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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源 北大红楼: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

导语:红砖墙红窗棂。在北大,这座南北朝向的北洋风格建筑,外部特征明显,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它承载着红色的历史云朵。红楼,老北大的代名词,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红楼外的五四大街车水马龙。这座百年老建筑静静地矗立在喧闹繁华的街道上,就

红砖墙红窗棂。在北大,这座南北朝向的北洋风格建筑,外部特征明显,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它承载着红色的历史云朵。

红楼,老北大的代名词,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红楼外的五四大街车水马龙。这座百年老建筑静静地矗立在喧闹繁华的街道上,就像一个老人在讲古老的故事。

红楼成了五四运动的总部

著名的红楼起源于五四运动。

1918年12月3日,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老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步学生在红楼一楼东北角李大钊办公室旁的活动室里组织了一个“新潮社”,成为一个友好的新青年军。参与的进步学生包括傅斯年和罗嘉伦。新潮社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地址位于红楼一楼。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了所谓的“和平会议”。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在华军队、废除“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3日,巴黎和会传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人们怒不可遏。当晚北大学生与各大学代表齐聚北大法律厅,决定将原定5月7日国耻日的示威活动提前至4日。现场介绍了20名北大学生成员召集。新潮社的罗嘉伦就是其中之一。

5月3日深夜,罗嘉伦带领新潮社成员紧张地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学生们连夜用书法书写了3000多条标语,并为游行单独准备了锡喇叭和水壶。

5月4日上午10点,罗嘉伦从市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位于红楼一楼的新潮社。他的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体育缺一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中的学生推北大选秀,北大学生推罗嘉伦写作。时间紧迫,我们不能拒绝。罗嘉伦站起来,靠在一张长桌前,写下了《北京各学术圈的通知》。

上午11点左右,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在红楼后面的操场上,排起了长队。这时,教育部派出了一名工作人员和几名宪兵,建议他们不要参加游行。经过长时间的理论讨论,学生们从后门走出红楼所在的院子,沿着北赤子街浩浩荡荡地走向天安门广场。然而,由于一些延误,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其他学校的学生已经先到达。

当天下午1点,当3000多名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时,“北京所有学术界”的传单已经广泛散发给公众。因为《通知》中平实的文字和真诚的话语,激起了人们心中长期压抑的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并迅速蔓延开来。

运动爆发后,大批爱国学生被捕,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准备大巴车,前往警务室迎接落网刑满释放学生。10点左右,他们一起到达北京大学,然后回到我们学校。蔡元培和北大全体师生聚集在红楼外,欢迎被捕学生返校。当老师和学生看到被捕的学生时,双方都很兴奋。有记者这样记录了这一幕:“第一次见面,我自然难以形容,尤其是无休止地喜欢的时候,我会牵着手,所有人都热泪盈眶,感觉激情四射,安静极了。”

“李”红楼聚会建党

1919年6月,与李大钊一起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暂时停刊,但北京编辑部依然存在。

红色思潮的传播和社会主义理论信徒的聚集,使进一步建立革命组织成为可能。1920年初,李大钊和被释放准备返回上海的陈独秀在红楼赴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头活动,筹建革命组织。《新青年》随即迁往上海,并成为中共上海印心团的正式刊物。

1920年3月31日,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邓中夏、高等人在红楼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名为“马克思理论研究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体。蔡元培非常支持研究会的活动,并为推动舆论做出了很大努力。他在红房子里为研究会分配了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包括必要的设备、家具、书架、炉灶等。,并已派侍从值班。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京思来到中国,在红楼见到了李大钊。两人在红楼图书馆馆长办公室交谈后,李大钊会见了罗、。

经李大钊介绍,魏京思要去上海见陈独秀。临行前,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会员在红楼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魏敬思作为第三国际代表出席。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他说,我们只是几颗革命种子,将来要把种子培育好,将来一定会有收获。

在魏敬思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依托,加快了党建工作的步伐,并于8月主持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与张申府、张一起在红楼厅客厅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为建党做准备。

那一年,李大钊每月从个人工资中捐出80银元,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经费。这一年,陈独秀发函问党名是否叫“社会党”,李大钊最后回复:“就叫共产党吧!”

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支部派张、、参加会议,但李大钊没有参加,因为他领导了北大教师讨薪罢课的斗争。

“北漂”毛泽东在红楼激发灵感

1918年6月,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伦理学教师的杨昌济,被蔡元培录用,举家北迁,成为北大教授。几个月后,杨昌济从北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的学生毛泽东法国政府在中国招聘工人的情况,认为这是他在法国工作和学习的好机会。

这次“北漂”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他和蔡和森临时住在鼓楼后豆腐塘胡同9号教师公寓南室大门附近的单间里。杨昌济看到去法国的准备工作还没有进行,就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给他找了一个图书馆助理的职位。就这样,毛泽东走进了北京大学的红楼。

平日里,毛泽东在阅览室里登记了15种以上的中外文新报,并登记了前来阅读的人的姓名。毛泽东在这里的月薪只有8大洋。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曾嘲讽斯诺:“我地位低,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那些来图书馆看报的人的名字,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并不存在。在来读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的名字,比如傅斯年、罗嘉伦,我对他们非常感兴趣。我打算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忙碌的人,没有时间听图书馆助理讲南方方言。”“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但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的话说,我在寻找出路。”毛泽东总结了这段时间对他的熏陶和教育。

在《红楼》中,毛泽东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众多新文化先驱和青年知识精英,受到新文化精神的感染,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财富。

很快,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籍研究员将从北京赴上海,乘船前往法国。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毛泽东,决定放弃在北大的工作和学习,先送走这些热血青年,再回到湖南,在那里可以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

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回到湖南的立即“投身政治”,组织湖南学生会,创办《湘江评论》,与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展开公开斗争。

今年冬天,毛泽东带领湖南各界请愿团北上御寒。从此,在中国革命和解放的道路上,他一路走来,勇往直前...

后来,拿起笔的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党代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最后,他拿起枪,逐渐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新政权。当毛泽东在1949年第三次来到北京时,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热血青年,而是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站在离红楼几英里远的天安门门,毛泽东用象征性的湖南口音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红楼,红色中国的起点。今天,红楼无言以对。虽然还没有完全画完,但它的红色依然如故,就像一支火炬,高举着“永恒的风景”。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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