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水师 甲午战争中的南洋水师：见死不救的晚清第二舰队

1895年2月11日，在日本海军和陆军的联合围攻下，打了一个多月的北洋海军，处于弹药和粮食告罄的境地。期待无济于事的北洋水师提督丁绝望吞鸦片自杀，被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也病逝。令人费解的是，在中日激烈的战斗中，驻扎在上海、实力仅次于北洋海军的南洋海军，在清末被称为“第二舰队”，却止步不前，袖手旁观。

是因为南阳水师官兵怕打仗，还是因为诸侯官员派系纷争？只有了解了南洋海军，才能窥见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变态表现”。

浪费20年

清朝在同一个政府统治的13年间，清帝国高举“师夷长技，自强不息”的大旗，蒙受了难得的耻辱。自上而下被清廷视为小国的日本，竟然敢以13艘船、3600人的兵力，主动进攻中国台湾省岛。但在船只和军队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并没有包围入侵台湾省的日军大队，将其歼灭。取而代之的是，它支付了50万辆银车将其送出该国。原因很简单。负责台湾省防务的沈葆桢得知日本从西方购买了两艘装甲车。这两艘让沈葆桢等人不敢“轻举妄动”的铁甲船，只有水线六寸的龙翔和水线不足四寸的东船。当时他们正在日本修理，因为锅炉损坏了。两艘所谓的铁甲船，让当时25艘规模的大清帝国颜面扫地，让清廷觉得“海防关系急迫，目前当务之急”。但意识到“海防要紧”的清廷，并不打算建立中央统一指挥的海军。而是因为“直隶的大沽、北塘、山海关是北京和都城的门户，这才是最重要的。”江苏省吴淞至江阴地区是长江的门户，长江是次要的。”于是决定采取南北分离的策略，并于光绪元年4月26日，清廷命李鸿章督北洋水师，沈葆桢督南洋水师。由此，拉开了清末办海军的序幕，也开启了南洋海军的历史。

作为保卫“长江为富贵奥运区”的南洋海军，它从成立之初的原江苏海军那里继承了姜草、汴海、韦晶等战船，似乎比同时开始筹备却没有一舰一舰的北洋海军高得多。但奇怪的是，本应按照“两洋相离”战略承担江浙闽粤三省防务的南洋海军，却无法在其管辖范围内部署福建海军。创建福建海军的人，刚刚从福建船政大臣一职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贸易部部长，负责南洋海军筹建沈葆桢。福建水师虽然是沈葆桢创立的，但名义上只是福州船政大臣，而福建水师提督是湖南水师出身的李承谋。如果说李承谋是福建水师提督，或许沈葆桢可以用清廷“南洋沿海水师皆要统一克制”的圣旨来强行部署福建水师，但沈葆桢面对的“对手”其实是湖南巨子左。虽然左此时已经担任陕甘总督，但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海军仍然是即将卸任的闽浙总督不能让别人染指的“私有财产”。更有甚者，原本是朋友的左和沈葆桢分道扬镳了。自1874年日本侵华以来，沈葆桢与李鸿章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先是向李鸿章借兵，然后在“海防之争”中站在李鸿章一边，最后在购买“铁甲舰”问题上与李鸿章形成“南北同盟”。也许是因为左唐宗的示范作用，当时的闽浙总督贺竞和两广总督刘坤一对沈葆桢的“中庸”视而不见。于是，新成立的南洋海军，由于三任总督各行其是，互不执政，无法形成合力打造强大的海军，逐渐演变成南洋、福建、广东三个海军师各自发展的局面。对于这个新生的南洋水师来说，“派系之争”远远大于失去一个福建水师。

如果说派系之争导致南阳水师因先天不足而生，那么南阳水师在与沈葆桢靠拢淮河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遇到了最严重的“营养不良”。海防计划一提出，清廷就决定每年从广东、潮州、闽、浙、山海、虎威、大沟七省关税中提取40%，从关税中提取20%，从江浙、赣、闽、鄂、粤四省厘金中提取200万两，共计400万两作为建设海军的费用。这笔本应由北洋南方海军平摊的海军建设费用，毫不犹豫地优先交给了北洋海军，因为沈葆桢认为“外国海军应该先从北洋入手，然后为了弱点和成功而瓜分。”。结果两年多的时间，南洋海军只从福州航运局拿到了两艘木制炮艇，靖远和灯影洲。在南洋海军中占有近七百万两白银的北洋海军，从来没有买过装甲船。看到李鸿章在购买装甲舰上的不作为后，海军经费往往被挪作他用。沈葆桢要求从1878年起收回每年应该拨给南洋海军的200万银子。沈葆桢虽然重新控制了南洋海军的军费，可惜“他空有心买装甲舰，不知道怎么买；我知道我需要模仿一艘新船，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模仿什么样的船。”空有志气的沈葆桢，在纠结中生不起病，1879年12月18日去世。沈葆桢以自己的死，在前五年花了一笔钱建设南洋海军，而这一时期的成果只是他委托北洋购买的四艘蚊炮艇。

接替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刘坤一面临中日琉球之争。因此，他不得不大力整顿海防，一方面要求福州船政局加快造船，另一方面加强海军训练，似乎有意复兴南洋海军。但刘坤一不仅多次反对购买装甲舰艇，认为装甲舰艇是当时海防的战略重点，而且认为海军不用装甲舰艇也可以训练。

幸运的是，刘坤一在位两年后因病离职，接替他的是收复新疆有功的大臣左。“船政之父”左唐宗于1882年接过两江总督的印章，并于3月17日在吴淞口海军巡逻。在此期间，左唐宗发现了江南海口的弱点和南洋海军的弱点，于是他着手建立南洋海军。短短两年间，左从德国购买了“陈楠”号和“南瑞”号两艘船，又从福州船政局订购了“开济”号和“景清”号两艘快船。经过左多年苦心经营，到1884年，南洋海军已拥有大小船只16艘，排水量近16000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海防的奠基人之一，左对装甲舰的排斥以及对海军和海军战略的了解甚少。他甚至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湖南轮机师彭·提出的“海防无海战”的谬论，强调“海防与海防并重，海洋不争”。也许，是因为左长期生活在大陆，他变得越来越保守；也许是因为他不同意李鸿章的政治观点，不听他的建议...最终结果是左唐宗把南洋海军的建设带入了快车道，但却是一条无望的“死路”。

1884年，左因病辞职。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后，首先调整了南洋海军的人事。他要求长江海军司令员李成谋任命陈坤负责海防作战。这时，中法已经开战。在左的一再催促下，曾国藩不得不从建了十年的南洋海军中抽调等五艘战船来支援福建海军。结果南阳水师在石浦之战中损失了“承青”和“豫园”两艘船。后来，“陈楠”号这三艘船合作击退了入侵的法国舰队。中法战争证明，南洋海军“不足以海上作战，以守江海之门，补堡之力，固江之防”。然而，曾国荃明知南洋海军力量不足，却无所作为。在他的六年任期内，1887年只加了一艘桓台舰，从未加过新的军舰。事实上，曾国荃并不热衷于海防建设。与此同时，各省拨付的南阳海军建设费用每年只有“340万”，南阳海军建设几乎完全停止。

继曾国荃之后，1890年再次出任两河总督的刘坤一，首先仿制北洋水师，将南洋水师分为左右两翼，任命郭宝昌为提督；然后在江宁设立南洋海军学院。唯一涉及到买船的是1892年，我希望李鸿章帮忙买两艘致远式的快船和几艘鱼雷快艇。遗憾的是，至今仍拒不接受装甲舰的刘坤一，面临着南洋海军最艰难的时刻。此时，海军军费早已被海军政府控制。腼腆的刘坤一，不得不放弃他难得的买船野心。

到1894年，被称为清代第二大海军的南洋海军，只有“陈楠”、“南瑞”、“开济”、“景清”、“桓台”等五艘战船和四艘蚊炮艇。其中，要么是因为派系问题，要么是因为财政问题，无法发展，要么是因为诸侯的无知，失去了机会，但结果是南洋海军浪费了20年。

从城墙上观看战斗——坐在一旁观看

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朝第一海军第一个参战。号称清朝第二海军的南洋海军，给人的感觉是在观望。

事实上，南洋海军有机会成为战争的一员。早在战争爆发前的6月，英国大臣龚就提出“南洋熟食店的兵要调到北页”，但李鸿章却说:“南省的兵没用，能吓住日本人吗？”龚昭觉的提议被拒绝了。但李鸿章留下了广东海军的三艘巡洋舰，北上参加清廷水师二审。虽然表面上是程碧光上书请求留在北洋备战，但实际上是因为除了“八远”舰之外，只有杨威和朝勇两艘“快攻舰”，勉强能第一次参战，实力严重不足。我能够选择一艘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船，却忽略了南洋海军5艘排水量2000吨以上的军舰。不知道是真的弃南洋海军的船，太老了，还是因为对湘团有怀疑而放弃下派。

李鸿章没想到的是，大东沟海战中的北洋海军突然损失了五艘船。由于清政府没有能力建造，又难以及时购买外国军舰，急需为北洋海军补充兵力的李鸿章想起了他称之为“无用”的南洋海军，于是召集南洋海军主力舰助战。但两河总督刘坤一却以“东南诸省是重要的富庶之地，日本人都要重视”和“前敌和饷源都与大局有关”为由，要求南洋海军的军舰不要北上。清廷再一次将南阳主力战船北调时，南阳大臣张之洞说战船北调只能作为打击，再次拒绝。李鸿章附议南洋海军计划失败，只能慨叹利用北洋“一隅之力”为日本人民国师而战。

张之洞虽然拒绝了南洋海军的北调，但似乎并没有放弃备战。在联系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商谈购买军舰的同时，我们联系北洋海军总教官郎伟力组建南洋海军。但在战局的发展中，张之洞无法一步一步地为军队做好准备，被围困在阿哈瓦的北洋海军危在旦夕。如果直接强行出动南洋海军救援，面对日本有绝对优势的联合舰队，无疑是“羊入虎口”。这时，清廷有人提出“潜师”计划，意图围魏救赵。1895年1月14日，丞相府上谕张之洞，“有人奏日本人出全师，国内空空。如果一个海军工程师闯入他的领地，或者在他的岛屿周围游泳，他会担心照顾自己，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在唐松井玩过张之洞的会法，甚至有人声称自己是自愿去长崎、神户、横滨等地考察，发现长崎毫无准备。但张之洞又一次以“船薄晚，枪不新，会难找，但用处不大”为由，南洋海军难以走出国门。直到远离美国的洪榕提出“中国应向英国商人借1500万韩元购买三四艘装甲船，并雇佣5000名外国士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一开始就照顾不了”。张之洞非常欣赏这个建议，所以他派洪榕去伦敦借钱。2月3日，日军攻陷阿哈瓦，刘公岛与外界完全隔绝，张之洞力劝朝廷“无偿购买五六艘拱顶快船和十多艘鱼雷炮艇”，并要求北洋海军购买的军舰交由南洋海军指挥。然后编两个舰队，南阳新购军舰直抵长崎，北洋新购军舰进攻朝鲜海岸。结果2月11日，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正逢清廷全体官员还在商讨如何实施围魏救赵的战术。

北洋海军的崩溃几乎宣告了甲午战争的结束。南洋海军，在电报和文件中，不知如何是好，像看客一样结束了战争。然而，这支被嘲讽为“免于覆灭”的南洋海军，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1894年9月20日，一艘向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货船在经过台湾省时，被南洋海军的“陈楠”号船拦截，虽然只缴获“一箱枪”和“两箱六环手枪”。这样的查封既不能切断日本的军火供应，也不能对战局产生任何影响。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掩盖不了甲午战争时期江南督抚的恶劣表现，也无法洗清南洋水师“免于覆灭”的恶名。但至少说明南洋海军官兵还有勇气对抗在中国领土和领海横行的外国成年人。特别是在拦截英国船只的过程中，“陈楠”号轮船曾鸣鸣枪三声以示警告。试想一下，如果南洋海军官兵真的怕死，他们怎么敢用武力得罪英国货船。

可惜的是，甲午战争期间，历史只给了南洋海军两分，然后就把他们扔进了阴霾。

无力拯救？

历史总是冷的，但好人总想把“如果”这个词放在历史上，去猜测历史会不会有另一个结果。同样，对于南洋海军，如果历史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毫不犹豫的参战吗？毕竟南洋海军在中法战争中面对的是强敌，明知敌强我弱，还是派出五艘战船参战。然而，答案似乎还是冷酷无情。

1.战略错误

南洋海军不能参战的第一个结果是整个清政府对海军战略的无知。

无论是南洋海军发展中的五大诸侯，还是执掌北洋20年的李鸿章，在对海军的认识上都无法突破“海防主义”。清廷视海军为守口如瓶的利器，在战争中考虑的不是如何夺取海权，而是如何“阻止敌兵登陆海岸”。就连时任总理的朝商袁世凯和英国公使龚昭觉都建议将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个海军师合二为一。这样，北洋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吨位上就会优于日本海军，“隔空看日本海口，控制朝鲜西海岸”，就有可能全面掌握黄海的海权。就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也认为，如果把清朝的四个海军师集合起来，如果双方交战，胜败的数量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清政府和李鸿章都拒绝了这个建议。这种拒绝大大降低了战争开始前中国对海权的控制，也阻断了南洋海军北上参战的可能性

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清廷没有意识到四大水师集结的重要性，那么战后的一系列规定，就从战略上阻止了南洋水师参战。虽然英国公使龚·早就知道“日军不能一路绕过南洋海口”，但清政府对此判决充耳不闻，在甲午战争后命令南洋海军派出数艘舰艇保卫台湾省。早就饱受船只之弊的南洋海军，不仅要履行守卫江南富庶之地的职责，还要保卫台湾省。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洋海军除了抓英国船只为日本走私军火，在战争中还能做什么？

清政府在战前和战时的两次战略决策，阻断了南阳海军和北洋海军融合的可能性，为两江总督和南阳大臣日后以各种手段拒绝出兵铺平了道路。

2.派系内耗

毫无疑问，作为清末最大的两个权力集团，湘淮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曾国藩死后，两派矛盾开始激化。从左、与李鸿章的“海防、封锁线”之争开始，彭、等湖南海军系统抵制新海军的建立，甚至在双方发展海军的同时，还就船只是购买还是自己造的问题发生争论。

特别是策划了这两个外国海军师之后，北洋海军将“独占”属于这两个外国海军师的400万两海军军费，强行拦截南洋海军订购的四艘新式蚊炮艇，然后将原本属于南洋海军的江草好军舰转让给北洋海军。虽然1878年后，沈葆桢想拿回名义上属于南洋海军的200万银子。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号称两百万岁，每年却只能实现40万”。清政府十年海军建设，白银花费近三千万，南洋海军仅花费五百万，其中江苏扣留李进二十万，每年应拨给北洋海军。如此厚此薄彼，怎能不让湖南两江总督对李鸿章及其北洋水师不满？

如果说骗海军建设费只是湘淮两部的内斗，那么1884年的中法战争就把双方的矛盾变成了“公开的争端”。中法战争爆发后，监督福建军务的左，终于说服时任两江总督的派军舰到福建，迫于朝廷压力，迫使李鸿章派杨威、朝勇两艘军舰前往。但双方一见面，李鸿章就把北洋的两艘军舰调到朝鲜，留下南洋海军的五艘军舰单独迎敌，最终损失两艘军舰，使刚刚初具规模的南洋海军遭受惨痛打击。李鸿章调两艘军舰去北洋虽然有原因，但在湖南大佬眼里是“免于覆灭”。

于是，20年海军建设积累的矛盾和中法战争留下的怨恨在甲午战争中爆发。因此，刘坤一、张之洞多次拒绝派南洋海军救援，张之洞只主张利用新增军舰实施计划，并在“潜艇师”计划出台后拒绝派遣南洋海军。甚至在甲午战争后，还要求日本归还缴获的属于南洋海军的船只。

派系内讧让南洋海军旁观，但除了朝廷“圣旨”帮助保卫台湾省外，湖南领导人也有了武器落后的借口。

3.落后的武器

武器落后是客观公认的事实。

南洋海军，虽然宣布最初建于1884年，但落后于历任总督对海军的认识。所以他们只把南洋海军作为“镇守海口”的辅助工具。所以历任诸侯都拒绝了铁甲船，刘坤一也曾说铁甲船不能巡长江六省，守福建广东等地似乎也太慢了，只需要买致远之类的快船或者大型矿船就可以了。甚至，使南洋海军成为新面孔之一的左，也试图在南洋海军的发展上与李鸿章抗衡。所以南阳海军巅峰时期虽然有16艘战舰，排水量近2亿吨，但只有4艘蚊炮艇和5艘“落后巡洋舰”有一点战斗力。

在仅有的“一点战斗力”的舰艇中，有4艘蚊炮舰拥有大口径火炮，但排水量太小，适航性太差，不适合远洋作战。剩下的5艘巡洋舰，其中“陈楠”号和“南瑞”号是1884年从德国定制的钢甲舰，装备了2门20厘米主炮，航速也达到了15节，但“铁壳五分钟厚，不足以成为巨轮的铁炮”。另外三艘船，凯基号、景清号和桓台号，是为福州船政局建造的铁威胁双木壳巡洋舰。他们的武器装备基本上与陈楠二号相同，但速度已降至14.5节。这五艘服役于80年代的巡洋舰，当时仍能进行远洋作战，甚至在中法战争中获得法国海军的赞誉。但当时海军的发展日新月异，五年之内会有一个飞跃。这些巡洋舰，还能打，其实从诞生开始就落后了。到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时，这些军舰已服役近十年，与日本吉野等最新巡洋舰的代差达到两代甚至更多。如果要靠这样的战舰去打仗，可能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敌人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武器落后可能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即使这五艘巡洋舰无法与日本的主力军舰相抗衡，但如果与北洋海军联合起来，其性能将远远高于北洋海军的“江草”号等舰艇，与未来将参与攻陷阿哈瓦的前日本西海舰队相当。但南洋海军并没有像日本西海舰队那样参战，似乎不可能只用武器来搪塞。

4.低训练

其实武器的落后是可以通过战略战术来弥补的。结果，从战略上看，清廷未能集中使用海军，从战术上看，南洋海军似乎被抛弃殆尽。

南阳海军装备虽然有差距，但如果训练有素，可以通过战术素养来弥补。在中法战争中，南洋海军的“”等三艘舰艇以自己的速度与法国舰队作战，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在镇海战争中配合炮台炮兵击败了入侵的法国军舰，这得益于左对海军的整编。但自左以来，南洋海军不仅建设停滞，训练也有所松懈。所谓演练，“择风平浪静之日，比试枪炮，尊重内外海内的规矩”；所谓“游洋不能停佘山”。而最大的航行，也不过是参加北洋会。

训练松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南洋海军的人员素质几乎是晚清四大水师中最差的。与其他三大海军师不同，他们大多毕业于船舶管理学校，或者去英国和法国学习。掌管南洋海军的军官大部分晋升为旧水师军衔，南洋海军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湖南部长江水师的级长。即使是率领南洋三舰在中法战争中表现突出的杨，也是与彭一起率领长江海军的湘军老将领。有了这样的人员，如何训练出适应远洋作战的现代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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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北洋精英式微，南洋海军被嘲讽，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戛然而止。虽然在未来，为了重建海军，清廷再次提出了所谓的“七年计划”，但却无法扭转局面。“免毁”南洋海军也于1909年接受使命，并入长江海军，真正履行了诸侯赋予的守口如瓶、巡海的职责。原本准备打赢海洋的海军有这样的命运真的是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