记》里唱的。京胡吹响，薛恩侯等人唱道:“钓鱼的人经得起风浪，打猎的人连老虎、豹子、狼也不怕。”我唱了两遍。薛恩侯等同志屏息静气地听着。江青靠在沙发上沉思，让大家听完表达自己的感受。大家都没说什么。江青突然对薛恩侯等人说道。:“不要拖结局——‘孩子’，再试试唱。”薛等人又唱道:“渔翁经得住大风大浪，猎人怕是虎、豹、豺。”江青立刻鼓掌说:“渔夫，...没有‘额’这个词，就没有小资产的味道。”

这时，天色已晚。江青让大家尝尝这里的精美糕点。

过了一会儿，靠在沙发上提神的江青突然恢复了精神，关切地问我们:“你们觉得你们的小说《红岩》怎么样？”我们回答:“这是我们第一次写小说，写得不好。”江青马上回答说:“不，你的小说写得很好。许云峰写得好，程刚写得好，蒋捷能改得更好。你要更好的改变姜姐，让她传下去。”

江青突然显得特别激动。她又问:“你知道吗...托尔斯泰把他的书《战争与和平》改了多少次？”

我们摇摇头。江青马上告诉我们:“他改了90遍。”然后，她自问自答:“你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了多久吗？他写了一辈子。”

我们强烈意识到江青想让我们改变小说人物江杰。但是为什么要改呢？怎么改？但我对此一无所知。

江青很累，在沙发背上休息了一会儿。她精神来了，告诉我们毛主席派她出去搞京剧革命，很关心地问我们:“你们看过歌剧《红色女兵》吗？”我们说“没有”她又问“你看过京剧《沙家浜》吗？”我们说“没有”她马上说“好，我给你看。”

夜色渐深，江青却更加激动。她宣布计划在10年内完成京剧《红岩》的改编，并对歌剧《江姐》进行改进，再拍一部彩片《红岩》。

最后，座谈会该结束了。江青忙不迭地走了几步，送我们出去。

过了两天，江青真的派人邀请我们去看红女兵和沙家浜。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辆车把我们从东四老君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住处带到了人民大会堂。江青已经坐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这里只有几个年轻同志。除了江青，我和罗广斌年龄最大。

江萧晴递给我们一份文件，让我们仔细看看。这是毛主席对徐银生同志《怎样打乒乓球》一文的指示。刚看了一遍，江青说:“你看，徐银生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可惜贺龙没看这个东西，却让我找到了，交给了主席。主席批准了。”

江青说了几句，突然有点累了，靠在沙发背上。她似乎在试图推断。转眼间，另一种担心又回来了。

“你经常和赵丹交往吗？”赵丹演许云峰，江青自然知道我们和赵丹有来往。但她也估计我们和赵丹关系并不深，所以别有用心地说:“这个人不好，不要和他来往。”

然后江青的话转了:“你觉得江杰的人品怎么样？”小说《红岩》里的蒋捷的性格已经写在他的作品里了。江青这时盯着我们，却认真地说:“中国有丰富的民主革命经验，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很少。还有一部分男共产党员写得好，女共产党员写得好当英雄的太少了。没有更高的地位。韩颖是游击队长，工作有限；阿青嫂是联络员，社交不够。姜姐不一样，是政委。”江青提出:“江姐应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典型的女共产党员。”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将这样一个高大的政治意图与江姐的性格联系起来时，江青对她江姐的性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她说:“她的性格应该是能写能武，重在文学，文字多少有点英雄气概；她既擅长公开和合法斗争，也擅长秘密斗争。”

这让我们更加不解。这明明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人品在哪里？

“你怎么看，”江青突然瞪着我们，问我们:“毛主席是什么性格？”

"我们觉得毛主席非常和蔼可亲."

“没有！”江青挥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主席性格很复杂！”

我们完全被江青肯定的结论惊呆了。江青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笑着漫不经心地问我们:“你们知道主席被抓跑了吗？”然后她讲了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湖南农村被捕的故事。

之后她笑着说:“你的小说里写了很多东西，比如程刚油印的《前进报》，比如刻钢板，油印。我在上海也做过这样的事。你的小说里写了特工。你和特工打过交道。我也和特工打过交道。我也被抓了。”

“当时我在上海地下工作。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联系，被抓了。我被几个特务把守，还有党的秘密文件。我一边走，一边想尽一切办法销毁文件。我看到街上人行道前面有一个通向下水道的小洞。路过的时候故意绊倒，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趁间谍不注意把藏在我身上的文件塞进下水道。从地上站起来，想起了不久前从组织里听到的一个故事。据说江苏地下省委有个18岁的女孩，平时扎着一根长辫子。间谍抓住了她。她把辫子扔到身后哭了。一边哭，她一边伤心地说，‘我才18岁。你要带我去哪里？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她越哭越伤心。她进了监狱，没有吃任何食物。她哭了三天。敌特判断，她哪里像共产党？放开她。我学会了她的方法。进了监狱，我用手抹了把脸，大声哭出来，说我是老师。你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困惑。以后怎么才能认识人？关在牢房里哭了整整一个月，敌特见我长得不像共产党，放了我。"

当我们听到这些时，我们的心情不自禁地跳动。我们问自己:这个组织从来没有检查过她的历史吗？但是我们没时间想，也没敢问。

话锋一转，江青仿佛瞬间有了灵感和兴奋，滔滔不绝地为京剧《红岩》的“江姐”出了一出戏，能写能写，以写为主，既擅长明争暗斗，也擅长法律斗争。江青为剧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江杰和卖国贼突然相遇，带出悬念。那是在乡下的一所四合院里。甫志高带着人去找姜姐。他找到了她，当然想抓住她。姜姐看清了情况，但身边只有一个警卫。他无法制服叛徒，所以他以智慧取胜。在稳定甫志高局势的同时，她要求卫兵调整游击队。她之所以看到甫志高不敢贸然下手，是担心自己不够；傅大概是在稳定她的同时调动援军。因此，姜姐也向游击队发出了一个信息:注意援助...

江青盯着天花板下的吊灯，突然低声对我们说:“你们的小说应该按照京剧改编的这种方式来修改。”

她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江青发来消息

不久，江青和我们谈话时在场的一位年轻同志来看我们。

“听了江青同志关于江杰改字的指示，你怎么看？”

年轻同志突然问我们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说不懂，不行；我什么都懂。我不能。我示意罗广斌去应付。罗广斌淡然一笑:“看来江青同志是有意写她的？”

两天后，年轻的同志又来了。说他是在中南海跳舞的时候认识江青的。他把罗说的话告诉了江青。江青听后说道，笑道:

没过多久，江青发来消息。她说，她希望我们留下来，和她为改编京剧《红岩》而成立的创作团队一起生活，并给他们一名顾问。于是，逼着我们搬到了六大王国酒店。然后，又有消息告诉我们不要回重庆了，“留在北京过一个革命的春节”。

春节刚过，江青就发消息把剧本改编组和我们搬到颐和园的一个小岛上。

江青来过电话，罗广斌接了。江青告诉罗广斌:“我家里还有两本毛选的精装本。我会找到它，寄给你们两个。但是，请告诉杨益言同志: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我给他的那套书里有一页。”

然后，江青亲笔赠送的两套毛选送到了招待所。隔几天，江青又打来电话。说她要去上海。太晚了。她想委托我们为她做点什么。她说，为了改编京剧《红岩》，她从全国各地挑选了40名京剧演员，决定让他们去重庆体验生活。

1965年4月，包括赵燕侠、马长礼、谭元寿在内的40多人从北京京剧团来到重庆。他们立即被囚禁在前扎子洞集中营，然后去了华蓥山。由于罗广斌的高血压，这些活动必须由我按照江青的要求来组织。每次录完演讲稿，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检查。江青让我们用彩色写《红岩》剧本，马上就带走了。1966年初，江青突然无端指责罗志，判处40部电影死刑。其中拍摄了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火中永生》。江青说:“这部电影的严重问题是为汉奸翻案。但是小说根本不一样。”直到这时，江青对小说《红岩》也没说什么，只是因为她还在抓紧改编京剧《红岩》，想从中得到什么。

1967年2月，罗广斌在重庆受迫害去世，我被迫去了北京。有人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我和罗广斌夫人在北京抱怨。“中央文革”期间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拿着江青写的群众来信来看我们。持票人最后一个问题是“小说会被改变吗？”

——“小说能改吗？”江青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