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后权外戚、宦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究竟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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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朝代，初唐、盛唐无比辉煌豪劲、四夷宾服，中唐、晚唐则沉沦落寞、战乱频仍。 而这差异巨大的两个阶段中间，不过只夹着一场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 是什么让唐朝从万邦来朝的境遇跌落，变成了「 ”天子九逃, 首都六失”的尴尬样貌的呢？ 是后权外戚太盛？宦官专权炽烈？还是胡将领兵导致藩镇割据？ 1、唐朝的外戚后权 公允的说，唐朝的后权外戚专权干政，并不算特别严重，之所以大家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武则天这位千古奇人， 但其实除了这位「 ”则天大圣皇帝”算是一个特例外，唐朝外戚和皇后对朝政的干涉，跟汉朝比起来烈度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们看看汉朝这些和后权、外戚有关的名字，就能知道汉朝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吕氏吕雉、吕禄； 窦氏窦婴； 卫氏卫子夫、卫青、霍去病； 李氏：李夫人、李广利、李延年； 霍氏：霍成君、霍光、霍显、霍禹； 王氏：王政君、王凤、王根、王莽； 东汉窦氏：章德窦皇后、窦宪； 董氏：董太后、董重； 何氏：何皇后、何进； 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但即便如此，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足以影响汉朝政局的大咖。 如果让大家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唐朝外戚，除了武家、杨家之外，还真有点费劲。 即便是这两家外戚，也和汉朝有所不同。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走得那么远，同高宗李治身体确实不灵，以及武后确实牛逼，紧密相关。 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估计她想成就帝位都没戏。 而她之后的太平公主、韦后，虽然也想照方抓药，但均未能成功。也可看出，唐朝政坛对后权的抵触。 另一个着名后妃杨玉环，虽然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对于政治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和武后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可比性。 杨家的外戚杨国忠，虽然当时权倾朝野，但他也不过是李隆基平衡李林甫相权的手段之一。朝政依旧掌控在唐明皇手里，这与汉朝皇帝基本属于看热闹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另外还有一点，不论是武家还是杨家，权势仅只一代，大权旁落后迅速便被彻底根除，这也说明这两家都称不上豪门，不过是个政治暴发户而已。 2、唐朝的宦官专权 说起中国古代的牛逼宦官，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但他们和唐朝的前辈们比起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 明朝这些大太监掌控特务机关，耳目遍布朝野，大臣无不侧目以待。 唐朝的前辈们，手里控制的可是军队，皇帝都动辄废立，更别说大臣了。 不过，唐朝宦官的权势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唐以前，虽然高力士之类的大宦官很有权势，但并不足以左右政局。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宦官边令诚、鱼朝恩成为监军，即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这种一代名将对监军都得小心逢迎。 肃宗上位后，因为宦官李辅国的拥立之功，将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这导致，李辅国权倾朝野，朝臣所奏之事要经他之手才能呈递皇上。 肃宗去世后，唐代宗时期，李辅国再立拥立之功，他官居中书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官居宰相的太监。 当时，这个哥们已经狂到没边了，当面跟代宗说：「 ”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混到这份上，离死也就不远了。果然，不久这哥们就被人暗杀了，脑袋还被扔进了粪坑。但上来的，是另外一个宦官程元振。 所以，中晚唐的宦官专权就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游戏。尤其，当宦官掌控了禁军后，换皇帝基本都是宦官说了算。 到了最后，宦官田令孜光荣的，成了唐僖宗李儇的「 ”爹”！ 由此可见，唐朝宦官权势的愈演愈烈，从高力士的备受赏识，到边令诚、鱼朝恩的名将侧目，再到李辅国、程元振的权倾朝野，存在一个明显的递进关系。 但造成这一切的推手，主要源于安史之乱的兵祸，以及之后的藩镇割据。 如果没有这两个关键因素，唐朝宦官也走不到牛逼逆天的地步。 3、唐朝的藩镇割据。 有人将逆转唐朝的藩镇割据，归咎为安史之乱和胡将领兵。公允的说，藩镇割据确实和安史之乱有关，但胡将领兵导致藩镇割据就有点扯了。 唐朝领兵的胡将多了，何史那杜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柞、高仙芝、哥舒翰、夫蒙灵察都是胡将，也没见那个干脆就扯旗造反了。 另外，平定安史之乱功劳最大的三杰——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有两个是胡人。 而之后，打击各藩镇军队功劳最大的几个中唐名将中，浑瑊、李元谅也是胡人领兵。 胡人领兵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军将领兵在外，朝廷能不能控制得住。 控制不住，汉人将领说不定更危险，安禄山、史思明手下的大将可基本都是汉人。之后，各地割据的藩镇也基本都是汉人，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因此，导致藩镇割据的原因，还得从唐朝的内政说起。 初唐以来，赖以立国的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在中唐时期已经崩坏。 其中，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 府兵作为国家常备军队，云集在首都周围，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态势，使地方不易造反。所以，前期即便是胡将领兵依旧没人敢乱说乱动。就像黑齿常之含冤入狱，他也只能自缢而死以证清白。 但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当边患出现时，唐朝只能采取募兵的手段来充实军队。 娄师德便是相应朝廷的「 ”募猛士召”，毅然投笔从戎奔赴边关的。但应招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军事训练。为了加强边境地区将领的权威，唐朝一改初期边将只负责军事的惯例，开始将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也赋予边将。 这导致他们有能力肆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另外一点，相比于府兵的轮换机制，募兵没有服役年限，导致国家军队沦为边将的私军。 随着，边将权势的加重，唐朝的军队布置发生了逆转，全国的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 这才是导致出现安史之乱，以及之后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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