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强爆 罗威廉《红雨》：暴力在中国如何获得合法性

本报记者赵薇实习生可可来自上海

《红雨:七个世纪以来中国一个县的暴力史》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的第四部中国史专著。从20世纪7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攻读学位开始，罗威廉的学术生涯已经涉及中国历史40年。

这位著名的美国华人历史学家，最出名的是他在1980年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汉口:中国城市中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1989年出版。十几年后，被学界视为“社会史特别是城市史”的罗威廉将研究兴趣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推出了《救世:陈洪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他的研究重点开始集中在官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上。

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红雨:中国一个县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被认为是罗威廉回归社会史，将关注点再次转向乡土社会的作品。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学家，包括社会和现代——这意味着范围很广。”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主页上，罗威廉自我介绍说:“我最近的研究是关于19世纪初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鲍的。

麻城和温床县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前革命盟友统一战线破裂后，在位于大别山的麻城县，当地群众报告了一件不寻常的怪事:突然下起了一场红雨。”《红雨》开头，罗威廉引用了1993年版《麻城县志》记载的场景。“该县的居民可能会感到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血战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已经夺去了许多当地军民的生命。

这里是国共合作失败后不久，国民党清共“血洗”的中心麻城。然而，这样的暴力在麻城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这与外界对中国民间田园牧歌的田园想象不同。罗威廉评论说，麻城人的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深深镌刻着穿越过去的记忆:动荡时期反复发生的同样的血腥杀戮，和平时期的不清不楚的日常暴行。麻城人应该很清楚，他们的家乡是一个暴力的地方。

1969年，美国政治学者小罗伊·霍夫海因茨试图探索为什么在1949年最终胜利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的发展。根据从这种计算机统计分析中获得的研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共产主义需求的接受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其实往往是共产党组织力量强大的地方，革命最容易成功——也就是说，社会生态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革命成功的地区大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

然而，霍夫海因茨也发现了几个例外，“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传播和持续成功”对整体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霍夫海因茨称之为“温床县”。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确定了八个“温床县”，其中两个是麻城及其邻近县黄安，该县在1563年之前是麻城的一部分。

事实上，罗威廉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麻城进行个案研究，揭开霍弗海因茨留下的谜团:“当我们把经过考验的苏联革命根据地放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中，中国革命会有怎样的不同面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特定地区有更多超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传统？为什么这些地方把用暴力解决问题作为最常见的方式？”

英雄形象与恶魔学范式

从14世纪元末农民起义，到明清之际的四十八寨盟、东山起义的反抗运动，再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鄂豫皖大清洗斗争，在跨越7个世纪的考察中，罗威廉描述了麻城由来已久的暴力传统——日杀、残害、周期性大规模屠杀。这种暴力文化超越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通过对这一地区集体记忆、历史意识等日常文化实践的不断再现，造就了全面而持久的地方暴力文化。

罗威廉对麻城暴力文化传统的分析，其实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强调人与人和平共处的中国文化，如何与暴力共存？换句话说，暴力在中国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实际上为“允许的”暴力提供了充足的空空间，无论是平民层面还是精英层面。在麻城历史上，两种特定的暴力文化模式尤为突出。

一个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或侠客的概念，也就是更通常所说的“英雄”。这种文化形象以最广泛的形式占据着中国不同时期儿童和青少年的想象力。在这种类型中，暴力已经演变成一种公认的阳刚之气，甚至是一种可敬、浪漫甚至有趣的欲望。在麻城历史上，许多暴力的人至少部分被称赞为践行了英雄主义。

但另一种法律暴力模式，威廉·劳称之为“恶魔主义范式”，实际上是“更基本、更普遍的”。威廉·罗引用荷兰学者天海的话说，“必须同样坚决、血腥和彻底地消除这些恶魔预言的可恶暴力”。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大众文化乃至精英文化中的暴力观念提供了合法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暴力行为的对象是罪犯、反抗者、敌军甚至是现代社会的“阶级敌人”，他们往往被妖魔化，以使针对他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

罗威廉认为，麻城持续存在的暴力传统实际上是这种被称为“恶魔主义”的范式的典型。

“乐观”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时代周刊:你一直关注汉口。是什么让你对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此感兴趣？

罗威廉:我在七八十年代对汉口做过一些研究。当时在西方，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也最多只能谈论上海和这个在西方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城市。我之所以选择19世纪的汉口，是因为当时作为主要城市之一，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入侵，商业贸易的氛围依然比帝国统治的烙印更重:汉口只是我想了解的城市。

时代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把注意力转向麻城的？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罗威廉:我对麻城的研究大多是90年代做的。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主流研究集中在城市，尤其是20世纪初的城市。但是，我还是决定逆主流而行，选择麻城，回到偏远的农村。这种话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深入接触过的。同时，对麻城的研究让我有机会把一个县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知道哪些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哪些事务在几个世纪后会保持不变。

时代周刊:你还记得第一次来麻城吗？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罗威廉:我在美国做了大部分的麻城研究，用的是我从中国买的，从其他图书馆借来的一些资料，或者是网上和微缩胶片上的一些资料。我两次去武汉找档案。之后，我终于第一次去了麻城——唯一一次。那是2004年，我在那里呆了大约一周。麻城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麻城人待我很热情，而且那里的田野风景也很美。更让我震惊的是县城建筑相当发达。我还记得，当我看到摩托车广告牌上有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巨大形象时，我很震惊。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得多。

时代周刊:你之前对中国的研究被认为是强调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自治”和“和谐”，但在《红雨》中，你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暴力”。

罗威廉:你说得对。在汉口的两本书里，我真的强调了社会和谐。在《救世篇》中，我还重点讲述了18世纪统治国家的地方官员和学者如何努力造福大众，推动公益事业的故事。总的来说，我之前的一系列研究确实描述了中国晚清一个美好而乐观的社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自己只展现了当时故事的一部分，却大大忽略了近代中国和近代史上的暴力暗流。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作品中的麻城与我早期的作品有冲突，而是补充和纠正了我之前无意的偏见。两种作品各有侧重，我挺满意的。

时代周刊:中国社会的“暴力”研究是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吗？

罗威廉: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暴行不是西方历史学家重点研究的对象；但是近年来，人们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感兴趣。如果非要推荐的话，我会推荐美国学者陆、郝瑞，荷兰学者，澳大利亚学者詹纳，他们的作品都值得一读。

时代周刊:当你把麻城放入“七个世纪”的历史中，你觉得麻城为什么会有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传统？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罗威廉:我觉得麻城人长期以来用暴力解决纠纷，背后有各种原因。首先，麻城作为一个军事要塞，经常被外军入侵，并作为掠夺广阔领土乃至整个中国的第一站。这段悲惨的历史让麻城人熟悉了武装暴力部门空。其次，在麻城的农业生产中，土地和劳动制度特别严酷，奴隶和奴隶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无处不在。这导致了极其紧张的阶级关系，奴隶起义的不断爆发，以及地主阶级相应的武装镇压。综上所述，在历史的积压下，暴力文化在麻城人心中根深蒂固。对牺牲英雄的赞美，战略要塞的地理位置，当地的武术传统等等，都把麻城的暴力推向了普遍性和日常生活化。

时代周刊:你认为研究“暴力”对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演变有什么作用？

罗威廉:之所以研究麻城，不仅仅是因为它靠近汉口，还因为麻城和黄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体育中心，曾经是鄂豫皖苏区的一部分。在美国，研究中国内战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著作大多缺乏历史深度。那些美国学者虽然熟悉现代汉语，但对古文并不精通，无法解读晚清史料。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如果我们关注一个革命非常成功的地方，从长期的历史角度去研究，那么这个革命就会看起来不一样。我从麻城的明、清、民国资料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可以说让我对中国革命的背景有了更好的了解，但这方面的作品远远不够，还需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