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荒唐事 大跃进时的“奇案”:一人奸污607人鸡奸305人

大跃进时期的“奇案”:一人强奸607人，鸡奸不到305人。书面材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前省公安厅厅长的血腥记忆-

196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我的三个志愿者都要当老师。但是，公安部去学校挑学生的时候，偏偏我被挑了。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钊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二秘、省长，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王照去了之后，发现大跃进运动期间，那里的公、检、法机关违法违纪非常严重，需要彻底整顿和加强，于是向公安部要了重要人员。我到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办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案件审查办，查处重大冤假错案，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发动“大跃进”，用专政工具镇压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中的“大跃进”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呢？

1958年1月1日，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新年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实现大跃进或大丰收。”

1月22日，公安部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局长参加通报会，共商如何开展公安工作大跃进。会上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规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力争做到无盗窃案件15元以上、无火灾带损失10元以上、无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四无’农业合作社、无破坏事故、无盗窃案件100元以上、无火灾10元以上”。

毛泽东亲自审查并批准了该计划的要点。下面是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如何运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叫《关于抗敌防叛乱的报告》，请省委邀功。互助县从未发生过叛乱。报告说:“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到每个乡镇，24日晚逮捕1152人。其中，社会上有1075家，事业单位有77家。”

在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县城，一晚上抓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感觉？我只是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大量人员死亡，县城还在抓人；不仅老百姓被抓，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被抓。1960年4月，县红崖子沟公社施琅大队窝子生产队的农民马当上了生产队长，但队里40多人饿死了。他70岁的母亲对他说:你作为生产队长的任务就是先救人，不然全队都要饿死。你将为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财产被骗入狱甚至斩首的风险，偷偷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公斤粮食分给队员，并将生产队的四只羊换来的800公斤蔬菜分给队员。他知道粮食和蔬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主动带领队员到山里挖野菜渡过难关，暂时停止了生产队的饥饿状态。但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的干部发现并上报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其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马丹公社马丹大队洪山生产队队长齐元发看到全队117人饿死，他觉得如果不采取措施，全队都会饿死。但是生产队已经没有食物了。一天晚上，他带领7名还能动的社员，从大队里偷了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亮前被大队干部发现，上报公安局。警察来逮捕他，还能在不挨饿的情况下行动的成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人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不能虐待他或杀死他。我们还在等他回来救我们。公安局以“不良分子”罪将齐远发带到县培训队培训三个月。一个月后，齐远发在集训队去世。最终，这个制作团队只有18人没有饿死，活了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良好，适宜种植小麦、青稞、马铃薯等多种水果。湟水河流经县城，经兰州进入黄河，两岸风光秀丽，成为青海省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在青海上任后，派省委工作组深入调查，发现1958年至1960年，青海饿死20984人，流亡死亡5721人，流出7925人，人口净减少25%。死亡最严重的孤山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来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的46%。全县死亡492户1623人，收留孤儿867人。在这个县，发生了33起食人事件，46人被吃掉。其中，38具尸体被煮熟食用；8人自杀或杀害其他儿童并做饭，5名儿童被杀害。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县领导不顾人民生死，搞“大跃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欺骗财产、私分股份，用专政的轻微批评残酷对待人民。三年来，共逮捕2680人，控制1091人，劳教培训1915人，判处刑罚2966人。

囚犯受到酷刑和饥饿的威胁，导致大量死亡，而当权者却无动于衷。三年来，县看守所、看守所死亡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一年的谢富治，到县公安局走访，亲眼目睹民警们将死者抬出看守所。经过询问，他知道看守所里每天都有死人。他对警察局长说:“看守所里每天都有死人，你不采取措施阻止他们。你不怕晚上有鬼来找你麻烦吗？”！“竭力在公安工作中贯彻左倾路线的谢富治，突然良心发现，可见问题有多严重！他告诉陪同检查的公安局局长杨书房:青海省今年计划的抓捕目标应该与去年大致相同，不能超过。然后他去了新疆，回京，经过兰州，打电话给杨书房，告诉他今年青海省的抓捕目标必须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以内，如果超过这个目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书房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了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抓捕指标。他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捍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翼逆转的关键一年。逮捕的人不能少。“所以省委向中央报告，每年的抓捕指标是1.5万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同意省委的意见。结果，全年有18，000多人被捕。

湟中县是青海省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是青海省粮仓，也是饿死人口最多的县。但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该县副县长、公安局长安有芳是左倾路线的深水炸弹。他在县里从事抓人的工作。哪个派出所抓人多，他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抓的人少，就批评，领导就罚，派出所就给白旗。只是到了1958年6月，他才根据省里提出的“抓反、收枪、破案”的“三光”指示，提出了“六昼夜苦干、六百人被捕”的口号。结果6天内逮捕841人，其中以通奸罪逮捕270人，占总数的32%。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辛庄公社视察，决定逮捕几十人。警察局长看“犯罪嫌疑人”材料时睡着了，但局长不敢叫醒他，继续看书。当他醒来时，导演问:我该怎么处理上面的人？他迷迷糊糊，反复说“抓，抓，抓”，于是决定一夜之间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下达了到各乡镇抓人的详细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多么荒谬:“全县被各种敌人逮捕的总人数是400到450人。其中，宗教人员7-9人，地方富民分子80-85人，反不良分子95-100人，敌伪军政要员70-80人，五个方面敌人30-35人，管制分子15-20人，劳改释放犯人和反革命家属40-45人，解除管制分子26-30人，持之以恒的追随者、巫神30-36人，被开除出机关、学校按乡镇划分:年伯镇28-30人，15-17人时间要求:6月25日至7月15日，先在6月25日抓捕一批，然后在7月3日至5日再抓捕一批，最后在7月12日至15日将你掌握的物品全部抓捕。”

如此细致周密的抓人计划，是一项“绝活”。现在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这样？不可能！我想郑重地告诉他们，这些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确实发生在我们的共和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一个地方。

当时政法工作提出一个口号:“一代长三代长，一员顶三员；下去接住，回来分开。”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公、检、法机关等于一个机关，不受任何限制和监督。党政领导，三个警察，拿着空白色通缉令，走到哪里就抓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后分开，就是完全不分开。

由于公诉机关和法国人已经成为一家人，被捕者将被判刑。在一些地方，逮捕太多，法院法官很少。所以判决是提前打印的。当一个人被判刑时，没有开庭，没有会见被告，也没有审讯。只填写打印判决书上的姓名和句子。玉树州法院有一个判决，实际判了183人。判决书上写着:“被告×× ×，解放前一直工作不正常，素质极差。他强奸了607名已婚妇女，强奸了51名妇女，鸡奸了305人，互相鸡奸了30人”。各位议员可能不明白这项莫须有的指控，更不明白这项判决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名女性，172名男性，总数是通过计算他们之间的通奸、强奸、鸡奸和鸡奸，而得到的，不管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然而，从文本来看，这183人似乎每一个都强奸了607人，其中包括11名妇女，并且还实施了强奸和鸡奸。这个判断是省委工作组去抓捕比例最高的玉树地区时发现的。后来和领导一起去了玉树，亲眼见证了这个判决。

这个判断可以作为“文物”珍藏，教育后代，告诉他们什么是漠视人命。

作者系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

离奇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