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杰荣 熊景明：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

熊敬明的家人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身是1963年由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在香港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为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服务。1988年，中心由香港中文大学接管，熊敬明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

与熊敬明畅谈她主持中心20年的历程和自传体散文《云南之家:忆父母忆往事》，足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云南省会的生活”，她依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自豪。“如果我再次选择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我会选择这个。”

研究中国的人研究中国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

问:该中心的前身和后来的拥有者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年。在美国学术组织协会于20世纪70年代接管该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就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美国学者来台研究的学术基地。张鹏远先生还以《郭廷以、费正清、魏牧亭:台美学术交流个案研究》一书探讨了这段历史。

20世纪60-70年代，“中心”与“中央研究院”共享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与交流的背景，但香港在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角色是否与台湾省不完全相同？

熊敬明:差别很大。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它的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被称为“大学服务中心”，完全是自下而上。纽约大学教授杰罗姆·科恩是该中心的首任主任。他回忆中心的时候说，有学者在美国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美国大学各行其是，国家控制不了他们的研究方向。但是，在鼓励中国研究时，可能会有一些奖学金的资助。

20世纪60年代初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后，杰罗姆·科恩等学者思考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科、跨地区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位于哪里？想了想，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所以建议设在香港，因为竹幕后的一些消息会泄露到当时的香港。这些学者只有30多岁，甚至更年轻。他们中的许多人研究中国是出于巧合，没有太多的长远考虑，也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宏伟目标。

设立“大学服务中心”，首先要换钱，学者去福特等基金会。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任何从美国大学来香港的学者都可以来中心。那时，香港可以看到更多来自内地的资料。大学服务中心成立后，香港中文资料较多。当时美国政府拿出钱资助一些从台湾省和大陆逃到香港的学者。他们成立了“友谊研究所”，订购了很多大陆报纸，做剪报，做粗略分类。当这些人来到“大学服务中心”时，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研究所的数据或其他数据，也可以访问香港的mainland China移民。

“在我负责中心的工作后，我会阅读中心档案与学者之间的所有通信。因为《中心》的前导演英语很好，文笔很好，很有幽默感，文笔也很好，我想从他那里抢老师。看完这些信，我意识到中心最难的是年年换钱。很多信都是关于如何换钱，如何让爷爷告诉奶奶向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跟中情局有关系。如果真的是政府赞助的话，他们大概就不用这么辛苦找钱了。

那些信件并没有反映出当时中国研究的全貌，但却有着有趣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被允许访问北京。黄华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见面并合影，这让大家异常兴奋。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很多都是有社会关注的左派，比如你访问的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他们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有句话:学习前苏联的人学习是因为讨厌；研究中国的人爱中国。

问:你是如何在1979年搬到香港的，你是如何开始附属于该中心的？你经历的“中心”困难时期是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走上正轨的？

熊敬明:我出去是因为我的前夫，他是印尼的华侨。我们曾经是昆明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很早就走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探亲就可以住。1979年，当“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回来的时候，我们以为中国从此一片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门，眼睛都被泪水打肿了。

2007年7月底退休，故意买了一张7月27日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是1979年7月27日到香港的。通关那天，我在有空调的大厅里等了7个小时。又热又闷，没有食物。我抱着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用扇子不停地扇她。那种高温对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当时我就决定，就算香港是天堂，退休后也一定回昆明。

来香港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想采访一个了解大陆的人，每小时30港币。有人想听你的，所以我不用自己写，所以我很快就申请了。其实当我来到“中心”看到外面对大陆了解不多，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写下真实的东西。

美国学者、现斯坦福大学教授戴慕贞多次找我谈话，请我做她的研究助理。当时研究经费相当充足。学者们在做研究时要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近10名研究助理。学者减少了，我成了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心主任不想让我离开，所以给了我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1963年该中心到达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工作。一些学者穿着拖鞋和短裤进来，被拦在门口。后来在九龙亚皆老街155号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小院。有草有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还有一个两层的小房子。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员工的工资和书籍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从1979年到1982年中国大陆开放，“中心”的价值被大大削弱。

然而，该中心的主任约翰·多尔芬和当时参与制定数据收集政策的托马斯·伯恩斯坦非常有远见。他认为图书馆应该寻找第一手资料。1982年，“中心”发现了一整套大陆报纸，包括各部、各省的报纸，从50年代的第一天到8年多。经过1963年到1983年的积累，有了一个基本的收藏。后来很多人来“中心”，因为方便，数据集中整齐。

8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但其他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下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以陈方政教授为首的中国大学谈判团谈判。中文大学在内地的兴趣和感受与香港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不同。经过一两年的谈判，中国大学承诺:第一，这个“中心”永远对西方学者开放；此外，支持中心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心”在1988年被CUHK接管后，至少解决了三大问题，即员工的工资和买书的资金，特别是办公场所，但如果中心想开展其他项目，资金就必须自己筹集。

当我自己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时，我觉得一个组织只有被人利用的时候才有价值。因此，当“中心”从外地迁入CUHK时，我邀请了20多位访问过CUHK的大陆学者来帮忙。看到这么多资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的书是开放的，当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都不开放。我自然想到，未来中心的主要用户一定是内地人，但当时并没有预见到香港会回归中国。1983年，我去中国大学中国法律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次海峡两岸三地的宪法研讨会。我觉得香港的价值在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不是万能的，但能让你的思维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当你让他在香港演讲时，会改变他的思维方式，摆脱自我审查。

该中心主任关新基教授和我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因为我们还需要筹集资金，所以花了很多年才实现。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一年，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项目计划来竞争“优秀研究领域资金”。90年代中期，我们赢了。应用的一部分资金是开发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建立一个“数据库”，结果没有那么成功。内地对各种统计数据管控严格；另一部分资金用于邀请内地优秀学者来中心参观。我们重点邀请有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的、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期特别关注很少有机会走出去的本土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个基金就是起源。后来，这个计划得到了香港里士满基金会的支持。

我们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方面打下了基础数据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名单”揭示了大量信息——访问者的身份。近年来从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到具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和独立董事；如果我们对“研究课题”做一些定量研究，也应该反映出很多关于国内外“中国学”学术变迁的信息。这个“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

据统计，1999年至2012年的13年间，大陆访问学者在“中国学”领域的研究兴趣有哪些重大变化？这也呼应了你的邀请标准？大陆学者的学术关注与西方同行有何异同？

熊敬明:一开始单子不是电子的，所以早期的没有放进去。在中心，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当时没有联合验证团队。我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大陆学者的研究，我很高兴能找到一些人，因为当时他们还不为外界所知。然而，我们的选拔制度并不完善。自2008年以来，该中心决定只邀请学者。最近“中心”成立了访问学者评选委员会，结束了我之前的“温和专制”。

当时，我邀请了来访者。首先，我看了这个项目。我没说要学文革什么的。但是如果项目不能在内地申请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会特别有帮助，所以他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研究文化大革命，而是研究农村问题。如果这个“中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任何影响，它将真正促进农村问题的研究。

至于邀请更多的“文革”研究者，自然要遵循我们的邀请标准。如果有人想研究土改、“三反五反”或者“反右”，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你无法用定量研究做任何事情。但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中心不需要太多野心。如果能作为世界上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基地，其贡献将非常非常大。

起初，我天真地以为，中国大陆之后，关于文革的研究会越来越多。有些人收集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并发送到“中心”。我经常说如果你给我们一份拷贝就好了。你当地对文革的研究，几年后会变成气候，20年后不会变成气候。我们为“反右”、“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数据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万字的“文革”资料，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某一天发生的事件。比如你按“周恩来”这个主题去搜索，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所有演讲都会出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约3000万字。我们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和“大饥荒”，我们会继续做下去。不管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解释，都要收集整理真实的史料。

当我看到一篇好的论文或一本书时，我会很好奇。如果我想认识这个人，如果合适的话，我会邀请他去“中心”。找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相信女性的直觉判断。比如前阵子看了荣剑的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力度太大，推荐了中心的邀请，推荐到博远基金会，好像是“上瘾”或者职业病。

这么多人都见过高华，而且都是在“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研讨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几年让你印象深刻的“午餐研讨会”有哪些？

熊敬明:有一次，我们请萧功秦谈谈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他说话很真诚。他讲完后，有人指责他是“萧功秦、某某等人”。他微笑着，没有表示不悦。记得当晚讨论了很多关于辛集、、金官涛、、李连江、何青莲、戴晴、陈方政、张龙喜、沈志华、、、雷的话题，每个话题都引起了对抗。

有时候，如果人的知识水平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起来会很困难。有一次，尹鸿标来“中心”谈文革时期的派系斗争。他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人试图通过发动群众来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构成背后的无形之手。讲座结束后，一位博士生站起来反驳，说“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于是绕过他们发动群众，计划把这些人打倒在中间。后来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原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今天，这些走资派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相遇，这其实是文革见证人和文革远见者的对抗。如果你仔细听那篇从头到尾标有红色记号的演讲，你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但是，如果你对文革有先入为主、顽固不化的解释，就不会因为一场研讨会而改变观念。

我们有很多研讨会，每个通知都被广泛分发。来的人不多，20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话题非常接近。严敬告诉我，看了回忆高华的文章，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见过高华，而且都是在你们的“中心”认识的，很多人都在那里听过他的演讲。

问:近年来，越来越多政治立场似乎相对“左倾”的“三农”问题专家应邀来访。前些年，张柏嘉还被邀请为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张柏嘉身居高位，参加茶话会是为了发表历史学家高华的著作。我有点惊讶。他也说尊重高华，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他不同意高华的观点。

熊敬明:2000年后中心邀请了张柏嘉先生。后来我们请他去，他去不了，因为他是官员，行动不便。即使他能出来，他也不能随便说话。

研讨会也很受我们的鼓励，因为在海外做中文研究的学生没有那么多，当然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多，mainland China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和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但在大陆好像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天真地希望很多美国的博士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会，这有助于他找到工作。比如一个学校招教授的时候，我们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发表意见，那些医生来这里听听，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成功，但是很多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都在香港找到了教学岗位。

我们邀请了一些人来评论，发现同一个话题，即使有时候有失偏颇，其实也有不同的人在做。张明曾经来过“中心”和“博士”，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学生的论文。后来话筒一递给他，大家都开始笑，知道他又要“骂”人了。

不管时代有多肮脏，周围的环境有多危险，家庭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过去我一直误以为你和已故云南籍法国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是一家人。

熊敬明: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云南有几个叫熊的家庭。他们的熊是学者，是“熊的校长”；我们家是官员，是“熊县长”；还有一个富裕的家庭，“熊金”。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的弥勒县在滇南。

1993年或1994年，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交流思想。在同一期《明报月刊》上，他发了一篇，我发了一篇。结果，香港的云南有钱人看到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于是打电话给报社，问熊秉明熊秉明是不是中国大学的。对方说好，姓熊，在中文大学，所以月饼送到我办公室。最后我发现他在参观中文系，于是我们见面了，经常一起吃午饭。

问:民国时期，云南的三个熊氏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也很欣赏你说的“写下自己的故事，死后留给世界。除了骨灰，你还可以有故事”，但正如高华教授在书评《思想的疲劳与痛苦》中关于你表哥胡韦伯的回忆录《青春北大》中所说，“胡当时正在北大读书。与许多被贴上“右派”标签、散落在贫困农村的小学教师，与城市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相比，他可以算是社会上的“精英”，但与党内外那些有名的“右派”相比，他也是一个“无名小卒”。其实你家这个“滇中名门望族”到了你父母这一代就没有上一代那么突出了。如果不是你的写作和回忆，熊家族的很多事情都不会被世人所知。

熊敬明:是的，很高兴你注意到了那句话。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会知道，甚至我的女儿也不会知道她的故事。如果你写了，这个人会永生。

1997年女儿去美国读书，突然我有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想我应该写一本书。我想写的第一件事是我的母亲。当她1973年去世时，我决定写一些关于她的东西。我以前写不出来，因为眼泪太多了。当时我开始冷静下来，但同时写也很难过。妈妈很久以前就写了这个，放在抽屉里。后来，张义和参观了我们的中心。我看到她写了很多关于她父亲的文章，所以我给她看了这篇关于她母亲的文章。看完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你应该写信。我也觉得应该写，但是中心的岗位太多了，所以直到2007年我退休了，没有别的借口不写。

其实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父亲在1955年写了一本自传，里面有他童年的一些东西。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写了一篇大约80页的记述，写下了他的许多思想。因此，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的时候很震惊，因为那些解释都是对体制的批评。

我祖父留下了一本选集。以前不写他的时候，对他了解不多，以为他是个老官僚。看完选集，我觉得他好耿直。我的父亲，我在写书的时候就开始理解他了，因为我的母亲在家里总是很棒，我的父亲有时候也不讲道理。

本来我并不是很喜欢“以文载道”，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意识到，我们应该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写下来——不管时代有多肮脏，周围的环境有多危险，感情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被过滤

问:中国共产党云南“一大”是在你爷爷家召开的。邓小平的妻子卓琳是你月经期间最好的朋友。兰萍的前男友，国民党军官王兆仁，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这些都是“伟大的历史”；退休后，你和琳达重点合作的“民间历史”以“小历史”为主。如何看待历史的“大”与“小”？

熊敬明:后来我三叔来月经被批评，因为他是国民党政府驻温哥华领事，他们后来选择回大陆。三叔周仲卓是李泽厚的老师。他最初准备写一本《中国外交史》，后来又编了一本《英美词典》。他在剪辑后去世，没有被认出来。在他选择回国后不久，就遭遇了“师资调整”，从大学里清理了他们的老教员。很小的时候看着妈妈和三月经写信，一边写一边抹眼泪。要知道，一个30多岁的教授，去工地混混凝土为生，腿被石灰腐蚀了。“文革”时，我去三月经家问她:“那时候，你和卓琳的小妹妹很棒。你为什么不写信投诉，说你的教授回来就这样？”月经说她不来找我，我也不来找她。

其实书里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写。我尽量避免写名人。比如我的四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植物学家，后来去了香港；另一个，说到把一个老人照顾得很好，大家都很感激她。其实那个人是杨振宁，我故意不写。我不喜欢人们把名人扯进来。这只是一个机会，没什么好炫耀的。

问:你的自传让我感到温暖明亮，这和我前段时间读耶鲁大学孙康怡教授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的感觉很像——她还说“我最不喜欢读别人的控诉文学，我觉得是一部没有深度的作品”。这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好看的字”吧？

熊敬明:第一次看我写的“军垦农场的大学生”那一章，我说:“我们农场这么苦，怎么写好像很好玩很开心？”。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被过滤，开心的事情会被记得更多，而痛苦的事情本能的想忘记。而回忆过去，就不可能回到最初的痛苦，否则人怎么能活下去？

我的书当时并没有把它描述成苦，因为我去农村扶贫，所以对那次经历有了另一种看法。我在书上写了一点，说我们扛着大石头，有几个同学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我加了一段话，说这种病在农民中很常见，意思是说我们的痛苦是理想的丧失，你因为看不到未来而沮丧痛苦；客观来说，每个农民都比你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