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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兰 110岁民国名媛:严幼韵的传奇人生

导语:她是老上海的富婆,也是第一个开车进校园的“复旦女神”;她是战争时期一位外交官的妻子,也是“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伴侣;她是联合国第一位女外交官,也是所有儿孙中最受尊敬的祖母。严幼韵的一生跨越了一个多世纪。110岁的她

她是老上海的富婆,也是第一个开车进校园的“复旦女神”;她是战争时期一位外交官的妻子,也是“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伴侣;她是联合国第一位女外交官,也是所有儿孙中最受尊敬的祖母。严幼韵的一生跨越了一个多世纪。110岁的她,已经是整个近代史的见证者。

盛大婚礼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外交部顾问的杨光浩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婚礼非常豪华,由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主持。

“只要嫁对了人,我愿意出去打工养家。”

十八岁那年,一个媒人开始帮严幼韵处理婚姻问题,她的母亲和她进行了认真的交谈。严幼韵告诉母亲,未来的丈夫不仅要赢得她的爱,还要做一个她尊重的人。他是否富有并不重要。妈妈大喊:“你的生活这么奢侈,怎么能不在乎钱呢?”严幼韵回答:“只要嫁给我喜欢的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糊口。”

相比那些整天围着她“太不成熟”的男青年,在《燕有云》里小几岁的杨光浩,让她觉得自己比同学“成熟多了”,“他们的成就没有可比性”。

杨光浩1900年出生于一个丝绸商人家庭,16岁考入清华学校高级部。20岁毕业后,他留在了美国,获得了国际公法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浩谢绝了华盛顿美国大学远东历史讲师的邀请,回到中国。他被母校清华大学聘为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初,杨光浩应邀南下,加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杨光浩第一次见到严幼韵时,她正坐“84号”车。杨光浩很好奇,一路跟着。他发现要找的朋友严幼韵恰好和他很熟,于是让朋友在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大华酒店安排一场下午茶舞会,来认识她。后来他对严幼韵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不断送花,邀请她看电影跳舞。两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立刻坠入爱河。

1929年9月8日,严幼韵和杨光慧在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在那里跳舞,这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9个月前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主持,1000多人参加。

婚后不久,杨光浩出国,严幼韵随丈夫出国。

如果没有战争,按照出生时写的故事,严幼韵可能会过着平稳的生活,但战争突然逆转了这个故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8年,杨光浩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邀请,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捐。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马尼拉。

在筹款方面,杨光浩非常成功,为重庆国民政府筹集了1200万比索。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海外华人获得当地政府的保护,因为海外华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菲律宾人的憎恨和歧视。1939年1月23日,杨光浩向菲律宾各省省长和各城市市长发表演讲:“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地方首长被称为人民的‘父母’……每个城市和村庄都有我们的人民,他们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代表他们——这个和平繁荣的岛国上的几十万华侨——你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人民吗?……"

杨光浩对华侨的保护不仅限于向当地政府叫嚣。闫友云记得有一次,中国一个市场的一个商人不断被菲律宾人袭击砸。“广浩允许这些华侨罢工三天。第三天,市场没有粮食供应,菲律宾人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华侨,于是战斗平息了。”

当时,杨光浩的足迹遍布菲律宾,他的朝气、冲劲和魅力迅速赢得了海外华人的敬佩和忠诚。

作为杨光浩的妻子,严幼韵深知自己的责任,于是人生第一次踏上社交活动。她被选为中国妇女慰问团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协助开辟抗战筹款新渠道。仅从1940年到1941年,他们汇给重庆国民政府的钱就是前一笔的十倍。此外,他们为前线制作了100万个医疗包,并额外筹集了23 000比索用于士兵的冬装和药品。严幼韵觉得自己可以为祖国的抗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她感到幸福。

但是幸福不可能在战争的阴影下持续。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正式向美国宣战。第二天,日本开始轰炸马尼拉,有时甚至一天两三次。面对危机,杨光浩召见领事官员继续工作。他销毁了重要文件,包括向重庆国民政府捐赠1200万比索支持抗日的华侨名单。此外,大量在美国印制的法国硬币在回国途中滞留在菲律宾总领事馆。杨光浩担心他们会被日本人占领,下令烧死他们。

种种行为无疑激怒了日本人,成为日后日本人无视国际法逮捕杀害杨的导火索。

12月24日,马尼拉被宣布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来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麦克阿瑟将军准备离开马尼拉时,曾邀请杨光浩与家人一起离开,但后者婉言谢绝,称留下来保护华侨社区是他的职责。

随后,所有在菲律宾的外交官都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马尼拉酒店。1942年1月4日对严幼韵一家来说是一场噩梦。早上,全家人正在吃早饭,带着三个日本宪兵进来了。他们对杨光涛说:“你被捕了。”杨光浩似乎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平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拿着打包好的盒子,跟着他们出去了。

除了杨光浩,其他七名领事官员也被逮捕。起初,严幼韵可以带着孩子去看望丈夫,直到有一天,杨光浩和被捕人员突然失踪。

“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有传言说有人在这个或那个地方见过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牺牲了。”严幼韵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才知道这个坏消息。

多年后,她收到了丈夫被捕后的详细情况描述。据报道,杨光浩等领事官员起初受到人道待遇,因为日本人想知道他们筹集的华侨捐款的下落。然而,当得知捐款已汇往中国,大量法币被烧毁后,愤怒的日本人威胁杨光浩,要在三个月内为日本筹集两倍于1937年至1941年华侨向重庆国民政府捐赠的1200万比索,否则所有华侨财产将被冻结和没收。杨光浩拒绝合作。4月17日,他和其他被捕的领事官员被秘密枪杀,但日本人知道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公法,并对此保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前往菲律宾,将杨光浩等8名外交官的遗体运回南京。当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们合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中烈公园”;在马尼拉,还有一座由华侨出资的“杨光浩总领事暨退休图书管理员纪念碑”。

失去丈夫的严幼韵,不再是那个在人生道路上驾驶“84号”的无忧女人。很多年前,她对母亲说:“只要嫁给我爱的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糊口。”。

杨光浩被捕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从马尼拉酒店搬回老房子,丈夫的“失踪”让外交官的妻子自动聚集在严幼韵。结果,这栋三居室的房子成了外交官家庭的共同家园。作为总领事的妻子,严幼韵觉得有义务照顾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于是,她的花园被改成了菜地。她带着她的大家庭种菜,养鸡养鸭,学做酱油和肥皂。因为没有收入,她不停地卖货,或者通过远程易货从她在中国的家里拿到钱,以此来维持她的“家庭”生计。

几十个人住在一起,难免各种矛盾和磕磕碰碰。妻子们互相斗嘴,仆人们也一样。颜友云记得有两个厨师一直关系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打架,挥舞着菜刀。这时,“大总管”严幼韵不得不充当和平使者。而有了这个“大家庭”,她搬了好几次家,都是她自己造的。

在人前,严幼韵总是表现出淡定。她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里的其他妇女和儿童都被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吓坏了。”但到了晚上,她脱下了伪装——“在临街的卧室里,听到汽车缓缓驶过前门,我就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在石板路上踢来踢去,我就畏缩。”

但严幼韵从不把自己的不安传达给别人。相反,她带给别人的永远是一种沉稳和稳定的感觉。杨雪兰记得她的母亲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偶尔坐在钢琴前弹一首歌。除了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母亲还尽力保护三姐妹。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我们三姐妹每人都有一个自制的布袋,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服,这样她们就可以随时带着它们逃跑了。”有一天,我妈带着他们连续三天躲在一个反空的山洞里,不仅是怕被战败的日军发现,也是为了躲避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军士兵。“我妈妈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她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从来没有抱怨过。”杨雪兰说。

最终,严幼韵带领她的“大家庭”度过了战争。多年后,她感慨地说:“回顾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很勇敢...虽然我们的丈夫不确定,日夜担心他们的孩子,我们仍然前进。”

“魏军爱幼韵”

战后,严幼韵带着女儿乘船去了美国。在国外生活,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闫友云从朋友那里听说,正在建设中的联合国“礼宾官”缺空,于是打电话给时任托管和非自治领土新闻部助理秘书长胡世泽寻求帮助。后者取笑她,说她每天9点不能按时上班。尽管如此,胡世泽还是尽力帮忙。

最后,颜友云顺利进入礼宾部。她的工作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项,从接待大使并安排他们向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接待国元首递交全权证书。严幼韵说,她喜欢在联合国工作十三年半。此外,她总是记得胡世泽善意的玩笑,但她可以自豪地说,她从来没有迟到过。

据女儿们说,三姐妹之所以能够读书成才,是因为她们的母亲工作养家。严幼韵和杨光浩的三个女儿都很优秀。长女杨是资深编辑,也是美国出版界为数不多的成功中国女性。二女儿杨雪兰是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上世纪末,她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并撮合通用汽车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后来,他担任美国100文化协会委员会主席,致力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年轻女孩杨千恩早年致力于房地产开发,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她回到家里帮助丈夫和孩子,但不幸因病提前去世。

除了得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来到美国后,她在严幼韵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她的家也成了很多朋友经常光顾的社交中心。大女儿杨说,她过去常常嘲笑母亲经常打麻将,但母亲说她不爱打麻将,而是给朋友们提供了聚聚的机会。宋子文长女宋琼怡回忆说,“大家都很佩服尤云阿姨,不仅仅是因为她开朗清爽,更因为她完成任务的坚定决心,比如开车。”在宋琼仪的描述中,严幼韵似乎就是那个喜欢开车的“84号”——“几年前,我们有幸乘坐了幼韵阿姨的车。”...有一段时间,她就像是INDY500比赛中的一个疯狂的赛车手。为了避开原本支撑第三大道高架铁路线的钢柱,车被刮了好几次。但有云阿姨把我们安全送到了目的地,大家却紧张得大汗淋漓。”

严幼韵坚持说自己是个好司机。那时,她开着一辆漂亮的奥斯莫·比尔到处跑——早上去上班,然后参加午餐和鸡尾酒会。“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手提包放在后备箱里,到了目的地还在上面,证明我开车有多小心。”

严幼韵1959年从联合国退休。同年,她嫁给了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官,严幼韵很小就认识他。在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读书时,严幼韵的朋友圈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有过交集。1932年新婚并陪同杨光浩去巴黎时,她被正式介绍给刚刚被任命为法国部长的顾维钧。据她的女儿说,“顾先生是他父亲以前的老板,他当时的地位也很高。我父亲之前也写信给他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全家来到美国,也是顾先生的帮助。”

根据的回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在与活泼的颜氏家族长期相处后,“严肃的顾”也“蜕变”了。例如,他会像个孩子一样享受生日聚会。比如,他忍不住“童心未泯”。72岁时,拉颜友云和孩子们一起滑雪。在杨的印象中,叔叔很高兴成功骗过了一群拦路劫匪。

愿意被“改造”是因为顾维钧和严幼韵之间深厚的感情。顾维钧给心爱的妻子写了一首诗:“每天晚上都要深深地想着爱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没有封印。千方百计解决不了,千里谈一个议程。”在严幼韵的书桌上,有一对玻璃小猪,上面的纸条是顾维钧写的,贴在上面:“W赞赏J”。在管家小女儿Lisa的记忆里,“我公公有一次出去太久了,回来的时候婆婆很生气,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原来他沿着第五大道去了蒂芙尼,给奶奶买了一件漂亮的蜜蜂首饰。”

晚年,严幼韵把照顾顾维钧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她知道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所以她必须每天早上3点起床,为他煮牛奶,放在保温杯里,床头贴着“别忘了喝牛奶”的纸条。顾维钧能在17年间完成13卷600万字的口述历史《顾维钧回忆录》,与严幼韵的悉心照料密不可分。

1985年11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顾维钧问严幼韵:“这个星期有什么活动?”洗澡后,她去世了,享年98岁。

如今,严幼韵仍然住在她和顾维钧曾经在纽约住过的公寓里。2003年,98岁的她被诊断为结直肠癌。手术后五天,她回家休养。几个月后,她穿上白色刺绣旗袍,穿上金色高跟鞋,化浓妆,在98岁生日派对上与给她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共舞。按照杨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母亲风格,“从不计较过去”。

杨雪兰说,“事情本可以更糟”,这是我母亲常说的话。比如严幼韵和杨光浩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所有值钱的饰品都被小偷抢走了空,但她说自己只丢了随身物品,其他重要的东西都毫发无损——生命、健康、家庭。

杨雪兰还记得,她妈妈老了以后一直想保住牙齿,不戴假牙。结果她从医院检查回来,到家时出租车出了事故,把老人的牙打掉了。女儿们都很沮丧,但严幼韵反过来安慰:“我很幸运,你知道出租车本可以发生更严重的事故。”

现在,严幼韵在传记前言中所写的“每天都是好日子”这句话,已经不是单纯地与优越的物质条件有关了。所有的“好”都来自于她的豁达。就像她前言中总结的长寿秘诀:不运动,不吃补药,爱胖,不沉湎于过去,永远向前看。在配图中,109岁生日派对上的严幼韵身穿搭配的旗袍,戴着精致的耳环,涂着红指甲,手里拿着一杯酒。看来她没有被百年锤炼所伤,依旧是那个惊世骇俗的“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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