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深吉 徐深吉将军 因无意说出“牛顿”二字 开国中将徐深吉差点招致大祸

徐深吉中将是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区徐家河村人，17岁参加黄麻起义，20岁参加红军，历经战火硝烟的锤炼，沙场百战，成为了英勇善战的骁将。

将军的女儿徐小溪于2013年作有《怀念我的父亲徐深吉》一文，文中提到一个细节：“离休后的父亲，虽然保持军人的作息生活习惯，但更多时候看起来像文人、学者。他出身贫寒，没上过几天学，但他聪明好学，红军时期他跟着徐向前、陈昌浩学文化，识字、撰文、学测绘军事地图，有一次同张国焘聊天，说：这个牛顿不简单，创造了三大定律。话没说完，被张国焘强了一句：好你个徐深吉，你还知道牛顿？在一旁的徐向前忙接过话，说：他一个放牛娃，懂什么！父亲也连忙解释：我是从地图册上学识字看到牛顿的。这才转移了张国焘的注意力。父亲吓出一身冷汗，那么多被张国焘杀害的所谓‘改组派’都是有点文化的人哪。”

也就是说，因为不经意说出了“牛顿”二字，这位徐深吉差点招致杀身之祸。

为什么这么严重？

这得说说张国焘的野心和歹毒。

原本，苏区鄂豫皖红军只是一只300多人的游击队。在游击队队长吴光浩牺牲、时局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来接管了这支队伍，他凭借着超常的战略目光、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少打多、频繁袭扰、积小胜为大胜，终于使这支队伍壮大了起来。

随后，许继慎和曾中生也先后来到来，红军发展到2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得到了空前发展，革命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随着张国焘的到来，情形悄然发生了变化。

1931年4月，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由顾顺章派人经武汉秘密护送至大别山苏区——值得一提的是，顾顺章此后没几天就被捕叛变了，这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着张国焘与他的殊途同归。

实际上，张国焘早期就有过变节行为了，他曾在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人时被捕，供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不过，这事当时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解放后，人们才从敌伪档案里知道这一劣迹。

张国焘这一生，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这副对联对张国焘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论，说他在建党、搞工人运动、建立苏区等方面都有过一些功劳，但微功难补大过，他对中国革命的严重损害远超过他的那点微末功劳。

张国焘初来乍到，就大搞阴谋，改组苏区保卫局，强令曾中生率军攻打商南的强敌顾敬之，利用红军的失利狠整曾中生、许继慎等人。随后借口曾中生拒攻安庆，撤掉了曾中生军政委的职务，从曾中生手中夺走了军政大权，展开大肃反，大开杀戒，整顿军队。

“肃反”运动中到底冤杀了多少无辜的红军将士和群众，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

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

徐向前也在《历史的回顾》的中说，“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便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这一点，张国焘自己并不否认，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明解提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

张国焘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有两个荒唐的发明，即“减三加三”和“四个必然”。

张国焘公开宣称：“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是为“减三加三”。

为了展示自己的正确，张国焘谎称说列宁讲过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

实际上，列宁根本就没讲过这样的话。

列宁反倒是讲过一个要突出知识分子作用的话，即：“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至于“四个必然”，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的战将黎时中由于参加红军前曾在四川宣汉县政府当过学监，张国焘便据此认定黎时中是反革命，说：“你混进红军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哪个不是地主富农的崽子？地富哪个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黎时中因此惨遭杀害。（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撰文《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

时任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差点被杀事件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徐深吉不过随口插了一句牛顿三大定律，张国焘就瞪圆了眼睛认定徐深吉是知识分子，说：“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你是大知识分子，知道牛顿。”徐深吉听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吓得好几天睡不好觉。如果不是徐向前一句“他也就一个放牛娃”，只怕厄运难逃。

团长秦基伟的遭遇和徐深吉相似。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因为字写得还可以，张国焘就磨刀霍霍，说：“这个秦基伟平日说话就一套套的，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是知识分子。”于是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就撤了秦基伟的团长职务。秦基伟摸着脑袋心有余悸地对徐深吉说：“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徐深吉也后怕地对秦基伟说：“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在张国焘看来，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后来也回忆说，张国焘“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川陕苏区时，他不采纳我提的许多建议，他搞“肃反”时我险些遭他毒手。（王维舟《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张国焘大肆杀害知识分子，许继慎、周维炯、旷继勋、曾中生等许多有远略、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就死在了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中。

与钱壮飞、李克农并称“龙潭三杰”的胡底也被张国焘杀害；而廖承志则堪堪躲过一劫。

张国焘还把屠刀伸向了徐向前。

1932年6月底，蒋介石集结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徐向前在前方指挥战斗，张国焘却在后方大搞“肃反”运动。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因不肯指认丈夫是“改组派”，就被张国焘残杀了。只不过，随着前方战事紧急，红四方面军越来越离不开徐向前，张国焘这才悻悻收手。

朱德是这样评价张国焘的，朱德说：“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杀掉了，或者被赶走了。”（引自《朱德传》352页）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败。张国焘的骄横自大搞得天怒人怨，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