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丰同志 “建丰同志”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蒋经国深知，背负着“独裁者二号”和“外国政权”的双重原罪，即使他比民主社会中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亲民、更公正、更诚实，也极难留下一个顽固独裁者的名声。

来源:《文史精粹》2013年第3期

作者:周军

蒋经国去世已经25年了。“威权政治的终结者、台湾省民主制度的缔造者”这个名字，在25年前，可能还没有被两岸民众频繁提及。

回顾蒋经国的政治遗产，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多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尽管岛上的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分化，为什么蒋经国总是民意调查中的头号领导者？为什么他能得到台湾省人民的认可？他是什么样的人？

坐在轮椅上佝偻病缠身、多年患糖尿病、脸肿的蒋经国，无法再亲自解读“总统”讲话，只能听秘书长何义武讲话。突然，一名“NPC副手”拉起一面白色横幅，对他大声抗议，随后更多的人对起哄做出了回应。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总统讲话”的回应，重申了他推进民主改革的决心，结果却是民主党人在台下不耐烦的叫嚣。在被手下抱离讲台之前，他孤独无力的眼神在嘈杂的方向停留了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慢慢转过头去，脸上是孤独和茫然。

这是蒋经国留下的最后一枪，他在岛上拥有绝对的权威。时间定在1987年12月25日的“纪念宪法”大会上。19天后，他去世了。

他刚刚拔掉了民主魔瓶的塞子，戏剧性地见证了从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有序统治到民主开始的喧嚣沸腾，体验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忘恩负义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是台湾省未来社会场景的第一次彩排。历史为他安排了这次排练，蒋经国不知如何应对。没有人知道他那一刻的感受，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担心身后的评价。

一个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12时10分，时任台湾省“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饭店。在这里四楼等他的是“东亚-美国工商会”的午宴，还有数十名“台独”分子在酒店外举着横幅。习惯于世界的蒋经国，长期以来对这种稀疏的抗议无动于衷

当他正要进入酒店的旋转门时，一个穿着风衣的人突然从旁边的大理石柱后面闪了出来，拔出了手枪。刺客旁边的美国便衣警察沙德像闪电一样举起手腕，子弹高高地射向墙壁。在刺客开第二枪之前，他被同伙制服了。《风衣刺客》黄，1937年生于台湾新竹。

“让我像台湾人一样站着！”被一群警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身上钻过脑袋或上身，对着大喊大叫。他的姐夫郑子材试图营救他，很快就被制服了。

黄痛恨台湾省的“独裁”，因为他的父亲早年曾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囚禁，而“特务头子”正是。

“来来来，来国立台湾大学；去，去美国。”。随着冷战的加剧，从“自由阵营”国家和地区招收优秀学生赴美留学成为冷战战略之一。1965年，黄考入美国康乃尔大学社会研究所博士班。之后在郑子材等人的介绍下成为“台独联盟”成员，郑子材等人也曾留学美国。

虽然蒋经国很淡定:“如果这些不同意见的人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声明，我一定会和他们见面。至于这两个被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释放他们。”两名被捕者分别获准以十万元及九万元保释外出。然而，“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险之一，尤其是“让我站得像个台湾人！”，当时也是站在旋转门后面，目睹这一幕的蒋经国，无法忘记。

蒋在台湾省民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军政大权的独裁者脱节；相反，在大众印象中，他像老农一样朴实，像老兵一样豪迈，像老人一样亲民，像苦行僧一样真诚。他是一个可以和任何人握手的独裁者，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和人民玩得很开心，让人觉得他是人民的一员。

大部分有权威的独裁者都是勤勤恳恳、近乎自虐的，而江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并不是审查各种权力案件的勤勤恳恳。作为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弃守中国大陆江山、失民心的最后时刻试图力挽狂澜的“皇子”，他比别人体会得更深。

蒋经国早年的苏联经历和后来蒋介石要求他努力学习儒家圣贤和大哲学家，这使他有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人的心只有危险，但他们的心只有轻微；“唯精独尊，任人宰割”的执政思想，结合列宁主义群众路线，具有醇化后的双重特征。

1956年7月，台湾省修建了西起台中县古关，东至花莲太鲁阁的东西横贯公路。1960年通车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修路的“荣民”共患难。口渴时，像工人一样用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者直接用炊具喝水；饿了，抓个馒头嚼一嚼。晚年接过大位后，经常脱鞋，在台湾省的穷乡僻壤涉水而过。即使你患有糖尿病的痛苦，当你出去检查时，你仍然会饿着肚子，从小餐馆买一盒午餐。

“为什么台湾省的人要杀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危险的遭遇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二

与蒋介石认为杀得太少是输给台湾省后最惨痛的教训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定首先在于民生。

蒋经国上台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省的“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型钢厂、大型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电站。有些项目今天可能不太好，但都是40年前的先进事业，无意间奠定了台湾省经济腾飞的基础。

“十大建设”和“新竹科学园”使台湾省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国际社会称赞台湾省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省也进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这已经成为台湾省人描述那个时代的最佳符号。

从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省的人均GDP只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然而，从1970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过去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成了7097美元。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41.9%。尤其罕见的是，在蒋经国执政期间，贫富分化从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几乎整个七八十年代，基尼系数始终低于0.3，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51%。它是世界上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蒋经国并不是经济专家，台湾省的经济奇迹也不应该过多地归功于他，忘记了每一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一个家庭都参与了为“竞标会”融资的全国斗争。但蒋经国人浮于事，任用大量海外归国专家，为逐步培育台湾省、政权由独裁向服务型政府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坚持不懈的勤奋给当时所有的台湾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府中有许多财政官员，如、孙等人，曾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或“行政院长”，为台湾省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退休后，上面没有瓦，下面没有寸土，手里没有股票，住在公共宿舍，靠政府的一点顾问津贴生活。

蒋经国的政策原则是，政府帮助商界赚钱，但官员不能“融入”企业家，以保持清晰的政治氛围。他不只是问别人，他还自己做榜样。当时有个“立委”，是他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平时会一起喝酒聊天。然而，应一家银行的要求，姜被任命为董事长，并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停止接触，以避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部门有牵连。

蒋经国知道，金融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1981年底，当“财政部长”徐立德接任时，江提醒他凡事要考虑人民的生活。

1985年初，台北发生“第十信用合作社诈骗案”，因政商勾结，坑害数千名储户，涉案官员达200余人。虚假离婚案件和夫妻财产分别登记案件相继出现。也有因巨额债务压力而跳楼自杀的债务人家属。蒋经国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有人说:这个案子向他展示的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和中层党务工作者极度腐败的真相。在2月3日高级领导人出席的军事会谈中，他强调:反对经济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对于“十信诈骗案”中“政府”官员的参与和金融官员的错误做法，蒋经国再次强调“政府官员必须按照良心办事”。随后，前“财政部部长”徐立德、陆因“十信造假案”被免职，中央秘书长蒋彦时引咎辞职。

就连一直是蒋父子仇人的台湾省学者李敖也做过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了检查一条在建的公路，他进山21次。1980年，在永安矿难中，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对台湾省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期。企业的第一笔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摩托车，个人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出国，国民第一次分享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