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展览 假展览 与那些迷恋在艺术展上打卡的人

假展览，还有那些痴迷于艺术展览打卡的人。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10月的最后几天，艺术界发生了一个神奇的大新闻: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和村上隆的联展正在上海、长沙等城市展出，但却传出这些展览被艺术家起诉侵权的消息，这是明目张胆的“假展览”。经过几天的发酵，11月1日，艺术家就此事发表了官方声明。草间弥生宣称，最近在中国几个城市举行的一系列“草间弥生和村上隆”展览中，有些展品是赝品，而另一些则是艺术家本人或其财团不“允许”的。

这次海外的版权投诉暂时中止了草间弥生和村上隆的浪潮，这种浪潮近年来在中国愈演愈烈。人们突然发现，曾经在某个商场或某个展会上看到的南瓜、向日葵，并不是艺术家授权的，甚至可能是模仿原作的劣质假货。愤怒的人们集体大声疾呼可耻的盗版。

然而，我们今天不打算讨论盗版。笔者认为，诉讼是关于商业社会中追求利益的方式，但与此相比，我们更想探讨的是: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模仿秀的诞生？回顾消费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消费日益从使用价值消费转向符号价值消费，当代艺术中的许多作品为符号消费提供了恰到好处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也许艺术家本身并不是关键，而是反映在我们心中的幻想和镜子。

作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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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市场的“共谋”

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文化事件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村上隆意识到，在存在他者的艺术世界里，只有突出自我文化取向，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艺术市场中脱颖而出。他巧妙地观察了西方世界对日本现代社会萌芽世界的定义，构建了一个以二次文化为基调的叙事故事。同时，他的前任草间弥生在欧美铺平了道路，可爱的二次文化瞬间风靡全球。自2003年以来，村上隆的雄心已经向时尚奢侈品进军。安迪·沃霍尔成为时尚偶像50年后，村上隆的向日葵像细胞增殖一样被印在LV袋上。强烈的视觉冲击为以二次元为代表的日本当代艺术赢得了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黄金时代。

村上隆，日本当代著名艺术家，1962年出生于东京。图为巴黎时装周，村上隆身着经典向日葵图案服装。

村上隆的杰作《向日葵》设计了一个与LV合作的包。

在中国，201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渗透日本二次文化的80后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国外艺术市场的投资价值，加上中国新生代的需求，成为盛会开始的关键点。据笔者不完全调查，2011年在京举办的“村上隆草间弥生作品联展”可能是最早的发起者。2014年，上海当代艺术馆推出了来自韩国的个展《我的梦想在草间弥生》。由于之前瓜婆的画风已经上了各种时尚平台，所以展会在空之前就取得了成功，30万人入场，1500万门票收入，让商业经济模式下的中国商人看到了未来的投资方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目共睹。2017年，上海港和恒隆广场举办“鬼才幼稚世界——村上隆藏品共享展”展览，随后天津银河国际购物中心举办“草间弥生X村上隆作品双展”。2018年，武广深广相继上演无版权模仿秀，9月在网络名人新出拳胜地上海罗纳凯德崔静广场举办的“草间弥生×村上隆艺术收藏品双展”成为此次活动的导火索。

草间弥生，日本当代著名艺术家，1929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56年移居纽约，开始前卫艺术创作，现居日本东京。

武汉、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举办“草间弥生×村上隆艺术收藏品双展”，10月底被曝光为未经授权的“假展”，被艺术家起诉。图为长沙展览馆入口。

高密度曝光要引起外界的注意。如果说早期的美术馆展览已经带动了人们敏感而好奇的神经，精明的商人早已捕捉到了背后可能的利益，并及时扩散开来，成为大家效仿的典范。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商场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经营者。虽然很多人对商场的艺术持否定态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也是商业模式的衍生物，我们只是假装用文化模式做生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浮世绘的盛行源于他低俗的出身和不体面的节操，而伦勃朗多彩的自画像则源于当时上流社会对购买有真正保障的画家自画像的推崇。安迪·沃霍尔掀起的设计“艺术”热潮，可能正是因为他发现了不变的人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填满欲望，当一种欲望被填满时，总会有一种全新的、更有趣的欲望被抚平。因为欲望，促成了上述商业行为的成立。

从系统到符号

欲望被肢解成第二维度的“需求”

在黑格尔的《导言》中，科耶夫有一些判断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准。他认为人和动物不同是因为人有欲望，而动物只有需求。欲望是针对他者的存在而产生的，即发生在人际交往中，充满偶然性和可变性。而需求则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可以从根本上进行计算和预测。在现代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各种需要填充的欲望内含物联系在一起的。在以后现代主义为主体的今天，普通大众的情感需求只有通过商场的循环展示才能得到满足。其根源是二次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打卡文化的崇拜效应。

黑格尔导论

作者:亚历山大·科耶夫

译者:蒋志辉

版本: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

这里需要介绍一对概念，数据库模型和数据库动物。日本皇居文化学者广树阿兹马指出，现代社会的“树型模式”正在向后现代社会的“数据库模式”转变，网络是这种转变的催化剂。所谓树型，就是人们可以通过表面的细微故事来理解其深层含义，从而接受其提供的宏大叙事主体。但在后现代社会的数据库模式中，表面的故事逐渐分散成更小的故事，而深层的故事不再提供有意义的大叙事，而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而存在。当人们在数据库中阅读自我表达的小叙事载体时，叙事本身的意义不再重要，而是随着阅读顺序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广树阿兹马认为，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日本宅男的文化转型，数据库模式下的数据库动物不再追求祖先宏大叙事的计划，而是更热衷于收集小块信息。

动物化的后现代主义:宅男如何影响日本社会

作者:广树阿兹马

译者:褚选初

版本:大洪艺术有限公司2012年6月

这个模仿秀诞生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村上隆和草间弥生提供的东西满足了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些需求点。

他们的作品可以反映二维平面世界的偶像崇拜。20世纪60年代，在意识形态崩溃和经济迅速崛起的双重影响下，日本成为战后第二次发展的温暖源泉。当以高达为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宅男在现实世界中转移空虚拟感时，故事消费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消费模式。宏大叙事时代结束，年轻人不知所措。他们本能地从第二世界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发展皇居文化，而本体则沉溺于空现实主义观念的故事。互联网时代兴起后，数据传输方式取代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人们不再需要依靠面对面的倾听和交谈来确立彼此存在的意义。生活如此简单，只有一部手机和一部手机才能完成每个人和外界的交流过程。这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像巨大数据库一样适合我们在信息时代出口的按钮。虚拟的二次文化逐渐取代了真实的人类世界，开始进入公共生活。世界的扁平化，就像降维一样，把人类复杂的运行机制简化为简单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满足。

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系统、大规模的皇居制度，但冷战体制结束以来，在意识形态相对异化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在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时代隔阂和经济增长期带来的全球化效应的双重影响下，本能地投入到新价值观的怀抱中。这种价值观受到了90年代中国所谓的“日本动漫黄金十年”的影响，在八九十年代尤为明显。所以日本宅男在中国走过的漫长的50年之路，短短十年就达到了顶级效果。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虚拟世界中“frame 空”的世界观，却很快踏入了想象世界的包围圈。二次文化并不仅仅指动画文化，在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下，二次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催生了KAWAI文化，即“萌文化”。所有的意义都藏在“可爱”里。可爱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概念，也可以是数据库中定义的符号。当我们调动这个符号时，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符号给我们带来的额外价值。

橙色南瓜，草间弥生最受欢迎的作品。

在这一点上，橘黄色南瓜上恰到好处的黑点，以及总是破旧不堪的太阳花笑脸，迎合了我们躁动的心。因为它们是二次元“孟文化”对现实世界的完美反击。随着意识形态大厦的倒塌，原本支撑我们生活中心的宏大叙事故事被击碎，我们的逻辑思维也从原本单一的叙事主体转变为具有多重角色和视角的后现代主义叙事风格。更开放的定义和标准使我们的视角不再局限于现有的知识框架，二维虚拟人物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体，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当原本宏大的叙事主体被打破时，也撕裂了高雅艺术与低俗文化的界限。我们不再需要去挖掘空去理解隐藏在艺术本身的深奥，我们不仅可以在高雅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殿堂里看到它。当那个橙黄色、亮黑色斑点的南瓜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就像是把梵高的向日葵从神圣的艺术殿堂里拿了出来，给它一个在二级世界闪耀的偶像光环，让它摆在任何角落让人触摸、欣赏、玩耍，我们就和这个TiK ToK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我们是喜欢草间弥生还是草间弥生的南瓜。重要的是这个南瓜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节日狂欢，成为了我们无法抗拒的某种信仰——我们沉迷于二次元带来的超越现实世界的快感。我们认为拥有这个南瓜，哪怕只是一个和假的合影的机会，都预示着我们有可能告别昨天灰暗的自己，转身拥抱多彩的明天。也许重要的不是谁画的，而是画了什么。就像偶像的意义在于，本体是什么并不重要，它的存在只在于每个人内心的想象。

悖论

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被忽悠

在不断的自我重复和倍增中，我们实现了像神话一样的想象隐喻。村上隆的代表作品是布满视线每个角落的永不停息的太阳花，而南瓜和无数重复出现的红点空构成了草间弥生自我意识的叙事窗口。虽然艺术家同时创作了许多其他不同类型的作品，但呈现给我们的永远是这样一个不间断的循环。因为意义本身已经不重要了，这种增殖模式就像数据库中不断增加的数字一样，驱使我们重复获得的或循环的自我，大量增殖的图像围绕着我们的虚荣心，满足着不断上升的空沉迷于这种虚像的虚拟感觉。

游戏现实主义的诞生

作者:广树阿兹马

译者:黄

版本:唐山出版社，2015年9月

在我们这个时代，网络的建立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作为参考，对方的作用正在逐渐消失。网络的便利性使得欲望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需求——对身份的需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活在所有人的身份中，从微信朋友圈到门户媒体。我们精心寻找的身份导致了一个又一个打卡在线名人度假村的诞生。在网络名人里去一个地方，和一个漂亮的人合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典范。当我们在网络名人中挖掘出打卡胜地时，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将在不归路上奋进。在这一点上，南瓜和向日葵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为它们无处不在。他们成了我们远行的动力。举个例子，我们出发到20年前曾经是垃圾岛的一个小岛的海岸尽头，只是为了和海边一个孤独的南瓜合影。举个例子，我们去京都的一个寺庙找另一个南瓜，他假装及时躲起来，但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或者他们成了我们花多余钱的借口，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奢侈品发布会上，看到一个名人的衣服鞋袜上出现了这张充满正能量的笑脸。这和全民学跳海里的草一样的效果。我们想要的只是一个颤音时代的自娱自乐。

信息的泛滥让人忽略了隐喻。我们增殖了大量的本体，在各种出拳行为中奔波，而虚假的快乐其实是与焦虑捆绑在一起的，它印证了动物在我们体内存在的基础。朋友圈的转发也印证了这种出拳行为的时效性，巨大的信息量需要我们去筛选。各大平台和微信官方账号都成了这场比赛的领头羊。他们筛选出读者想看的信息，制造出盛世知识经济的假象，让你产生错误。现代人生活的焦虑希望用更多的知识填满自己苍白的灵魂，习惯用附和别人的想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我们已经成为信息的困兽，我们已经成为满足我们无尽需求的奴隶。

草间弥生上海展览馆x村上隆艺术收藏双展。照片:视觉中国

但是就算你看完这篇文章有收获，对我来说也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打卡文化反映了信息的泛滥，这是我们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但如何判断这种现象取决于每个人。在后现代世界中，各种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趋势，所有文化现象背后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历史框架。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行为模式的建立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暗中引导它形成社会的方向。但理论话语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所以理论上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新世界结构拆解旧世界秩序。不同角度的观点可能互相矛盾，但可能都是振振有词，各奔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我们不试图把东西塞进我们为它们创造的思想框架中时，它才能向我们展示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太在意世界的本来面貌。不同的人在你心里看到不同的东西。做任何你认为幸福的事，即使别人告诉你你被这个世界愚弄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黄；编辑:董慕贞；走路。未经出版商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请转发给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