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钱穆讲述的中国经济史
千字古钱穆先生是写《不止一个》的学者。几年前，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港台阅览室里，我看到了台湾省经济学会出版的《钱斌司先生全集》。有54卷，80多种描述，陈列在一个大书架上。如果叠起来，它的高度可能是两个人的高度，真的不止是相等。
《中国经济史》，钱穆讲授，叶龙记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39 .80元。
作者:王绍北，深圳媒体人
钱穆先生是写《不止一个》的学者。几年前，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港台阅览室里，我看到了台湾省经济学会出版的《钱斌司先生全集》。有54卷，80多种描述，陈列在一个大书架上。如果叠起来，它的高度可能是两个人的高度，真的不止是相等。然而，它是一部如此庞大的全集，其中仍有疏漏，即经济史上没有专门的描述。1954年至1955年，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根据讲座记录，钱先生的弟子叶龙先生编著了《中国经济史》一书，今天在内地首次介绍出版，弥补了钱先生提到的一个疏漏，让我们一窥钱穆经济史研究的全貌。
钱穆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主要不是得益于《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而是得益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史名家》等脍炙人口的“著作”。这些书大多是根据钱先生的讲学稿和记录写成的。这些书深入人心，主要是因为钱先生的讲课通俗易懂，条理清晰。另一方面，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家之所以读者少，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写通俗的历史叙事，著述远不如钱穆。但相对来说，《陈二》全集几乎都是“干货”，水分很少，而钱穆先生的通俗历史叙事却有很多水分，常常让人觉得相同的观点在不同的书中反复出现，出现的多了就会让人犯了当我开始读《中国经济史》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担忧，但好在这本书更注重对中国历代经济事实的陈述，偶尔也会在短时间内做出评论。经济史在历史上相当枯燥。钱先生通过收集大量的史料，理清了经济史发展的脉络，并结合一些传奇故事，使这本书更加生动。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研究法》的“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主张:“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或者说经济史，只能在文化传统的统一中进行研究。要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经济史，从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研究经济思想，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研究经济制度。.....在这三者之上，还有作为领导者的最高人文思想。”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钱穆是如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贯彻这一原则的。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晁错、贾谊、董仲舒为代表，可以代表正统儒学。这是一个有控制的计划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人道主义和文化经济思想。二是司马迁自由个人主义的极端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钱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历代以来都是轮流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钱穆先生似乎更倾向于认同以前的经济思想，认为儒家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可以称之为“轨迹主义”。轨迹是轨迹，物是标准，具有礼仪和音乐教育的意义。董仲舒主张经济生活要有具体的标准和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于一定的水平，否则生活会造成不道德和傲慢；不能低于某个标准，否则无法生存。这种思想也与孟子有关，孟子主张仁政必须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对比汉唐时期的经济制度，他发现“汉朝的经济政策是不允许人民过富，重视征收商业税，控制资本，分田分民，土地权利不均，无视你有多穷，就像苏联共产主义一样；唐朝不收营业税，允许百姓富裕，不允许太穷。大家分了地，平均了地权，却没有像美国资本主义那样控制资本。”这种比较是否恰当值得商榷，但其视角相当独特，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的经济背景。
钱穆先生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可以起到与西方民主制度同等作用的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的特点是选拔地方人才参与中央政治，这表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专制制度。从《政治学的私人话语》一书来看，钱穆的政治思想一言以蔽之:“精英政治”和“德政”。在这本书里，他还能从经济体制上找到中国不专制的依据。他说:“在西方国家，当民主政府没有出现时，王室可以随意使用国库的钱，其缺点是不知道如何分别管理国库和王室的税收。因此，西方必须强制一个民主政府，政府应该设立机构对其进行监督，这样金融才能走上正轨。中国不需要民主政府，有良好的制度。”然而，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智政”最发达的时代，中国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平衡和监督。正如福山所说，中国的国家制度最早出现并成熟，但一直没能解决一个“坏皇帝”的问题。
钱穆教授的《中国经济史》最大的缺陷是“头重脚轻”。宋代以前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全面，而宋、元、明、清时期只有几页纸。特别是宋代的经济只谈了其中的一部分农业内容，而对宋代发达的商业、市民经济和海上贸易则完全忽视。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不得而知我个人猜测，也许钱穆先生对宋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不如汉唐那么熟悉。曾有学者认为，按照传统的读史方法，认真研究史料，兼顾断代史和通史的学者，一般大半辈子都在读宋代以前的史料。此时，不可能研究宋代以后的历史。另一方面，与钱穆的历史观有关。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兴衰的转折点是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走了下坡路，所以钱先生对宋元明清的评价普遍偏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时期，并得到高度评价，这一点在今天许多研究宋史的著作中得到了印证，但当代钱穆先生似乎并不认同。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较低，对宋代政治制度存在一些误解和误读。当然，这些局限对于钱穆先生来说只是白碧的小瑕疵，不足以掩盖他在国史领域的成就。中国经济史似乎是一个缺乏经典著作的学术领域。相比较而言，侯家驹先生撰写的《中国经济史》在通俗性上不如钱穆先生的著作，但在系统性和经济分析上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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