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天大罪 弥天大罪：叶利钦如何把苏联搞解体的

1991年12月8日，在距离波兰仅3公里、距离白俄罗斯洛韦茨森林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决定解散苏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和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署国，”在《亲爱的协定》中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么，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是谁干的？它是如何工作的？

为了准备足够的炸药炸毁苏联，洛夫里的阴谋家和恐怖分子一样，已经开始行动了。叶利钦无疑起了主要作用。他非常恨戈尔巴乔夫，这种恨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中央苏联的恨。因为，要想解除他的仇恨，只能搞垮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我们必须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素质和性格来看，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由叶利钦领导并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宪法委员会于1990年9月和10月提交了一份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其中甚至没有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发生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多，绝非偶然。

当我提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我与叶利钦、哈兹布拉托夫和我的前副手西拉耶夫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送往不同的方向，也送往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俄罗斯领导人约好下午见面，先单独和叶利钦谈，然后让其他人参加。当时我从戈尔巴乔夫的电话里感觉到，这个会议组织是一个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做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议，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与这些积极分子找到共同语言。我还有一线希望:他们不会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破坏国家的统一经济，而忽略了必然会发生的最严重的后果...

会议计划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楼三楼的国家总统办公室举行。这间办公室，以及政治局会议室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都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布置的。

我五点钟上了三楼。Khasbulatov、Silayev和Burblies已经在总统接待室等候。我对Burblies不是很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我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见过这个人。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直接冲突。在我看来，他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有一天，一个历史学家会出来，他会画一幅这个人的画像。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确切地说，他不是在不停地旋转，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转动。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在接待室。他不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议的人之列。

总统也是CPSU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办公室，夏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时代官方办公室的传统家具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时尚的新家具。墙上挂着醒目的苏联国徽，书桌后面的角落插着一面国旗。在另一张更适合喝茶的桌子上，叶利钦、哈兹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坐在一边，我和戈尔巴乔夫坐在另一边。卢基扬诺夫因为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告诉进来的人，他与叶利钦讨论了如何维护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的分裂行动给俄罗斯带来的危险，各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的工作，以及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问题。我像往常一样把这一系列问题记录在笔记本上。

我也忘不了这次会议的气氛。参与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时有不同的思想步骤。他们是对自己的观点或目标不能达成一致的人。叶利钦的讲话语气很高，充满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谈话风格。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姿态、表情和行为无疑表明，他并不想利用这次会议寻求最大的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共同语言，而只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政府。Khasbulatov的立场相对中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似乎明白他的领导人的要求有多荒谬。西拉耶夫用谄媚的眼神看着新老板，老板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一渠道制度，即所有税收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一小部分上缴中央政府，以满足整个苏联的财政需求。至于什么是需求，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我是来提前说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俄罗斯下面的共和国也学会了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有破坏性的原则作为武器。叶利钦一伙人反对的时候真的很愤怒。但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苏联。至于俄罗斯联邦未来应该做什么，他们真的不介意。

我提出一个理由说，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现有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也会导致国家管理混乱，所以不应该采用。

然后它变得更加有趣。建议对外经济活动的收入全部留在各共和国，中央政府拨出50吨黄金给俄罗斯控制，并授予俄罗斯发放出口原材料和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中央政府是否应该购买粮食、粮食和一些原材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材料，以及谁来偿还到期外债等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关于在签署新的联盟协定和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各共和国的职能时应考虑这些问题的建议没有得到认真考虑。

我建议停止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统一的金融体系。但答案完全停留在口号层面:说俄罗斯已经宣布自己是主权国家，所有共和国的法律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与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还讨论了几个小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收和银行系统，并从事对外经济活动。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决定未来一年，即1991年国民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旨在经济上引爆苏联，激起人民对中央政府更大的不满，并借此浪潮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与中央政府的对抗越来越尖锐。这个国家灾难性地迅速变成了一个虚幻而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一伙也希望能稍微稳定一下局势，但俄罗斯等共和国领导人却公然懈怠，直接施加影响，瓦解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最后，戈尔巴乔夫提议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和舒什科维奇，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并与其他希望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决定签署的日期和顺序。

按照我的看法，这个关于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罗斯特条约》时，本身就是一个“卑鄙”的作品。签订合同的“威胁”是为了最终扣动扳机，彻底解决苏联解体的问题。起初似乎一切都很体面。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舒什科维奇邀请俄罗斯总统对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以说服叶利钦向明斯克提供更多的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即将来临。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他在离开前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你准备在白俄罗斯谈什么？他回答说:“我和白俄罗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它。顺便和乌克兰人聊聊。克拉夫丘克不想来这里，但我同意去那里。”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周一见面吗？请到克拉夫丘克来。”他回答说:“我想和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怎么说。”所以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先谈谈。去白俄罗斯，不能谈超出同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能不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独立了。”“那你可以建议他成为非正式成员，”我说。“那他不一定同意。”“那让我们周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决定性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个人。几个月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会签署同盟条约，那么叶利钦也会签署。”然而，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和虚荣的傲慢，以及作为“独立”的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名垂青史的愿望仍然盛行。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意图上一拍即合，给苏联的命运以致命一击。

在Belovezhsenlin的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开。

这架飞机载有一群苏联破坏者，于12月7日17时40分飞往明斯克。当我们到达维斯库里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很早就到了，在叶利钦到达之前，他和他的随从去打猎了。叶利钦到达后，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三位领导人在被“亲爱的一天”的酒精加热后一起去打猎。然后，阴谋家向下属解释了任务:一夜之间“拿出”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

作为苏联政府的首脑，我可以说，我目睹了这些年来有意识地摧毁我们经济的事实。这些家伙的首要目的是迫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达到煽动人民反抗中央政府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路，通向他们梦想的政权。从三个州贼的陈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似乎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参与任何破坏活动。他们声称共和国的法律高于整个苏联的法律，禁止将货物运出共和国，以及调整价格等。，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事实上，正是各共和国领导人做出的这些分裂决定分裂了统一的经济空。无论如何，前共和国根本没有考虑讲俄语人口的权利。这个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视了。当时外债约为700亿美元。叶利钦把如此沉重的负担放在衰弱的俄罗斯肩上，尽管所有的共和国都在借用债务时化为乌有。另外，如果我们对克里米亚问题视而不见，我们要么喝醉做梦，要么脑子里就掉了一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解体八年后的“亲爱的一天”因“为乌克兰保卫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是怎么说的。他说，“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里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扳倒戈尔巴乔夫，他可以简单地交出整个俄罗斯，而不仅仅是克里米亚”。现在很明显，当乌克兰代表团出发去参加“亲爱的日子”时，它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俄罗斯人不打算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甚至会同意让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然而，当叶利钦连“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都没提的时候，他们该有多惊讶啊！至于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来说，这个问题会有多尖锐，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总之，当一个由无数个世纪形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征趋于毁灭时，就出现了无数的问题。

这样，国家的崩溃就会实现。

1991年12月12日，在Belovey Day事件发生四天后，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位国家元首宣布解散苏联一事作出了回应。需要指出的是，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只是苏联的创始国，与其他成员国相比没有任何特殊权力。此后，在苏联宪法中，所有共和国权力平等的原则一直在发挥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无权就所有加入苏联的共和国的权益问题作出决定，更不用说其他共和国的绝对多数了。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亲爱的一天协议》中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的破坏、社会的失控和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类文件只能被视为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然而，这些理由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许多声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还在继续发展，很快就会“胜利”。

《宠儿日协议》的签订，不足以从法律上确认消灭苏联的事实及其相应的一切政治法律后果。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建立独联体的协议。这些文件未经批准没有政治效力。匆忙中，协议的制作者和签署者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提交审批，也不明白审批程序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一切都要看《宠儿协定》应该在什么层面进行审查:作为苏联三个主要缔约共和国之间的条约，还是作为已经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当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联盟主体之间签署的条约，还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署的国际条约？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攻击并要求批准《亲爱的一天协议》。1991年12月10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将批准该协定提上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就被一小时一小时地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驻代表对案文提出了很多意见。必须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直到议会的晚上会议，克拉夫丘克才能够清楚地协调所有的问题。

他的演讲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他指责中央政府为了将权力重新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分裂国家。“有些人想给我们一个教训，”克拉夫丘克说，“认为我们更关心我们的国家，而不是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以228票反对批准了该协议，但有所保留。有12项保留意见，文件的许多条款已经修改。比如“开放边界”一文受到质疑，决定等到以后再说。《亲爱的日协定》被视为“外交政策的协调”，而在基辅发表的文本被视为“外交政策领域的咨询活动”。武装部队的描述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乌克兰议会补充的话是:"独联体成员国改造驻扎在其领土上的前苏联武装部队，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共同努力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话题转到了如何在各共和国之间划分武装部队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借此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只留下一些战略武装力量直属中央政府。

白俄罗斯批准《明斯克协议》在法律地位方面有些复杂。问题是，与乌克兰不同，它没有举行独立公投，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共和国的地位远非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体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在洛韦兹森林简要介绍三国首脑工作成果后，议会中的“左派”和“右派”突然以各种理由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定表示怀疑。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在他们看来，这将把独联体引向原来的统一国家。相反，右派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崩溃，这将在中国造成极端混乱。一些代表认为，舒什科维奇签署该文件是越权行为。然而，尽管最初的问题是独联体是否应该建立，但许多代表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一立场赢得了263名代表的支持，只有1票反对，2票弃权。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合条约》，并通过了相关的程序性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该协定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没有任何根据在立法一级批准叶利钦和布尔利斯在维斯库里签署的文件。有权就联盟条约的同意和废除作出法律决定的唯一机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此外，有必要通过一项决议，修订和补充《俄罗斯联邦宪法》。然而，这种计划永远不会被想要摧毁苏联的一方所接受，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和具有专业素质的代表中不占多数。因此，他们提出了《宠儿日协定》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所以根据宪法，废除它属于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同样，他们还提出了1922年的《同盟条约》，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叶利钦当天作了报告。他将白俄罗斯的谈判描述为“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进程的正常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明确表示，“联盟体系无法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最后的生命力都奉献给了维护自身的权力，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总是对同盟条约的草案吹毛求疵。“在这些方案中，”他总是说，“产生的模式实际上是那种强有力的中央联盟。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只是作为点缀……只是到了4月份，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加盟共和国才同意达成协议，签署同盟条约……8月份之后，苏联解体进入了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垂死挣扎期……在这个阶段，我们简直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以及意见的交换……所有这些似乎都有一个坏法律的性质……苏联的三个创始国停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并找到了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了一种说法，即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洛韦兹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再也不能为其前成员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国际社会认为他是一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维护政治、法律和经济空，这种政治、法律和经济已经形成了几千年，但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联共中央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它没有能力摆脱过去的制度传统，最重要的传统是掌握对人民发号施令的权力。

全会上很少听到对协议的批评。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拥有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无记名投票结果是:188票赞成，6票反对，7票弃权。投票结果公布后，大会的速记稿中出现了一条记录:“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对国家的颠覆和对伟大国家的破坏就这样“合法化”了。

当然，叶利钦的言论可以一一反驳。然而，生活本身对他的演讲、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同伙和帮凶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摧毁后，所有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数百万人已经并仍在为其领导人的罪行以及他们的政治盲从和轻信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次常会议程上，出现了一项考虑废除“亲爱的一天”协议的提案。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力量党和农业党的议会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动议。

在讨论议程时，不出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活动的人都起来反对考虑这个问题。其中包括“亚布卢”议会小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以及亲政府的“我们的家俄罗斯”议会小组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维托夫和尤先科。此外，投票赞成将这一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代表实际上占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宠儿日协议》的决议于1996年3月15日获得通过，252票赞成，占国家杜马代表总数的56%。请记住，当1991年12月12日《亲爱的一天协议》获得批准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90%以上的代表投了赞成票。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人的。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渗入政治机构的祖国叛徒。然而，不足为奇的是，以叶利钦为首的叛徒根本不打算执行我们议会的这一决定。

议会为废除《亲爱的一天协议》而斗争的历史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起1991年12月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发生了全国非常委员会事件，在五届全国人大特别会议闭幕后，国家权力机关被彻底摧毁，如前所述，出现了政权瘫痪的情况，那么在12月，政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垂死挣扎期。回忆起这种情况，不禁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能在《宠儿》日之后的日子里采取战斗的原则性立场？为什么他不能为国家的完全统一而战斗到底？

想要看透一个人的内心，很难理解他的真实意图。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摧毁为他开辟光明前途的共产党、摧毁培养他的社会主义的意图，那绝对不会错。1991年后，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宠儿》里的阴谋家把他置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境地。以下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后，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向我做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了电话，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和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似乎沙波什尼科夫马上去了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发脾气了。所以舒什科维奇打电话给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维奇，我代表所有人打电话给你。”我问:“那你为什么打电话？”他回答说:“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去打仗。叶利钦对布什说:“我向布什汇报了，让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说:“真可惜。你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却绕过苏联总统，背着我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里？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想这是编造的...

而且，我想指出的是，他们是第一个给美国总统打电话的，美国总统不仅是一个给真正主人做报告的奴隶，还希望能抱抱他的大腿。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总统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收到这样的信息后，他应该立即使用他拥有的所有手段。根据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克扬诺夫的说法，亲爱日的参与者——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正在紧张地等待戈尔巴乔夫采取什么行动。“他是最高指挥官，只要下一个总统令，签署文件的人和他们的文件都会被消灭。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伟大国家的未来、3亿人的命运、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誓言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未能发布这一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危机时刻没有履行他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报告这一情况，并谴责《心爱的日子协定》。在大会之前，他应该以最果断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决定我们是应该解散自己还是保留苏联。但他没有这么做。到1991年底，所有法律都被摧毁了，无论是联邦法律还是国际法。用一些人的话来说，不管是上帝的法律还是普通人的法律。

作为一个一年半前把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发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国家的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他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他仍然是历史上为国家的完整而战的领导人。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发生。现在他被自己的人民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一条路。发表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记者招待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委婉一点，这是平静的。他甚至在《至爱日协议》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认可的东西。然而，苏联国家元首也可以预测这一协议将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这需要进行全面的政治和法律评估。

戈尔巴乔夫说:“我深信，在当前形势下，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必须讨论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和在明斯克签署的协议。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制度形式的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因此有必要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最后补充道，“我不排除就此问题举行公投。”

戈尔巴乔夫似乎“忘记”了，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时，他就亲自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埋葬，并将这一权力移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由于苏联人民代表不是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他们只有权参加最高苏维埃的会议。

然而，许多人民代表仍然不能接受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代表们自发组织了一个苏联人大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街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活动，为苏联人民代表第六次特别会议征集签名。我还签署了这份文件。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斯莫林。斯莫林在我们面前告诉总统，他已经收集了足够的签名来举行会议。然后他赶紧收拾好自己的签名本，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500多人的签名和电话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并得到了总统召开国会的个人承诺。会后第二天，《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ryzhkov和Cher Bikov打算举行国会”的文章，标题引人注目。不仅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原始报纸，而且CPSU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其他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此外，总的来说，他们都采取了公开的亲叶利钦立场。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戈尔巴乔夫没有做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很难说什么因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也许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想加入新的权力结构，也许只是胆小怕事，也许想把自己的背叛进行到底的逻辑...

1991年12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亲爱的日子协定》的那一天，中亚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的建议下举行的。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这些共和国的总统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作为“平等的缔造者”。从阿什哈巴德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几个亚洲共和国不相信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必须协调一致”，“在制定与独立国家联合体有关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应保障前苏联主要国家的平等参与权；组成独联体的所有国家都应被视为创始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独联体的创建“应提交主权国家首脑会议审议”。换句话说，Belovey Day谈判的结果仅被视为一个平台，供更广泛的参与者在未来开始创建CIS的步骤。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举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出席”。

1991年12月21日，11个前苏联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成立联合会的建议。然而，说到这一点，却激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反抗。他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永远不会加入任何组织，如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联邦联盟。似乎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宣言中写了一篇文章，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给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带来了很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是，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订。包括三国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首次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文件，即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对苏联未来和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加准确:“自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及其总统制已不复存在。独立国家的首脑们在信中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做出的重大而有价值的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给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希望很小。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人民听到了他作为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

在他的演讲中，一面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上晃动，然后缓缓降下。正是颠覆行动的主要煽动者和组织者Burblies获得了这一“荣誉”，以奖励他背叛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三色旗。

一个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摘自雷日科夫/新华出版社《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大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