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是什么 诠释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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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生于布列斯。他的父亲是摩拉维亚牧师，有着虔诚的背景。他在哈里大学学习，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同时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神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在解释学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1805年和1809/1810年的箴言》、《1809/1810年的解释学手稿》、《1819年的解释学讲座大纲》等。作为一个解释学者，施莱尔马赫已经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关注他的解释学思想也只是通过狄尔泰有影响的作品。但施莱尔马赫作为诠释学之父的重新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代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及其弟子金默勒。前者阐述了他在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后者在1958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部手稿，使他的理论在他去世120多年后第一次完整地呈现给了当今世界。
一般诠释学
施莱尔马赫一般解释学的建立得益于一般解释学的两位先驱阿斯特和沃尔夫的早期努力。阿斯特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三种理解理论:历史理解，即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旨在把握精神形成了什么；语法理解，即对作品的形式或语言和表达的理解，旨在通过语法分析和考证，掌握精神是如何形成这些东西的；对精神的理解，即对涉及个体作者和古代整体的精神的理解，属于真正的、最高的理解，因为它将内容和形式追溯到他们在精神中最初的和谐生活，实现了两者的统一。阿斯特对“精神理解”的强调，不仅为理解和解释作为历史精神重建的理念铺平了道路，也启发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理解方法。此外，阿斯特将文字、意义和精神定义为解释的三要素，并在具体分析中坚持和推进了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原则。沃尔夫对解释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了解释学的实践性，区分了三种形式:语法理解、历史理解和哲学理解。与阿斯特不同，沃尔夫强调哲学理解，认为它是除了语法理解和历史理解这两种传统形式之外的最高理解形式。在他看来，哲学理解可以在逻辑上协调前两种理解，并使其意义一致。
普遍解释学
然而，施莱尔马赫对建立普遍解释学的贡献显然是他的先驱们无法比拟的。首先说明他使解释学突破了具体解释对象的局限，转化为普遍适用于一切书面解释的普遍方法论。根据以往区域解释学的观点，解释学要求的生成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直接理解是正常的，误解只是偶然发生的，相应地，只有一些特殊的词语成为解释学的对象。但是施莱尔马赫有相反的创造性观点。他认为，作者和读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个体化存在，这使得误解成为理解过程中普遍而普遍的现象。误解不仅出现在对《圣经》、《罗马法典》等复杂词语的理解中，也很可能出现在今天对最简单事物的理解中。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解释学作为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不应该受到特殊词语的限制，它一般适用于所有词语的解释。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施莱尔马赫想“摆脱一切内容的特殊性，在一种方法的统一中寻求解释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甚至不受思想如何传播的方式的影响”。这样，解释学走出了圣经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的藩篱，从区域解释学转向一般解释学，从具体的解释学规则和解释学技术转向解释学方法论。
其次，施莱尔马赫的贡献还表明，他提出并强调了在语法和语义解释之外的理解过程中心理解释的必要性。如前所述，语义规则在早期的解释学中已经受到重视，它侧重于对词语的语言和语义分析。然而，由于语言本身的流动性和多义性以及语言运用中的个体差异，无论读者是从自己的语境还是从读者和作者的共同语境来解读词语，都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读，这就使得准确把握作者的本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克服早期解释学单一语义分析的局限性，施莱尔马赫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解释的规则。在他看来，要把握作者的初衷，关键是重构作者的语境。只有从作者的语境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解读文本。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显然，作者个性化思想的形成和表达主要受作者独特的社会历史境遇的影响。这样，作者语境的重构实际上转化为作者历史境遇的重构。然而，由于社会史的不可重复性，作者历史境遇的“物理重建”是不可能的。因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对作者的历史境遇进行“心理重建”的方法。也就是说，读者要想把握作者在写作中所表达的初衷，就必须从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写作的社会历史情境，重建写作与写作所基于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施莱尔马赫将一般解释学的理解任务定义为“主观地重构客观过程”。这样，按照施莱尔马赫一般解释学的要求，读者不仅要熟悉语言学知识，还要对作者的生平、相关历史文献、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方面有准确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解读文本，把握作者的原意。
如果说施莱尔马赫的第一个贡献得到了普遍认可，那么第二个贡献则备受争议。比如，有研究者指责施莱尔马赫将心理学上的“移情”方法引入解释学，“给后来的解释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它“激起了几代人追求古典文化或作品‘初衷’的热情”，“拒绝承认理解永远是更新历史文化的创造”。有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理解活动的主体性，即其创造性，因心理学方法参与了理解过程而得到了肯定，经典解释学中‘神圣绝对’字面意义的假设被抛弃了”。我们认为，无论将“作者的初衷”作为理解的基本目标是否恰当，施莱尔马赫都首次明确肯定了读者主体参与理解过程的积极意义，并将读者主体性确立为理解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为解释学从“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论”向“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转变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它不仅没有成为阻碍诠释学向理解的流动性和创造性开放的障碍，而且实际上构成了诠释学开放和创造性的最初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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