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谢有顺：金庸小说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

金庸小说与乌托邦文学精神

时至今日，金庸仍然是国内阅读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金庸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成人童话”，这也呼应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精神。首先，他写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让他笔下的“江湖”成为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让生活在单一现实中的读者在纸上体验到了幸福无私的生活。其次，他召唤了一种英雄哲学，尤其是那些孤独的英雄，他们经常用个人的力量去化解江湖、民族甚至国家之间的争斗。这种英雄精神就是乌托邦精神。

从金庸小说看文学与精神乌托邦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也是一门科学——生命的科学，生命的科学。金庸充分普及了这种人生知识，从而创造了后人无法超越的文学奇迹。

如何评价金庸小说

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大众影响力和持久生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即他创作的人物和语言是否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像林黛玉，就是说她多愁善感，不需要注意林黛玉是《红楼梦》里的人物。

据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连载的时候，甚至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竞选议会议员的时候，议员直接说你是岳不群或者左冷禅。很多人平时也说你像韦小宝，或者某某某某，谁是韦小宝，谁是岳不群，“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说明金庸小说塑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金庸小说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中国文学的非凡高度和影响力。与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你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透露出的自由主义精神是非常难得的。

金庸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被欧阳锋的青蛙功所伤，在牛家村的黑屋子里呆了七天七夜，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金庸说，这种写作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是把生活中的各种冲突和人安排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舞台上。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缺乏的。

同时，金庸也继承了很多传统文化。金庸小说在语言上具有古代白话小说的魅力。他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在构建情节、刻画人物、追求人生价值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素养。仅仅因为他的小说受欢迎，我们不能否认他努力让通俗小说变得优雅。金庸的雅俗共赏不应该是他的软肋。他真的找到了一种结合创造力和受欢迎程度的写作方式。

金庸小说中的雅与俗

金庸小说中有很多通俗文学的因素。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当面问过他。他从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承认自己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然而，几乎所有的通俗文学都具有类型学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种类型的故事模式，就可以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点。

一个是亲生父亲的缺席，精神父亲的设定。在金庸小说中，主人公基本上都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孩、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冯晓等。要么出生时没有父亲，要么他们的父亲在年轻时就去世了，要么他的父亲装死并躲藏起来。父亲的广泛缺席为主人公的成长创造了另一种可能。作为“无父”一代，他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同时，师父在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准父亲”的角色。即使是愤世嫉俗的韦小宝，对他的主人陈近南也有真实的感情。因此，当陈近南在海滩上被杀时，小说写道:

韦小宝叫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他已经把师父当成父亲来弥补这个缺点，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师父去世的那一刻，我心中的痛就像洪水一样，难以遏制。原来我终究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情感时刻。他没有父亲，师父是个有民族大义的人。服从这样的主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个精神家园，就像令狐冲一样。即使他看透了主人狰狞的面目，内心也很难摆脱他。

第二，女性领导和改造男性。在金庸小说中，男主角往往来自于一个名门正派的家庭。起初他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遇到和爱上的女人几乎都是“小妖妇”:郭敬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妇”；当张翠山遇到尹素素时，尹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当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母，她邪恶又是一个“女巫”。为什么总会有这样一种模式——高贵正派的男人总会和来自邪派或者江湖上不被正派容忍的女人有感情纠葛？显然，情感纠缠旨在表现正派与邪恶的冲突。如果有冲突，故事会有趣，命运会曲折。

原来，善与恶是水火不容的，但因为善与恶的情感相遇，善恶对立的价值观受到了相应的冲击。恶女的任性、美丽、坚定，折射出正派人的保守、僵化、腐朽，正派人建立的江湖秩序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除了这些明显的类型化模式，如父子、男女、对与恶，金庸小说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必备的元素，如复仇题材，如武侠骗子的得与失，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遇。这些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主题。但金庸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满足于通俗文学的方式，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提炼通俗文学，让通俗文学也能拥有高雅文学的格调，并承载一种带有生活味道的精神空。

通俗小说的高雅

通俗小说的高雅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雅”，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棋、书、画等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所渗透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有许多生活情怀，甚至是普通通俗小说所不具备的罪与罚、苦难与救赎的存在主义思想。

金庸笔下的侠客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儒家侠客、道家侠客和佛教侠客。早期金庸写的儒家英雄比较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精神的基础。郭靖知道襄阳守不住，但还是要守；陈家洛、袁承志、冯晓，虽然也有灰心、隐退的思想，但他们盛年时始终怀着“为国为民，做最伟大的侠客”的志向，只要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中期以后，金庸写了很多关于道家侠客的文章，着重表现个人气质，实现自我价值的侠客。

通过塑造这些侠义形象，金庸将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佛文化的精髓进行了普及和敏化。这将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

金庸小说也有存在主义的人生思想。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叹常常引起读者的深思。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想要忘记武功。他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成吉思汗去世前，他谈到“英雄，英雄”。他带着许多骨头想到了他杰出的事业，然后他在混乱中走向死亡。在《射雕英雄传》中，郭襄对杨过的爱是什么？在杨过和小龙女孩的世界里，没有容身之地。郭襄终于不得不独自骑着他心目中的小毛驴在江湖上游荡。这是一幅多么悲伤的画面:

那时，月亮在天上，风吹着树叶，树顶上的乌鸦在歌唱。郭襄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也许最深刻的一部是《天巴龙部》。它隐藏着中国人深刻的罪与罚思想，用金庸好友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人不会受委屈，但所有相爱的人都有罪”。也就是说，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委屈，而这部小说中的情感几乎都是命中注定的爱情。每个人似乎生来就有罪，他的一生除了苦难，就是赎罪。在这样悲伤的背景下书写人性，会导致人性和生存本身，其实都是两难。

这种生活感受和哲学思考，是大众文学的帽子所不能包含的。因此，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以往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刻，他在通俗小说的外壳里张扬着高雅的中国文化精神。

他开辟的河流和湖泊可以带来变化

一位法国作家说过，文学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

作为一部“成人童话”，金庸小说为我们枯燥、苍白、缺乏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片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金庸很有想象力。他能做出改变，让生活出乎意料，走上新的方向。这是好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挣扎，不断转换，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命的空。

很多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我来自福建。读笑傲江湖太多的人会问我福州有没有向阳巷。有些读者向往桃花岛，那里桃花遍地，风景宜人，可以在不认识世界的情况下自得其乐。这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但世界上没有桃花岛，只是一个乌托邦。文学就是这样一直告诉你，除了现在还有未来，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可能还有不可能——不可能总有一天会变成可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金庸小说塑造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年轻人张无忌，想靠自己平息六大门派与明教的恩怨。真是个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平息了宋与辽的战争。真是个英雄！襄阳兵在城外，杨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然杀了蒙古皇帝，蒙古被迫撤军，而郭靖和他的妻子共同保卫襄阳城几十年，真是英雄！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永远看不到这些伟大的个人。而金庸对个体英雄的塑造和英雄哲学的召唤，满足了我们对自身角色的想象，让我们以角色置换的方式参与和体验了一次英雄的存在，感受到自己曾经是英雄，这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梦想和诗意。毕竟，文学是一个梦，一个乌托邦。

文学乌托邦的另一个方面是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呈现了一种诗意的生活。袁承志归隐海外，郭襄归隐峨眉，杨过和小龙姑娘归隐古墓..."其他年份的山和花开满了花，莫问奴隶回家了."他们的选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生活充满了功过，所以他们向往诗意的栖居。

城市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现实的艰辛也让我们诗意盎然。但金庸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诗意栖居之地。虽然我们最终会回归现实生活，但在生活中拥有这样一个幻象，这样一个梦想，这样一个精神诗意的栖居地，也是一种幸福。

金庸小说深刻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现实苦难提供了空空间。人活在世上，不能天天在地上爬，也不能和父母打交道。人们总是渴望在琐碎平凡的情境中找到梦想，然后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小说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阅读梦想。虽然他笔下的叛逆英雄往往逃脱不了孤独、漂泊、死亡的命运，但幸福的江湖留下的生命印记终究值得铭记和品味。所以，读金庸小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即使是青少年，让他读金庸，让他的梦想飞翔，感受江湖的耿直。毕竟有梦想的生活才会灿烂多彩。

摘自《季晓霞》

谢有顺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