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秘书 地下党能力多强：策反傅作义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战役实施展厅，陈列着一辆普通的“飞利浦”女式自行车和一台老式发报机，车主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斑驳的文物上隐约可见历史的沧桑，仿佛在告诉人们，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的主人冒险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工作的难忘岁月。

一个

情报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北平的情报工作主要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进行，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系统。在这个地下工作网络的建立中，有一个人，他就是刘仁。

1941年6月，刘仁开始主持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沦陷区城市的地下工作，代号“老人”。其实这个同志口中的“老人”一点都不老，他才32岁。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平金的任何麻烦都暴露在共产党人面前。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业部长刘仁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平金，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精心部署地下党作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以战斗、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基础， 开展保护工厂、学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注意争取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总攻时做好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平解决。

为此，中共华北局工商所指示北平地下党接洽“能与傅谈的人”，以影响和推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的和平起义。早在1948年春，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各种可以为傅效力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傅的亲信和亲戚，直接与傅合作。在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对平金的分割和包围之后，特别是在新保安战役彻底歼灭富浦三十五军之后，北平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北平地下党抓住机会，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时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负责上层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为了反击傅、，任命尽快联系“能跟傅谈的人”。很快，就圈定了三个主要人物:的老师傅、高官刘厚同、傅的女儿、地下党员、傅的副手、的结拜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今年，崔月犁的工作条件是一大早出门，骑着“飞利浦”女式自行车，天黑后回家。此时，由于崔月犁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从秘密变为半公开，他处于危险之中。国民党便衣已经盯上了崔月犁，特务组织供认一旦抓获，将押送到南京。

刘仁不断提醒崔月犁要“提高警惕”、“绝对保密”和“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崔月犁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随时去死。他清理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焚烧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幸运的是，警惕的崔月犁多次逃脱。

二

1948年秋天的一天，崔月犁遇到了66岁的刘厚桐。的公众身份是同仁医院的“李医生”。受过良好教育、消息灵通的刘厚同，遇到了年轻的才子“李博士”，觉得相见恨晚。尽管两人相差将近40岁，他仍然和崔月犁成为了朋友。不久，刘厚桐送给崔月犁一张全家福，以示欣赏和接受。留侯每周会见李医生两次。针对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天天杀害异己，深思熟虑的刘厚桐警告说:“你一个星期不来，我看你已经被特务抓了，我要请傅先生派人去监狱救你。”有一次，因为急于食言，刘厚同让傅派人到监狱里去打听同仁医院里有没有“李医生”。得知此事后，崔月犁感叹刘厚桐“对共产党很友好，很忠诚”。刘厚同不负崔月犁的厚望，劝福造每隔一段时间和谈一次。11月29日，解放军包围张家口，彻底粉碎了割据党的梦想。刘厚同告诉崔月犁，在学习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之后，傅左毅希望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不久，致电前线领导人，提出:与傅谈判，必须以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傅一宽要区别对待。

1949年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傅主力基本失守。这时，傅想打得没有力气，也没有退路。现实很明显，和谈只有一条路。请刘厚同督促傅左毅丢掉幻想，抓住和谈机会。这时，傅虽然对和谈感兴趣，但担心自己的出路不明。请刘厚同转告傅:“只要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共产党就不会亏待人民英雄。”

崔月犁和留侯在同一周见过两次面，但傅冬菊每天早上都见面。在局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因为是地下党员，直接给她送去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了解傅的心理活动，观察他情绪的微妙变化；研究如何做好傅的工作。

《大公报》的记者傅冬菊成了一位“大小姐”，和被围困的傅左毅一起住在将军的官邸深处。这让傅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只能向女儿傅倾诉衷肠。于是，傅冬菊伺机告诉父亲如何懂事和感性，并偷偷向崔月犁报告了自己思想矛盾的焦点、优柔寡断的疑虑，甚至自杀的念头，以及“剿总”在华北的军事部署、与蒋介石在南京的接触和争议等。，然后通过崔月犁转交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业贸易部和解放军平金前线指挥部，使解放军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筹帷幄。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维畴、第八十六军军长刘、警备司令、市长，成功解放天津，开创了称之为军事解决的“天津之道”。

崔月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他和傅冬菊相遇的场景:“她每次见到我，都会笑着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她父亲第一天的原始情况。比如思想斗争激烈的时候，他叹口气，发脾气，咬火柴棍，甚至用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

崔月犁得到的是情报，傅冬菊得到的是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和小册子。这些红色的印刷品不时出现在傅的书桌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傅到南京开会，猜想这次会议与战争有关。她怕父亲继续从蒋介石那里打内战，于是对父亲撒了谎:“我今天遇到一个老同学，他想让你接受和谈。”傅立即问:“你的同学是派来的还是聂派来的？”傅冬菊回答说:“是毛泽东送来的。”傅之后，沉默了，他说:“这是一件大事。我得好好想想才能给你答案。”11月7日，傅从南京回来。十日，他给魏发电报，说蒋介石命令他拘留魏。11日，傅冬菊向崔月犁报告了此事。

请设法让他父亲读一读解放军俘虏王11月8日和9日在《山东人民公报》上发表的《给国民党官兵的报告》和《给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报告》。11月17日上午，傅问:“你的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这是真正的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傅请替他给打电话。原电报的主旨是这样的:“我已经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反对混乱，是完全错误的。我决定以救国救民为目的，向毛泽东移交约6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并请南汉臣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当即向口述了地下党的指示，有时从天津到天津，从中央军委到，指示她对傅说什么，怎样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这种父女亲情氛围下的政治叛逆，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战场上，快速准确地了解敌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甚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人民解放军做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策和正确的部署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后来的和平谈判中，傅任命邓宝珊，共产党可以接受的副总指挥，进行和平谈判。当54岁的邓宝珊第一次见到28岁的崔月犁时，他说:“我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我有一个在延安读书的孩子。我见过毛主席。我经常在陕北听广播。”正巧崔月犁拿着陕北广播电台的宣传资料，顺手交给了邓宝珊。谈话中，趁机劝道:“以你与傅先生的交情，希望劝他赶快谈。目前时间不多了，努力为人民做点好事吧！”邓宝珊欣然接受:“没有人愿意成为千古罪人。"

当崔月犁两次遇到邓宝珊时，北平的包围圈大大缩小了，炮声隆隆。这一次，邓宝珊急了。他直接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告诉你的军队不要打仗，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傅先生好好谈谈。”坦白说:“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不能离开。再拿定主意就晚了。”邓宝珊匆匆道了别，得知崔月犁要步行回家，说:“最近特务活动很厉害。你应该更加小心。我开车送你一会儿。”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使崔月犁觉得邓宝珊是真心实意在和谈的。

当崔月犁第三次见到邓宝珊时，他还没有说话。邓已经先笑了:“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和共产党合作。”接下来，邓宝珊提议会见共产党的高层。然后派人把邓带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至此，地下党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邓宝珊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率先在内蒙古起义，对傅领导的起义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解放后，他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