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正在复原的历史

近日，抗战研究专家公布了重庆爆炸案2660名受害者的第一份名单。这些名字的背后是痛苦的，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作者:邱洋

死亡名单

“利尔:这里每天都有警报，家里的车辆乱堆乱放，导致收入减少。剩下的还有你妈妈和妹妹生病了，很难养活他们。我们给您寄去一张30元的16699号邮政汇票。要节俭，减少浮动费用。将来，当你加入社会，你会知道温饱的困难。这很尴尬。”

这封随汇款单寄出的短信，于1940年5月30日抵达重庆市沙溪区四川教育学院，但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远离家乡四川的资中之父林仲琦，当时大概不知道社会教育系四年级22岁的儿子林祖烈在前一天的“5·29”爆炸案中遇难。

1939年8月22日，重庆南郊被日军轰炸，烟雾弥漫，于是普通百姓乘渡船逃离。

西南大学教授潘勋被国民政府文件《高校函电报告日军轰炸损失》中记载的故事深深打动。这只是他和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研究中心确认遇难的2660名同胞之一。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历史专业毕业，却不知道重庆长期发生大轰炸。”潘迅告诉本报记者，“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重庆CPPCC组织编写了《重庆抗战丛书》。我们学院的唐守荣老师负责抗战时期的一次重庆保卫战空，我也参与了一章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潘迅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的历史。

历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原始档案。"当时收集信息非常困难。"潘迅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在土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重庆档案馆。“当时，获取信息的成本非常惊人。拿一份旧报纸和一本旧杂志要收使用费。如果你想复制它，它会更贵。打印一页A4纸大小的信息，复印费和各种保护费加起来一共8元。”当时，潘迅的月薪只有几十元。“我该怎么办？我只能逐字逐句地用手抄。”

除了成本高，更麻烦的是文件管理的局限性。“当时重庆市国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市档案馆卫卫司令部的档案没有对外开放，想看就看。”潘勋说，直到2007年，他得益于“抗战时期重庆轰炸及其问题研究”、“重庆抗战损失调查”、“重庆轰炸历史资源保护利用研究”等几个重要研究项目，才有机会查阅这些未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资料。

1940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后，重庆一家人赶去吃饭。

“全国抗战救灾委员会专门设计了伤亡登记表，形成了统一的报告程序。”潘迅拿着一份调查问卷向本刊解释，“比如，这份《重庆市警察厅四分局观音岩分局180防空山洞伤亡人员家属调查问卷》详细列出了伤亡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伤或死、住址、幸存者和邻里关系。”这样的原始档案是最有力、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除重庆市警察局外，重庆市保护总队和应急救援委员会作为轰炸期间的专项救援组织，也将对遇难同胞进行调查登记。他们的登记表还将注明发放养老金和福利的具体情况。”潘勋说，这些档案是在当时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准确。

但是不同部门的统计时间不同，可能会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比如重庆防务空司令部的伤亡统计是在轰炸后一两天内完成的。如果是伤亡人数少的轰炸，没问题，但如果有“5·3”“5·4”这样的大规模轰炸，短时间内完全不可能统计出来。此外，许多重伤者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死亡。”在调研中，潘勋发现重庆警备区总部的统计数据普遍多于重庆防务空总部。“这是因为驻防指挥部事后清点，而防御空指挥部马上清点，但现在留下的驻防指挥部档案很少。”。

“除了人口伤亡档案，还有财产损失档案、轰炸和反轰炸档案等。，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别进行整理，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潘迅说，很多房产档案甚至详细到可以记录一笔一张纸的丢失。

“当时重庆是战时首都，档案保存完好。主要材料来自重庆档案馆，当时重庆警察局和保护总队的资料就保存在这里。此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地区档案馆和台湾省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了数万份关于重庆爆炸案的原始档案。由于时间长，时局动荡，海外散落的档案还很多，要完整、系统地收集整理非常困难。”潘迅和他的研究伙伴们收集和梳理了这些泛黄了近20年的旧档案，然后形成了一份沉重的受害者名单。

郭江实，女，34岁，抚顺人，住址米廷子26号，遗属:傅，郭德云

郭光福，男，3岁，抚顺人，住址米亭子26号，幸存者:父亲，郭德云

郭光贵，男，1岁，抚顺人，住址米廷子26号，生还者:父亲，郭德云

……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徐光绪直接参与了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家庭只剩下一个人。一些人甚至在爆炸中丧生。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年纪小的甚至还有未出生的胎儿。”徐光绪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五·三”、“五·四”爆炸案。“平时的轰炸文件都是两三页，这两天的轰炸文件和档案特别长，几十页甚至上百页，非常震撼。”面对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死亡名单，徐光绪常常晚上睡不好觉，甚至频频梦到轰炸现场。

篝火晚会

“5月3日和5月4日的爆炸造成4572名公民死亡，3637人受伤。市区十多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道和房屋起火。熊熊大火燃烧了近三天才被扑灭。”在徐光绪眼里，每个受害者的名字背后都意味着一个悲惨的场景。“除了遇难者名单之外，经历过爆炸的人的口述和记忆材料，让这次爆炸现场恢复得更加有形。”潘勋、徐光绪和整个团队收集了200多名目击爆炸案的目击者证词。

“1939年5月3日中午，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雾霭之中，透露着初夏的明媚阳光。街道上挤满了行人，为了生计而奔跑的人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感到危险正在逼近。突然，街上响起了反的警报声，紧急警报声忽长忽短，划破长空空”胡阿祥在多年后的口头讲话中回忆了“5·3”爆炸日的场景。他16岁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城上半区的神仙口街41号。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兄弟靠做小生意生活。

1939年9月28日，空日军进攻重庆空士兵和战士组成。

“警报响起后，我妈妈担心她会呆在家里没有人照顾。”何胡阿祥多次抱怨，他别无选择，只能强行拽着母亲的手，和弟弟一起躲进附近的古仙洞。当时重庆挖的反空洞很少，附近几十个邻居躲在古洞里。山洞又黑又窄，只能容纳二三十人。一盏煤油灯挂在洞顶中央。

从长江南岸的天幕顶端传来飞机的隆隆声，27架飞机瞬间空飞向山城，在更低的高度投下炸弹。第一波炸弹过后，下城新丰街的房屋被炸成碎片。何胡阿祥站在古仙洞入口处的石阶上，目睹了整个过程。第二颗炸弹来的时候，贺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颗炸弹就在洞口附近爆炸了。“我只觉得眼花缭乱，震耳欲聋，人都快晕倒了。洞里充满了炸弹爆炸后冒出的硫磺烟雾，洞里的人咳嗽得很快。”

最后，当日本飞机飞走时，城市上半部分的塔上升起了绿色的灯笼，表明警报已经解除。胡阿祥和他的母亲和哥哥一起爬出山洞，眼前一片凄凉。“神仙口街数百栋房屋几乎被完全摧毁，夷为平地。在那堆木头和瓦砾下，在破墙之下，压着没有躲进反洞的邻居，有的手脚骨折，有的早已咽下了气，哭啊哭。太可怕了。”

高是1941年6月5日隧道窒息惨案的目击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晚上，市区白天被疏散的人陆续回家，以为可以安全过夜。突然，空周围响起了警报声，我跟着市民们从衣服街入口进入大隧道。后来才知道只有5架敌机逼近空，盘旋扫射空，在市区和南岸地区投下少量炸弹，一小时后返回。然后几架敌机飞来，轮流射击和轰炸。这种情况连续发生了三次，直到晚上11点才解除警报。”

“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交场口中兴路口报警信号站上的红灯笼坏了，所以有人用煤气灯罩红布代替空攻击信号。这让在大隧道入口处避难的市民产生了误解，以为敌机要投毒气弹。突然，所有人都围在洞里，秩序一片混乱。”高回忆说:“因为人多拥挤，空气不够，里面的人想挤进洞里呼吸新鲜的空气，外面的人想隐藏自己的生命，想尽办法挤进去。几经骚乱，一些人开始晕倒在地上，身后的人被人推在倒下的人身上。人们越来越高，堵住了洞口。”

高被推到山洞里树枝洞穴的角落里，这使他无法动弹。他急中生智，双手搭在别人肩膀上使劲爬，终于站到了山洞的石凳上。他的上半身漂浮在拥挤的头部，但他被腰部和腹部的十几个牙印咬了。高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里，直到他取出尸体后才发现左下肢被一个死人紧紧抓住，左脚也因为时间长而最终残废。

第二天下午3时许，高被救出。躺在担架上，他目睹了周围受害者的悲惨境遇。“有的家庭被杀，孤儿无人照顾，有的婴儿死在母亲怀里，有的夫妻死了，另一个疯了，有的孕妇被踩死，赤身裸体，长发蓬松，他们的风景太可怕了。”高说，洞内遇难者抬出后，先用细棺材码放在各种好的厅堂里，再用粗竹席包扎。“但因为尸体太多，剩下的要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再用50艘船运到黑石子地区安葬。整整花了五天。”

迷雾在乱世

受害者的故事和轰炸现场的素描就像一滴水，反映了重庆作为当时战时首都的命运。

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大约始于1938年。“1939年以前，日军采取小编队的重点进攻，主要针对机场、国民政府所在地、军政机关，后来扩大到文化区和闹市区。”潘蔚告诉本刊，“由于当时重庆的建筑以竹木结构为主，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但日军同时进行轰炸和投放燃烧弹。许多人在火灾中丧生。”

在漫长的轰炸时期中，以1939年至1941年的连续狂轰滥炸最为严重。“日军于1940年开始地毯式轰炸重庆。每次有100多架甚至200多架飞机，他们就沿着城市的上半部和下半部进行轰炸。”1941年，日军再次改变战略。“每次都有很少的飞机，甚至只有几架，在轰炸后离开城市。但在警报解除之前，第二批飞机又来了。当警报解除前第二批离开时，第三批又来了。即使过了96小时，警报也没有解除。”

“重庆当局的主动防御空力量非常薄弱，特别是1940年日军Zero战斗机投入战斗后，中国空军队受到重创。“仅在璧山空战争中，日军就击落了27架中国空战斗机，但无一受损。在失去控制权的情况下空，国家政府特别重视消极预防空”首先是疏散。重庆周边80公里至100公里区域划定为疏散区域，包括沙坪坝、北碚、江津。成立疏散委员会，制定疏散条例，分几批，疏散到哪里，如何安置。有详细的计划。“潘勋说，抗战前重庆人口不到40万，战争时期猛增到60万到70万。”然而，在“5·3”和“5·4”爆炸后的几天内，25万人被疏散。".

要经营重庆，有些人还是需要留在城市，“比如水电供应商、城市地区的日常运营商、政府办公人员。留在城里的只能钻到地下。”。一时之间，整个重庆到处都在挖坑空。当时报纸评论曾嘲讽说家家户户都在修空护城河，砖石成了救星，可惜“缺货”。根据重庆防务空总部发布的信息:“重庆公防空隧道和私防空隧道预计容纳人数超过24万人，正在积极扩建。据估计，到1941年春天，容量将增加11万多人，总容量为35万人。”

“政府还印制了许多非常实用的小册子，宣传预防的要点空。例如，应在地下室或反壕沟准备斧头、锯子和电杆，以便在出口被破坏后，可以挖掘通道，窗户必须用泥或沙袋封闭。”甚至对储水和沙袋的数量也有详细的规定:“每个家庭至少要储存5车水，包括便携式灭火器、水桶、橡胶软管和沙袋。燃烧弹落下时，要用沙子迅速扑灭。”

在随后的几年里，“跑报警”成为重庆市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在《蒋碧薇回忆录》中，对躲避警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敌机每两小时分批出击，警报一整天整夜都无法解除。我们藏在/我们经常日夜不吃不喝，坚持不到天黑。我们冒险回家吃点凉的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将不得不避开小防御/k0/壕沟。每次报警回来，我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子在摇晃，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石灰泥块在掉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上覆盖着厚厚的灰。

1938年2月23日《国家公报》第三版的一篇评论，详细描述了“跑警报”“黄昏归来”的重庆人的生活方式。“一大早，汽车、轿子和洋车流出市区非常拥挤。黄昏时，再忍住。大溪沟一带的居民，为了防止空被撞跑，早上很多人雇了轿子在家等，只等警笛一响，就可以抬脚跑了。”

重庆的风景随着空的攻击而改变了形状，留下了许多遗迹。“城市的公共设施被炸毁了。如果有必要，建造一个简单的夹层墙。机构、银行、公司和商店的营业时间也从上午7时改为上午10时，下午4时改为晚上10时。”徐光绪说:“过去热闹的赌场，因为十个长期顾客有九个都疏散到郊区了，门口总是把影剧院和电影院冷落在一边，车马稀少。”虽然很难生存，但日军的轰炸并没有打破人们的战斗精神。“今天这里被炸了。只要没有被烧毁，比如百货公司、餐馆甚至是火锅店，第二天就会挂一个‘正常营业’的牌子。”徐光绪说，轰炸后，因为电力系统受损，城市经常一片漆黑。很多人把煤油灯放在自家门前，方便路人和救援队通行。“这在当时叫‘太平灯’。”。

南安慈云寺的主持人和僧人自发组织了一支救援队，这是当时著名的宗教救援会。“在城里上班的人很多，有搬运工、茶叶帮工、运输帮工，他们也自发参与各种救援。当时，一支英勇的消防队在救援中非常有效。国民政府奖励每人30元，但他们后来把一半的钱还给政府。”

“重庆是一座雾都。一般来说，当秋天过后的雾季到来时，日本人是不会轰炸的。重庆文化界设立了雾季艺术节，演话剧、演电影、唱歌跳舞，宣传全国抗战，筹集资金捐助前线。”《蒋碧薇回忆录》中说: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有人幽默地提出了“见机行事，把自己埋在地下”的口号，被广泛传播，每个人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明朗和日军的败退，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44年底。“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200多次，出动飞机数万架，造成23659人死亡，31072人受伤。伤亡总数为54731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潘迅看来，这段历史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