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土里土气”有特色

盛产山药蛋的山西，曾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在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文坛享有盛誉。这种流派的名字充满了土香，看起来就像山药鸡蛋一样傻，可爱，耐嚼。一开始冠名的人取笑这个创作群体，觉得他们的作品“土里土气，不知好歹”。而正是这种“土里土气”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给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李、马、胡、孙等一批具有地域渊源的山西创作者一个自圆其说的机会。正如高捷在《山妖蛋派作品序》中所说:“山西作家群是否被称为‘山妖蛋派’并不重要，无论它是幽默的还是略带轻蔑的，它确实更准确、生动、幽默地概括了这个学派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们以整齐的阵容和鲜明的风格，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坛的视野，并一时成名，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深刻的文学标志。

一个

追根溯源，“山妖蛋派”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艰苦奋斗，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的婚姻》，可谓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成果，在山西本土创作的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赵树理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村事务，了解农民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他接受了鲁迅倡导的大众化理论，立志成为“街头文学家”，并为此而努力。不幸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丢在了海里。但他的《小二黑嫁》一出，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引起了社会的震动。只有太行边区连续印了4万册，小二黑、小琴、三仙姑、二诸葛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具有历史原型的悲剧故事被赵树理改编成一部青年男女反抗封建恶霸、争取婚姻自由的喜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迎合了时代对文学大众化的热切呼唤。赵树理的创作特色无疑与新的文艺路线相对应，即以通俗的艺术形式展示自己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斗争的新胜利。赵树理似乎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以前难以解决的文学大众化难题”，为新文学树立了“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他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被誉为写农民的“笔杆子”。从此，赵树理致力于为农民创作，写下了一批具有浓郁山西乡土气息的作品。

没有巧合。当时，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容、、孙乾、等“文艺界五位战友”也在山西。他们紧密配合革命的需要，在文学创作上与赵树理相吻合，创作了许多以山西农村为题材、适合群众口味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作家一度星散，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陆续回到山西，始终沿着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如《三里湾》、《锻炼》、《忍不住的手》、《潘永福，一个实干家》、《三年早知》、《我的第一上级》(1958年第11期文艺报出版《山西文艺》特刊，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介绍。正如马风在谈到“山医蛋派”时所说，“从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上与社会和生活的观点相同。从文艺角度看，都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说到具体创作，我们都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农民和农村干部，我一直希望有文化的人能看懂自己的作品，没文化的人能看懂。自然，要考虑中国农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教育水平等问题。赵树理是创作实践最好的。他的作品不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很久以前，我们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他们以赵树理为领袖，走在毛泽东讲话指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创作着人们喜欢观看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作品。

二

植根于乡村写作是“山妖蛋派”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忠于生活的现实，坚定不移地从生活出发去创造。正如马风所说，“主要是深入工农兵生活，从革命的现实生活中创造”。他们坚持深入生活，观察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扎根农村。他们不限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是致力于书写时代的“大”生活，革命的“真”生活，斗争的“热”生活，绝大多数人的“活”生活。赵树理的《小黑婚》、《李佑才半华》、《李家庄的变化》被周扬誉为“农村巨变的三幅庄严而精彩的图画”。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总是简单、厚重、真实。他曾经说过，“我把那些东西真诚地写成革命工作”，“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解决不了但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往往成为要写的主题”。只有这种“在我的作品中找到的主题”，才能“轻易引出指导现实的意义”。

“文艺界五同志”从小参加革命工作，“投身革命，同群众有同感，和睦相处”。他们顺应革命的需要，追随文学，但他们的笔法却深深植根于革命的土壤和群众的心中。在他们看来。“当作家和当工人、农民、军人一样，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作家的写作“绝不是自己的私事，绝不是从自己出发，绝不是无目的的追随，绝不是为了艺术而表演艺术”，而是“以革命为己任，以民族为源，以群众为母”。赵树理在革命化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民族化、大众化。他曾经说过:“既然中国大多数人都喜欢吃面条、米饭和馒头，我们就不用强迫他在面包上抹黄油。再说了，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不一样。物质的食物，不管这个那个，勉强能凑合，精神的食物不好处理。如果你给他一本小说，上面写着一些风和月亮，而且很奇怪，很难理解，他不会读...我们搞艺术创作，要想很好地为群众服务，就必须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相一致。”孙乾甚至强调，在生活的洪流中，在革命斗争中，在生产建设中，在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事件中，作家必须“处于游戏的中间，思考农民的想法，焦虑农民的愿望”，这样“时间长了，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人，你就不能不写了”。虽然“山妖蛋派”的其他作家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探索，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与生活和群众的和谐关系，与生活“融为一体”，与群众长期“共事”，与农民交谈。而且他们一直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根据地”——赵树理以昌邑、晋城、沁水县为中心；马风以汾阳、孝义为中心；西樵以运城、永济为中心；孙乾以榆次、太谷、祁县为中心；李殊以忻州和原平为中心。

对现实生活的挖掘越深入，对地域文化特征的把握就越准确，作品的影响力就越大。这一批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熏陶的“山妖蛋派”作家，在艺术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倾向和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使得其他作家仍在奋力探索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宠儿和先行者。从自己的行动到文学创作实践，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解放区文艺大众化的要求，指引了当时文艺道路的方向。此外，“山妖蛋派”的作品并不注重场景的描写和心灵的雕刻。他们总是擅长完整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生动，文字简单。正如老舍所说，“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几乎都是文字简洁明了的作品”，“山妖蛋派”就是用这种语言，轻松简洁，用诙谐的民间叙事语言，生动有趣地讲述故事，突出人物。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色标兵”，遭到残酷迫害和批判，最终被折磨致死，于1970年9月23日逝世。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生涯逐渐步入正轨。“山妖蛋派”创始人赵树理虽已不在人世，“山妖蛋派”的五位大将Xi、容、、、、孙乾等仍是老派，开创了“山妖蛋派”的新作品。马风和孙乾的《我们的老兵》在文学界和电影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世纪80年代末，马风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直到1994年他才因身体原因回到山西。当时，容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创作了《春牛之母》《耿劳模》《赵庄水难》《难忘的一幕》《去新岗位前》《招待所的日子》等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雨后》和《微风》，李书伟的散文也获得了丰收。孙乾擅长创作电影和文学剧本，在《泪》之后，他与老塔当·马风合作创作了《山村大鼓》、《几场暴风雪与春天》、《黄土坡的妇女与姐妹》等电影和文学剧本，其中大部分被搬上了银幕。时任陕西省作协党委书记的胡铮也发表过小说和散文。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李、马、胡、孙”五位蛋派元老“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90年代，几位作家相继去世。直到2011年1月17日，小说《粉水刘畅》的作者胡铮也去世了。至此，“山妖蛋派”似乎真正退出了历史的帷幕。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山妖蛋派”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山妖蛋派”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学流派，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繁荣甚至代表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它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