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季康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最懂《围城》的人”

“我的朋友，你可以。但是朋友是终点，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男朋友，我也不是你女朋友。如果你想按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分手。”费孝通很失望，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费老称江洋为他的初恋女友，直到他写作的晚年。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完全被斥为暗恋。钱钟书死后，费孝通去了江洋。当他送他下楼时，江洋说了一句双关语:“楼梯不好走，将来你不应该‘知道困难’。”

“最贤惠的妻子”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和江洋在苏州寺里的杨府举行了婚礼。后来钱钟书获得了中英耿奖学金，也毫不犹豫地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业，陪丈夫去了英法两国留学。充满知识的伟大天才，在生活中却出奇的笨拙。学习之后，江洋几乎接管了生活中所有的琐事，做饭、做衣服、爬墙、爬窗，无所不能。当江洋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不时在家里制造“麻烦”。台灯坏了，“没关系”；墨水染桌布，“不要紧”；江洋的《不要紧》伴随着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表达了对儿媳妇的感情。“抖笔，握锅铲，一切在家做。这真的是去大厅，去厨房，在水里游泳，从水里跳出来，还有钟书的迷恋。”

解放后到清华教书，她主动去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并愿意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钱钟书曾经写过一篇讽刺沈从文收藏假古董的作文。钱的家人和林的猫吵了一架。钱钟书拿起木棍为他的猫加油。江洋很快阻止了他。她说，林家的猫是他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就看主人了。江洋的冷静和思考是钱钟书与外界交往的润滑剂。家里有个贤妻无疑是钱钟书事业最有力的支撑。1946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钱钟书为妻子写下了这样一段无与伦比的情话:“给予杨吉康是不相容的三者的独特组合:妻子、爱人和朋友。”

最了解围城的人

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搬上银幕之前，导演黄蜀芹特地来请教这对夫妇。江洋一边读着稿子，一边一段一段地写着修正案。电视剧真的出名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出现在每集开头的著名旁白——“城市周围的人想逃离，城市以外的人想冲出去。婚姻还是职业。人生的愿望大多是这样的。”经常被无数人引用，其实出自江洋，他是最了解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江洋读到这位英国传记作家对理想婚姻的总结:“在我遇见她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结婚；我和她结婚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后悔过和她结婚。我从来没想过再娶一个女人。”念给钱钟书听，钱马上说:“我跟他一样。”江洋回答说:“我也是。”

外柔内刚，文革时期的艰辛和性格

1966年，钱钟书和江洋都被革命群众“拉”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苦不堪言。江洋也被剃了“阴阳头”。她连夜做了个假发，第二天照常出去买菜。群众分配给她的任务是打扫厕所，脏兮兮的女厕被她彻底打扫干净，没有任何污浊的空气，让所有进来的女同性恋都大吃一惊。江洋把便池盖擦得一尘不染，有空的时候坐在上面拿出一本书，但是没有人打扰她。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钱钟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贴了一张大字海报，江洋在右下角贴了一张小字海报来澄清他的论点。现在群众已经炸了窝，江洋这个“牛鬼蛇神”还敢贴大字报为自己辩护！她立即被拖到1000人的大会上批评并向公众展示。当时宗璞、李健吾等人也被文学院批了，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江洋在被迫推翻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信念时跺了跺脚。“这不是真的！不符合事实！”这方面的“金刚怒目而视”让很多人刮目相看，才知道她不是娇滴滴的女人。

江洋与钱钟书

1969年，他们被送到干校，安排江洋种菜。今年她快六十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讯员。每天，他去邮局取信的时候，都会去花园东边的花园和她见面。在翻译家叶的印象中，白天照顾花园，所以她利用这段时间坐在小马上，用她的膝盖当写字台，边读边写。和杨澜一起被下放的同伴回忆说:“你看不到她的忧郁和悲痛，总是面带微笑，说文革期间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混进群众。”事实上，在十年文革中，钱和杨遭受酷刑，亲人失散了:最亲的妹妹杨碧因心力衰竭而被迫死亡，女婿也在批判中受辱自杀，但沉重的悲痛并没有压垮他们。在这一时期，钱钟书依然写出了宏大而深刻的古书评点《管锥》，也完成了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堂吉诃德》的翻译。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江洋写了《干校六记》，记录了干校的日常生活。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他曾经在上面写过16个字的测试:“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说真话。”欣赏江洋质朴、朴实、白描的文字，冷峻的风格，没有哭天抢地的指责，没有阴郁、深沉的愤懑，就这样淡淡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荒诞与残酷。我的女儿钱媛用一句话来说:“我妈的散文就像绿茶，一路加水，却依然清香爽口。爸爸的散文就像咖啡和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但是，书出来后，只能在柜台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一级的反共分子；《人到中年》是中学水平；干校六章是大学水平。

《最有才华的女人》

当她在学习的时候，她的老师写信给江洋，“仙女很安静”，她很快就在东吴大学确立了自己的才女地位。中英文都很优秀的江洋是班里的“执笔人”，她在1928年东吴大学的英文级历史和1929年的中文级历史中“挥刀”。她也喜欢音乐，会弹秦越，擅长长笛和昆曲。大学期间，我自学了法语，拜了一位比利时女士为师，学了一口法语，受到清华大学梁教授的称赞。

在清华读书时，一向热爱文学的江洋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受到老师朱自清的高度赞赏。江洋在清华没有拿到硕士学位，然后陪着钱钟书去西方留学，没有读任何学位。然而，她一路上听着，一路自学，坐在书店里读乔叟的英国文学，不时和丈夫开始阅读比赛。回到家没事干，就坐着看书，经常一起背诗。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忘记了诗中的某个单词，就不适合一起造。那个词一定是全诗最不合适的词。“合适的话是粘粘的，不能忘记。”

钱钟书从昆明回到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干了一个“灶下仆人”协助丈夫创作。闲暇之余，在陈、李健吾的鼓励下，他试图写出一部四幕剧《心满意足》。没想到这位业余新手表演者“出手不凡”。第二年，在金都大剧院上演《心满意足》时，“引来阵阵欢呼”，一鸣惊人，她的笔名被称为“江洋”。此后，江洋先后创作了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具英国戏剧风格的喜剧《把真实变成虚假》、《游戏世界》和悲剧《冯旭》。江洋的父亲和妹妹一起去看了《把真相变成假》，听到全场大笑，问江洋:“都是你编的吗？”她点点头，父亲笑着说:“真是个傻瓜！”1945年，夏衍看到江洋的戏剧，精神一振，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江洋！”

江洋与钱穆

翻译的新高峰

建国后，知识分子普遍被当作冷板凳，翻译无疑更“安全”。江洋的翻译生涯可以追溯到她在清华的研究生院。有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邀请她在家吃饭。晚饭后，她拿出一本英文出版物，请江洋翻译其中一篇政治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当时她心里想:叶老师是要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吗？在此之前，她虽然英语很好，但没学过，也没翻译过，只能硬着头皮“考”。交付时，叶公超一再称赞“非常好”，并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从此，江洋失去了控制，走上了翻译之路。她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得到朱光潜的高度评价:“江洋是中国散文翻译中最好的”。

1958年，47岁的江洋在会议期间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把《堂吉诃德》从原文翻译过来。“文革”破坏后，译本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终“侥幸逃过一劫”。1978年4月，江洋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出席国宴。邓小平很惊讶:“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这件事说来话长。江洋正忙着和西班牙王室握手，没有时间细谈。他不得不回答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今年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特别授予75岁的江洋“智慧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洗澡》写于1980年，是江洋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小说。“洗澡”是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意思是知识分子需要彻底“清洗”思想中“肮脏”的一面。一部《洗澡》形象地展现了运动期间的各类知识分子。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个红楼梦加半个文人”。

“放心吧，有我呢！”

从1994年起，钱钟书住进了医院，在病榻上缠绵，依靠江洋照顾他。不久，女儿钱媛因病住院，离开钱钟书半个多城市。那时，80多岁的江洋正在来回奔跑，工作非常努力。钱钟书病得吃不下，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合食用。江洋亲自制作各种捣碎的鸡肉、鱼和蔬菜，并炖制各种汤。鸡胸肉要挑的没有一根肋骨，鱼不要有小刺。

“在钟书生病期间，我只想比他多活一年。男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如女人。我努力维护自己，争取‘先夫后妻’。拿错顺序不好。”

1997年，江洋称她的女儿钱媛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杰作”。一年后，钱钟书病危，相处不好。江洋附耳说道:“别担心，还有我呢！”内心的稳定和强大令人敬畏。

“钟书跑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了呢？我根本逃不掉，我要留在人间，清理现场，尽我的职责。”

将近九十岁的江洋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满足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时隔四年，96岁的江洋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散文集《走向生命的边缘》，探索生命的价值和灵魂的下落，受到评论家的称赞:“96岁的文字具有新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当她走到生命的边缘时，她变得越来越勇敢，只愿“逝者如斯，生者无罪”——钱钟书留下了几麻袋中外文天书手稿和笔记，有7万多页，也被江洋收走，一页接一页地保存完好。这个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钱钟书和江洋互相理发

走到人生边缘，淡然处之

这也是她一贯的身心修养的结果。据江洋的亲戚说，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的食物。她喜欢买大棍子的骨头，把骨头弄碎，用黑木耳煮，每天一小碗，保持骨头坚韧。她也习惯每天早上散步，做雁式的工作。她经常在树下漫步，轻声唱歌，呼吸新鲜空气空。老了以后我就改成每天在家慢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我还能弯腰触地，腿脚都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密来自内心的平静和冷漠。江洋有一篇散文叫《看不见的衣服》，直接表达了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是《看不见的衣服》，它隐藏在世界的喧嚣之外，而陶陶则专注于研究。生活中，她几乎“隐形”，极其低调，几乎谢绝所有媒体访问。2004年《江洋选集》出版时，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地筹划一次关于他作品的研讨会。江洋打了个比方，幽默地拒绝道:“如果手稿交了，卖书不是我的事。我只是一滴水，不是肥皂水，不会吹泡泡。”

钱钟书死后，江洋以一家三口的名义，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800多万元稿费和稿费，并设立了“好好学习”奖学金。众所周知，江洋和钱钟书一样，对自己的生日不开心。90岁生日那天，她在清华大学招待所躲了几天“避过生日”。她早就通过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著名诗句写下了自己沉默的心:“我不和任何人争论，也不在乎和谁争论；我热爱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的手用生命之火烘烤取暖；火要灭了，我准备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