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 杜义德的生平如何 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杜义德将军是大别山出来的老革命，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文武双全，刘伯承元帅曾称赞“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文武双全。”这位集军政优势和军民气节于一身的开国大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波澜壮阔的山河和耐人寻味的故事。

1955年，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

像许多革命者一样，杜义德在参加革命之前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和农民家庭，他的教育水平不高。因为家境贫寒，杜义德只念了八个月的私塾，八九岁时就为地主放牛。15岁那年，因为在武汉当学徒，被老板欺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地方。在这个黑暗的旧世界里，人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当时渴望光明早日降临，解救被压迫的穷人。

杜威说，他父亲革命信仰的确立始于他在湖北省木兰山工作的时期。当时父亲白天工作，晚上听李先念同志的《共产党宣言》，让父亲眼前一亮:他一直梦想改变被奴役被压迫的穷人悲惨命运的真理，就在这里找到了。从那以后，我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党。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人民解放，他选择了革命道路。1929年，父亲带着家乡一百多名红卫兵加入红军，编入红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师第四旅。

红军长征开始时，先任红四军第八十九师、第九十一师政委，后任许军长在总部的作战参谋。1935年6月，红四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会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的两大主力联合起来，分成左右两路，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任命杜义德为红四军司令部直属纵队司令、第四局局长。他三次带兵过草地，历尽艰辛。在战斗中，他与红军总司令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杜义德以战斗和做政治工作而闻名。加入红军后，杜义德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考验。这不仅使他积累了更多的战斗经验，也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杜威说，父亲军政素质的不断提高，也得益于毛主席的几条教导。

1936年，杜义德、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在延安。

能够亲自听取毛主席的指示使杜义德非常激动，他总是记得毛主席说的每一句话。杜义德坚信，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方针。此后，杜义德十分重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于领导部队作战和军队建设。

在一次采访中，王近山拿枪指着杜义德说“美女”，杜威也提到了他父亲和王近山之间的一个故事。1935年，时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的王近山缴获了一批四肢细长、蹄子上有小毛的阿拉伯纯种马，动作敏捷轻快。王金山称之为“美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女”，王金山拔出手枪，顶住了杜义德的额头。

当时红四方面军在西面越过嘉陵江。王近山和他的部队，还有他的“美女”，径直入河，准备过桥。负责渡河过桥顺序的杜义德看到竹舟在河水的冲击下已经摇摇晃晃了，人们都很不情愿，怎么能忍受马的折腾呢？杜义德厉声说道:“人们过桥时，马从水里绊倒了！”原来，战马涉水这属于常事。然而王金山却以自己的“美”自居:“妈的，不行，你要过桥！”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杜义德举起手两次。前两个“美人”，在王近山面前，变成了河水，“壮烈牺牲”。王近山看着嘉陵江上鲜红的血，突然窘迫地尖叫起来:“你们两个杆子，敢打我的马，我就杀了你们！”

杜义德也不是素食主义者，他回答说:“你的马是什么？你瞎了。你看不到敌机在天上飞。地面敌人追！士兵不能过河，所以你的头会开花。敢开枪打我？两极！”“看老子敢不敢！”说着，王金山掏出一把手枪，顶到杜义德的额头上。

这时，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向倩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去。问为什么，向倩真的骂了王近山一顿，以至于王近山脸红脖子粗，乖乖地认了错才过河。过河后，杜义德笑着问:“原来你是‘狂王’。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和你比赛了！好吧，你说，你怎么敢开枪打我？”

王金山也笑了:“你真以为我‘疯’了？我疯了。是针对敌人的，我可以用枪里的子弹射自己人。刚才不是气疯了吗？”两个人相视一笑。

没想到，这一对“两极”，素不相识的人，以后成了搭档，搭档的时间也挺长的。

抗日战争前夕，毛主席作为学生和副主席，对杜义德说:“杜义德，你才二十多岁。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应该努力学习。你要住学校吗？”参加革命后，杜义德几乎刻苦战斗，冒着枪林弹雨，受了九次伤，但他仍然喜欢战斗。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他的心总是被堵住。然后说:“主席，我还是要带兵打。”

毛主席说:“你们打了仗。学习不是为了被辞退，而是为了更好的战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未来的对手是日本鬼子，你就有地方用了。”杜义德听到这里，只好说:“主席，听你的，让战争打起来，让学习学习。”毛泽东说:“嗯，我想你应该去康达一会儿。”几天后，经毛泽东介绍，杜义德进入了反大学学习。

1948年，中原野战军第二纵、第六纵领导人:陈再道、孔庆德、王近山、杜义德、范朝利、钟汉华。

当时红军康大刚从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是抗日大学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他高度重视抗大建设，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生动活泼”的校风。他还多次在抗日大学作报告和演讲。

有一次，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这场改造世界的斗争，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改造自己的主观能力。下课后，杜义德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来康达学习是为了改造自己，对吗？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以这么看。你很有经验。经过学习整理上升到理论，你会更聪明！这不是转型吗？当然，越转型越聪明，越转型越有能力。”

杜义德说:“看来学习和改造是没有头的。”毛泽东说:“没错！我们只想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杜义德热心研究文化、政治和军事，并取得了迅速的进步。毕业后留在康达大学，先担任第五旅第一队队长，后担任康达大学校区支队长。

1938年10月，康达一分公司从延安迁到太行山。不久，杜义德到八路军129师任绥靖学校副校长。1939年9月，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地侵略中国。他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打一场，但刘伯承和邓小平又委托他另一项重要任务。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老师和邓小平政委找我谈话，谈话直奔主题。刘伯承说:目前营里有个副总，组织决定请你去。”

对杜义德来说，他熟悉前线作战，但管理学校是第一次。大部分学员都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他们扫盲，教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读字开始，逐渐达到读报写日记；算术需要学习加减乘除。成绩好的同学会获得肥皂、纸张、毛巾等用品。因为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安心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进行教学，遇到敌情时分散教学，而利用行军中、野营后、集合出发前休息之间的空间隙，多花时间讲课或组织讨论。

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一线，把各自战斗的生动事例带到学校总结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以刘伯承校长撰写的《抗日游击队的四项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的三项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等军事著作为教材，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