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海军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有些舰长不答应，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有些舰长不答应，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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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9艘军舰和21艘小艇，官兵1271人，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决定“不走”，投奔新生政权。事后，毛泽东、朱德盛赞此次起义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碰巧也在这一天，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是为人民海军诞辰日之由来。然而，江山易主之际，总是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留恋旧的阵营，不忍背离“正统”，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了前者。本文旨在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梳理历史重要关头不同选择者之间的不同心路历程。

投奔新生，“把军舰交给人民”

1947年底至1948年初，林遵曾在上海召集一些海军的老同事、老同学举行小型聚会交换意见，“

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注定要失败，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个人出路，只有投向共产党才是光明大道

”，萌发了派人去香港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想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矛盾十分尖锐，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闽系”，福建籍的陈绍宽先后担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从海军学校招生到选拔任用人员，莫不重要福建人。抗战胜利后，陈绍宽不愿卷入内战，表现消极，蒋介石将其撤职，先派参谋总长陈诚兼管海军，后又升任陆军出身的嫡系将领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

战后，林遵一度对蒋介石建设国家抱有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腐败无能，令其渐渐感到绝望。林遵坦言自己属于“闽系”，与桂永清个人矛盾较深，认为桂来领导海军，海军肯定不会搞好，“

这也是促使我决心起义的一个因素

”。

国民党海军内部的龃龉纠葛，给中共策反工作带来的是空间与机遇。1948年秋，中共驻沪情报机构通过潜伏在海军的地下工作者郭寿生，尝试策动第二舰队弃暗投明，林遵当即表示同意，“

具体搞法则要见机而行

”。此外，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工部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也与林遵本人或周围亲信有过接洽联系。

第二舰队原先担任长江口以南至广东的沿海巡防任务，1948年二三月间，海军总部下令移驻长江，负责江阴以上至江西湖口的江面防务。4月20日夜至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江阴要塞守军宣布起义，第二舰队驻防南京一带的舰艇，纷纷集中下游笆斗山江面锚泊。22日午夜，林遵乘坐永嘉舰从安庆驶抵南京，桂永清最后交代说：“

若你能把第二舰队带回上海，我马上推荐你当副总司令，请颁青天白日勋章

。”

海军总部仓皇撤离，林遵分析形势，“

集中待命的各舰舰长中，有一部分是确能掌握的，因此我就确定采用召开舰长会议的办法来决定起义行动

”。23日上午七八点钟，舰长会议在永嘉舰上召开，林遵着重指出：“

国民党大势已去，桂永清自己乘飞机跑了，如果沿江下驶，不但有许多狭窄水道，岸上共军还有重炮、要塞炮。我们应该从大局着想，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自己和下属的前途着想，不应该只考虑当前个人的一些问题

。”

惠安舰舰长吴建安首先发言：“

我们应当退出党政之争，把军舰交给人民，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

。”江犀舰舰长张家宝态度明确：“

我们也曾拼死卖命为党国效劳，无奈政府腐败无能，失去了民心，是它辜负了我们，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不过时至今日，还继续去充当内战工具，是没有多大意思了。”

背离“党国”，“良心上过不去”

毫无疑问，第二舰队官兵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国民党仍有留恋情结。林遵晚年追述往事，没有指名道姓，“

他们有的担心如果不走就会被共产党压迫转过炮口打国民党，这个不能干；有的家眷住在上海，不走的话，家里人可能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还有的亲属在解放区挨过批斗，更说了一些诬蔑共产党的话

”。

“走”与“不走”两派针锋相对，有些舰长拿不到主意，不敢轻易表态。永定舰舰长刘德凯摇头叹气，越说越伤心：“

形势固然不可收拾，不过我们受党国培养多年，今天在它危难时刻骤然背离，这在良心上过不去。我的舰从安庆下驶，挨了好几炮，一炮打到驾驶台上，几个官兵负了伤，又没有药，痛得哭爹喊娘，真使人寒心

。”联光舰舰长郭秉衡感同身受：“

国民党太对不起人了，把我们丢在安庆，不管我们的死活，他们却挟着姨太太远走高飞，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不替国民党卖命了！

”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显得特别冷静：“

从中国海军历史来看，我们的先辈把一些破烂舰代代传留下来，前清留给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又留给国民政府，才保存了这么一支可怜的海军舰艇。我们今天再把这份财产交给新政权，总不会受到历史的唾弃

。”永修舰舰长桂宗炎起初一言不发，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怪话：“

照我说，既不跟国民党，也不跟共产党，把军舰开到海上去打游击，或开到别国港口当‘白华’

”。林遵一票否定：“

做‘白华’也要有钱呵！到海上‘打游击’，补给从哪里来？去抢劫商船，那是海盗行为，国际上也不允许。

”

林遵决定进行无记名投票来表决去留问题，根据舰队参谋戴熙愉说法，16位舰长参与投票，赞成留下的8票，反对的2票，弃权的6票。林遵的回忆稍有出入，10票赞成“不走”，2票反对，4票弃权。不管怎么说，第二舰队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只能说选择起义的舰长略占优势。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林遵宣布“不走”，指定张家宝、陈务笃起草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信件。散会后，各舰长、艇队长纷纷回到各自的舰艇，林遵也从永嘉舰迁回惠安旗舰。

此时，永嘉舰舰长陈庆堃陷入了沉思，“

如留于此地，不仅有愧军人志节，将来定必任人长期凌辱；凭连日来沿江夜战之经验，午夜后浓雾弥漫，敌炮不易瞄准，必能冲出江阴

”。陈庆堃后来撰写回忆文章，只说突围决心，不提投票之事。王业钧1948年底毕业于青岛海军官校，时任永嘉舰中尉通信官，晚年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道出了不为人知的个中隐情。

原来陈庆堃内心倾向于“走”，但感到势单力薄，“我们一条船也没办法突围”，思前想后投下弃权票。林遵移舰之后，陈庆堃召集本舰军官议事，介绍了投票情况，王业钧自告奋勇：“

我们刚毕业，各舰都有同学，愿意负责联络他们一起冲

。”时机紧迫，陈庆堃急忙拿笔写了一个字条：“

宗炎兄：我已ok，细节请与来员王业钧商量

。”于是，永嘉舰轮机长邹弘达亲自驾驶小艇，载着王业钧驶往永修舰。

波涛汹涌，“为了中国海军”

“

我一定冲的，既然敢从安庆冲下来，就敢冲下去

。”桂宗炎接过字条，语气很坚定。王业钧遂与海军官校同学，永修舰通信官曾守镐约定联络事项。离开永修舰，即到永定舰，刘德凯答应参与突围行动，并托王业钧去一趟吉安舰，“

宋继宏舰长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不敢冲，请他到永定舰，就说我可把他带回上海

”。别看刘德凯开会时哭哭啼啼，投票后却是心有定见，还特地和张家宝握手说：“再见！”

告别永定舰，再至武陵舰，绳梯还未放下，该舰副长万体道即跑到船舷，不等王业钧开口就说：“

我们一定走的，我们一定走的，不要上来了，赶快到其他舰上去看看吧

！”小艇驶向吉安舰，中途必须经过惠安舰附近，“

有人大声喊我们过去，原来是同班同学侯庆钧，但我们不敢靠近，只好装作没看到、没听见，直接驶向吉安舰

”。王业钧心存愧疚，几十年后始终难忘侯同学惶恐无助的面容。

从吴建安的回忆文章来看，虽有林遵坐镇旗舰，惠安内部“走”与“不走”的斗争照样激烈。“

为了中国海军，为了国家民族，也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千万不要随便解缆，弟兄们，我可以自裁

。”吴建安好说歹说，总算化解一场几乎就要擦枪走火的冲突事件。再说吉安舰，王业钧说明来意，宋继宏埋首呆坐，过了好一会才开口，“

如果我弃舰随你们到上海，桂总司令即使不枪毙我，也不会重用我，我决定不走了

”。

傍晚时分，永嘉舰如约悬挂起锚的信号旗，发动机器，拔锚启航。陈务笃记得很清楚：“

十几条军舰的烟囱里都冒着黑烟，有的主机已隆隆在响，有的在哗哗起锚。只见永嘉舰起的锚尚没出水，船艄就翻起了巨大的水花，它斜着舰身急速地调过头来，桅杆上又升起了一串‘跟我走’的旗号

。”

军舰走掉一大半，林遵站在惠安甲板上急得直跺脚，戴熙愉猛然想起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这是我的过失，离开永嘉舰时没有叫他们降下司令旗，回到惠安舰又忘了升司令旗，想必各舰长有所误会，以为司令还在永嘉舰，盲目跟它跑了

。”

吴建安主张开炮轰击，林遵没有同意，由于官兵的思想准备过于仓促，军心还很不稳定，如果相互炮击，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后经张家宝、陈务笃等人提醒和建议，林遵亲自用报话记不停地呼叫，永绥、楚同、安东、美盛四舰先后调头返回。

与之相反，永嘉等七舰拼命往长江下游突围，解放军炮兵猛烈轰击拦截，体积最大的兴安舰很快下沉，舰龄超过30年的永绩舰负伤搁浅。24日黎明，永嘉、永修、永定、武陵、美亨五舰相继抵达吴淞口，王业钧这时才发现，“

永嘉舰简直被打得不像样，人则东倒西歪的躺下来，很多都睡着了

”。

新中国成立后，林遵先后担任过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第二舰队的起义不仅削弱了国民党海军的有生力量，而且也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初创提供了一定的兵员、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同一历史事件在台湾海军的表述语境中则截然相反，“

林遵变节投共，我长江作战舰艇奉命突围

”，永嘉等舰“

不但保存海军日后捍卫海峡的战力，也尊定了海军茁壮的基础

”。1949年7月，陈庆堃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为了纪念长江突围战役，长子出生取名“永嘉”。

参考文献

1、《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江苏文史选辑第八辑》，江苏省政协文史委1982年版。

3、《老战役的故事》，台湾“海军总司令部编印”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