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完我 清初三大法宝：马背政权的温情转身

通过科举扩大统治基础，通过祭祀孔子宣扬普世价值，通过祭祀朱传承中原儒家正统，是清朝凭借“枪炮”夺取政权后能够迅速巩固民族胜利的三大法宝。

康熙南巡时，臣民们排着“万年天子”的队伍迎接康熙皇帝。

作者:雪儿，节选自《改革都有红利吗？江苏文艺出版社

通过科举扩大统治基础，通过祭祀孔子宣扬普世价值，通过祭祀朱传承中原儒家正统，是清朝凭借“枪炮”夺取政权后能够迅速巩固民族胜利的三大法宝。对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渴求成为这一新政权政治改革的契机，也为其最终走出“自古无百年民族运动”的命运创造了“基础”。

顺治二年，在31岁的禹县王多铎的率领下，精锐的八旗军渡江作战，攻打全中国。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和更惨烈的大屠杀，明帝国故都南京和江南重要的财帛聚集地相继沦陷在血淋淋的尸海之中。

好消息来了，刚入驻北京不到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喜气洋洋。然而，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这个帝国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并不容易。在执掌迅速扩张的帝国，尤其是自认为软弱温顺的江南百姓的过程中，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八旗军参战以来他所遇到的最勇敢、最坚定的抵抗者，这让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可以从枪杆子里出，但绝不能单靠枪杆子来维持。朱元璋曾说:“自古胡人百年无民族运动”，像一把魔咒剑，笼罩着他和清朝。为丰厚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可以不去想这一点，但他作为七岁顺治皇帝的摄政王，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进一步思考。

因此，在血腥的“头发运动”的同时，新帝国开始进行一场安静、温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民族运动。

被“绑架”的学者

新任浙江巡抚张存仁，原是明朝宁远副将，后随祖大寿下野。这一次，他在用哆哆攻打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激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民的“玉碎”反抗，感触颇深。他上书中央，分析说:抵抗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者，一种是农民。对付这两类抵抗者，靠枪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而获”，即“开荒做学问”和“鼓励农民收窄边际”。在奏折中，他说:“如果你拿了学士学位，读书人就有当官的希望，他会发自反叛之心付出利息；镯子若免薄税，会逼得农民少受钱粮之苦，带着反叛之心消失。”从这个纪念馆，背叛明朝的将军有相当的政治敏锐性。很明显，中国学者只需要一条出路，农民只需要一条出路。如果他们既有出路又有出路，他们不在乎谁坐在金色大厅里。

当时，内蒙古第三医院48岁的大学生范文程同时写道:“治天下靠得民心，士为民显。人们学习他们所学的东西。请你再到农村去，试一试，钻进去。”这一建议深刻地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的“精英阶层”，就能赢得人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扩大其获取政治权力、分享政治权力的途径。

多尔衮欣然采纳了陈晗的两个建议。随即，中央发布了《科学技术课程条例》，明确宣布:“考试还是和平时一样。场之初，四书三问，五经四问，士各占一……二场一……三场史，五策。乡和会议也会这样尝试。”同时，当地官员奉命推荐山林隐居。

这是清朝入关以来第一次公开招录公务员。一个仍被中原汉人视为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宣称其各级官员不仅仅限于“自己的人民”，而且对全社会精英开放。这无疑表明，掌管这一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来获得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兄弟会式”团体的“小团体”发展到全民接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的团体。这当然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事实上，这种转变早在海关关长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

皇太极曾在天聪发动了三年的小科举。在他的圣旨中，他说:“自古以来，国家就使用民事和军事技能。用武术战胜灾难，用文化教育助力和平。今天，我要振兴文艺行政，把卫生工作者中精通文艺的人的优秀奖拿过来，让它成为人们的标准。朱蓓乐之家及满汉全蒙家庭以下的学生均须参加考试。九月初一，所有的大臣都奉命一起考校，每个师傅都不用被封杀。考试合格的，仍由他人补偿。”

这次革命科举考试有200人获胜。此后，皇太极还举行了四次科举考试。这五次科举考试成为关外时期扩大清朝统治基础的尝试，说明当时这一政治集团还处于起义夺权阶段，已经在为接管政权、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做准备。

八旗入关占领北京的那一年，实行科举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当时刚迁入紫禁城新居的大清帝国，努力习惯豪华的宫殿建筑群，同时公开宣称:“决定在子午酉年参加乡试，末年必丑。8月乡试结束后，2月就要试了。它们是9号的第一个，12号的第二个，15号的第三个。宫考是三月。”并通过中央文献的方式，为“取士”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

新政权的“开士”顺利开始，在《科班条例》颁布后的第二年，“科举法”开始施行，科举考试在京举行，由大学生范文程、林刚、全峰、宁万和担任考试校长。宫廷考试将于四月举行。取四百进士。宴饮进士于礼部。进士关服。包括梁健清宽在内的四十六人是庶吉士人。”

中国学者最终发现，朝代更迭并没有切断他们的出路。他们“学会了艺术，卖给了皇族”，一个买家被淘汰，另一个买家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时，除了打出先人先贤的旗号外，还扛起了孔子更大的旗号。

这个建议来自为新政权工作的汉人。山东省新任省长方大钊向中央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要尊重先贤。”给胡克讲学的郝杰也指出:“从古代皇帝开始，都是尊君之德，最先注重宴饮。今天，皇帝决心及时学习。请选择儒雅的大臣，翻译成日本的大学宜颜和《尚书典墨》。不如沿用旧法，送至寺中，以示天下。”他们都认为，通过明确宣示对儒家和孔子的尊重，可以彰显执政党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越来越早地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正在听良言。小皇帝顺治在皇城下设立御庭，上书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之为袭盛宴公。顺治二年，孔子被尊为“大成至文生宣第一师”，掌管军务的多尔衮祭祀孔庙。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短短六年间，清廷祭祀孔子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前朝。

事实上，这种对孔子和“圣教”的积极认同和积极接受，是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的历史主流，深刻验证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欲立即取天下，不可立即治天下。”

从北魏武帝拓跋登到元顺帝拓跋帖木儿，到最后一年，总共有983人见证了北魏、辽、金、元四个少数民族强大政权的出现。加上清帝国定数元年至宣彤末年的296年，这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共享受了1278年的“国家繁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高举各自图腾的同时，高举孔子的旗帜，这实际上成为他们政治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下，都是多民族国家，弥合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差异的力量来自于对儒家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推崇。

清政权第一代领导人努尔哈赤开始接受一些儒家学说，但他基本上对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蔑视的态度，认为这些臭气熏天的老九是明帝国许多不良政策的罪魁祸首。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如果查出明绅，处死他们，据说这一代人身上有各种可憎的东西，你要注意。”

转机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极大改变皇太极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得到全力粮食援助的明军已经到了“食人”的地步，但还是“犹若死”，这让皇太极大为震惊。在战后颁布的敕令中，他认为这是“读书明理”带来的战斗力:

我军放弃永平四城，是贝勒的无知造成的。大凌河之战，城中百姓自相残杀，智者仍尽本分，援下尽城，而锦州、松杏仍不能，岂不是读书明理之人忠于主人？从现在开始，所有十五岁以下和八岁以上的孩子都被命令学习。

此后，皇太极开始系统地宣扬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使臣民“习以为常，讲明正义，忠于君主”。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和《孝经》翻译成满文，聘请教师，并为自己设课，日复一日地讲，重在“闲时听政，静时观礼，知时积累，行时践履，为人君子”。

这样的推崇已经超越了把儒学作为“统一战线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了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仰萨满教的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宗教、思想乃至政治上的大解放运动。价值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政治权力层面推动了中国化，为未来接管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冠，命儒臣各司其职，并沿袭明制设置了官、礼、户、兵、刑、工六个司；后来，图书馆扩建为内三院，负责制定军务，提建议，兑现国王的命令；并发动了五次科举考试，进行了“开士”的实践尝试...清朝最终“逐渐沿袭了中国的制度”。

皇太极在关外时期就已经开始祭祀孔子，但规模较小，也可以算是“实习”。入关后，面对新帝国“一统天下”的压力，祭孔更具有现实意义。夫子庙作为“道”的具体象征，成为清朝领导核心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最重要场所。

入关后，中央不仅派人参加祭祀，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亲自祭祀，成为清朝皇帝的首要任务之一。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将皇太极的“入讲”制度化，实行“宴后讲”。从那以后，听儒生讲解儒家经典成了清朝皇帝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我给皇帝们树立了崇拜孔子的好榜样，说“开启万世文明，为万世君王树立好榜样”，说“我今天向理想致敬，我敬至圣，与前代不同”。

继承和高举圣人旗帜显然更合理、更有效率。

最后一张皇家“身份证”

清朝在高举孔子旗帜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改变了颁布“七怨”时对明朝的敌视态度，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正说”继承者的新形象。

虽然当时的高层智库从中原的动乱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希望清政权能够超越之前狭隘的目标，但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清朝作为明朝的敌人出现了。明朝入侵沈嘉之前，范文程曾劝谏多尔衮:

中原人远离乱局，准备极其不足。他们想选择他们的主人，以享受他们的幸福。弃遵化、屠永平者，深走两回。他会认为我没有野心，但金波的孩子都是图片，因为怀疑。今天要严明纪律，秋不犯，宣中原上进之意:官尚履职，民复业，录人才，不表感恩。在河的北面，你可以讲故事。

这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如果你能雄心勃勃，守纪律，至少可以分割黄河以北的半个国家。

但是，这种训诫对于习惯游击劫掠的八旗是行不通的。

转折点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公园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道:

在中原闯寇、抹炭之后，必定讨贼。虽然人千百万，无所畏惧，但失去的方式有三种:逼自己的主人，生气；刑辱士绅，拷劫财货，士绅愤慨；抓人，放纵人和女人，让人放弃家园，让人讨厌。如果你为这三次失败做好准备，你会很傲慢，但你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我们的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团结的，士兵选择实践，声音罪行第一，同情他们的仆人，拯救他们的李殊。兵随义动，他为什么不能工作？

再说一遍:

好生之人的德行在天堂也是有的，但在古代，他并不是靠自杀得到世界的。国家阻止关东皇帝的愿望已经存在。如果是在夏天统一地区，人民一定是安全的。

这是一场具有清朝特色的“隆中对”，需要清朝根本战略的转变:抓住李自成“抹黑中原，杀明君”的机会，将自己从明朝的敌人转变为明朝的接班人，通过讨伐“擅闯”力争入主中原。

这次，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多尔衮向八旗军发布军令:

这一次，我们开始消除暴力，拯救人民，消灭强盗，让世界变得安全。今天，我们不应该杀害无辜的人、掠夺财产或烧毁房屋，这比犯罪更糟糕。

这种“三不政策”是八旗军的一个根本转变。

范文程起草了一份给明朝军民的通知:

正义的老师会为你报杀父之仇，但不会杀你的人。今天受惩罚的只是小偷。官员来来去去，又恢复了职务；人们来了又回，重新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如果你遵守法律，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个命令和人民的通知宣布了清朝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此，能惯于用兵、残忍残忍的八旗军开始以义士的形象出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武器，就像八旗军的佩刀一样，成为它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有了“社会主义”军队，它的战斗力确实更强了。八旗只在浉河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打了一场硬仗，然后不流血地占领了北京。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清军的入关风格中，“全民焚香交，万岁者得”。

攻克北京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发丧，“安抚遗风，用废官，求隐居，考文，多立法规，拓宽言论范围，招曹，求书”。他们还发现，明朝最新的税务书籍已被李自成销毁，只留下万历年间的旧书。如果按照旧书征税，税收会少很多。有人建议，应该要求被控制的省份立即补上新书。范文程堵着说:“就是，就是这个量，我们还是关心生病的人。我们能要求更多吗？”多尔衮听了他的建议，用万历书收税。

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异常激烈，清军采取了屠城的威慑措施，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血泊中，有一条纪律得到了严格遵守，那就是保护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史合葬的地方。多尔衮需要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在战争和大屠杀后收拾残局，重新凝聚人心。后来，康熙帝几次游江南，来到这里祭拜明太祖。目的是宣告他的国家不是从明朝取的，而是从李自成取的，李自成是“后爵君”，清朝是“为父报仇”的义师。

清廷在严格保护明孝陵的同时，还下令历代皇帝祭拜时，要加上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中国”正统的创造者和捍卫者中，不仅有汉族的君主，也有其他民族的君主。此后，“辽金院”成为乾隆以前清朝的主流。乾隆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元明时期继承了杨维桢的宋辽金道统观，以元为正统体系，排斥辽金，以“大一统”为标准，将清代道统与中国传统道统而非辽、金、元联系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不仅继续祭拜辽金皇帝，还祭拜金元魏非正统的君王，以体现“治制”的多元性。自此，一脉相承，“治通”多元成为整个清朝的国策。

长达一个世纪的命运逆转

入关后，尽管遭到了大规模屠杀和残酷的“换衣”，充满疑惑的“被征服的人民”也看到了这个披着胡衣服的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支赢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获取统治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仍然相信或者至少标榜自己相信“圣人制度”。它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植根于外来意识形态的陌生的新政权，而是一个植根于传统价值观并结合八旗特点的旧政权。

公开招录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自顺治三年，新政权在大中华区第一次恢复科举以来，圣人和圣教的旗帜有效地打败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许多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寻求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史可法起草《致多尔衮书》的著名傅会领袖，也加入了新朝干部的行列。有人写了一首诗嘲讽他说:

圣王朝的特殊目的是为了德才，第一队将放下寿阳。家里布置新鸟帽，肚子里布置旧物品。当年，我深为苏洲感到羞耻，今天我吃的是国菜。不是一朝突然变了节，而是西山魏蕨被消灭了。

这种感情上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一群人倒在寿阳”的盛况。

当然，这些低调、温和、声势浩大的改革，如科举考试、祭祀孔子、祭祀朱等，也遭到了清朝政权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顺治皇帝14岁亲政后不久，去世的多尔衮就遭到了批评和唾骂。一些满族贵族趁机要求恢复祖制，但遭到顺治的坚决抵制。顺治在与范文程讨论帝王的历史地位时，对朱元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明了推行所谓“汉制”的决心:“我以为历代圣贤，绝无洪武之象。为什么也是？洪武制定章程，规划荣耀。我说历代君王都不如洪武。”

但以颉颃郎为首的辅政四大臣极端保守，担心“渐学中国风俗”有损清朝的整体利益，推行“导致祖制复辟，咸复旧章”，要求回归“简旧制”，废除国子监，废除八部科举取士制度，驱逐、放逐甚至处死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

顺治皇帝最后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入关前遵守约定，为八旗功勋将士装备奴隶。但是，采取了一些渐进的改革来限制八旗的“简单旧制度”。比如采取“编人审人”的方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编制户口本，既为国家征税做好了准备，又明确确认了平民的身份，防止他们被迫沦为奴隶。康熙继位后，旧式势力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康熙亲政后，多尔衮和顺治推动的“汉制”工作终于完成，以其过人的才能更容易开展。在科举考试中，康熙创造性地开启了“博学儒科”，将科举的“统战”功能发挥到了极限，成功瓦解了最后一批明朝遗民的逆反心理；在祭祀孔子方面，康熙是清朝第一个亲自去曲阜的皇帝，也是第一个给孔子三跪九叩大礼的皇帝；在祭祀朱方面，康熙还开创了清朝皇帝亲自祭拜明陵的先例。

科举三大举措中，祭祀孔子、祭祀朱，通过科举扩大统治基础是中心。

科举制超越了种族、家族、血缘，构建了精英乃至全社会的统一信仰和文化，对整合社会各阶层、维护统一国家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作用。这一制度在政民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士”或“绅”，起到承上启下、维系政权和社会融合的作用，成为社会的平衡器。这个阶级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有效地整合和协调了上中下阶层的利益。这对于大庆更有现实意义，可以有效避免其与生俱来的民族问题，平衡其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汉族政权都复杂的政民关系。

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平民社会的四大阶级。“四民”中，“士”与“官”相连，科举制为农工商进入“士”再进入“官”提供了渠道，从而缩小了农工商“三民”之间的差异，将他们统一在共同的求学、考试理想之下。

与注重血缘的石清世袭制、注重品德的科举制和注重家庭地位的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参与政治和国家事务的最佳性价比机制，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基层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往前走”，有事可做，有位置，实现“朝田舍郎，暮上皇堂”的向上理想。

清初确立的包括科举考试、祭祀孔子、祭祀朱等在内的静悄悄的变法，是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国家认同”到“文化认同”，这一改革是清统治者在军事占据上风时的积极改革，实现了他们从反叛者和侵略者向统治者和道教继承者的转变。这一改革也证明是有远见卓识、卓有成效的: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蛮族”的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制度的坚守可以迅速获得民众的忠诚；在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密集、民俗风情各异甚至语言各异的中国特色背景下，“文化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民族认同”。

发生在两百年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起者呼吁“民族认同”，但却因为尊重变异后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受致命打击；以曾国藩、左、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有效地消灭了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是“保家卫国”的太平天国。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只是一个“心不同”的“非家族”。

清初“汉制”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改革。因此，清政权得以延续中华帝国的正统法律资源，以“文化认同”抵消“民族不认同”，以更完善、公平、有纪律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最终突破了“胡人自古未有百年民族运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