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 ”青铜流通网” 商朝的「 ”青铜流通网” 使中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文明之路

商代的青铜流通网络，让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文明之路。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

这是一封来自3750年前一名巴格达商人的投诉信，信里这样写道： Ea-Nasir先生， 我们本来约定好你提供上好的铜锭给我，我支付相应的报酬，没想到我最后收到的却是一堆垃圾！每次交易，你不仅态度傲慢，还总是延迟交货，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将终止与你的贸易往来！另外，由于此次的货物不合格，我要求你退回所有款项，若不然，请你拿出符合要求的货来！ Nanni 这封信是一名叫做Nanni的商人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写于泥板上的，从信中可知，他对供货商Ea-Nasir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巧的是，考古学家在其附近找到了类似的泥板，上面同样是其他客户投诉Ea-Nasir的信件，可见，这位铜矿商在同行中的口碑非常糟。 之所以提到这封信，并不是要讨论这位3750前的西亚商人的是是非非，而是想说明一件事：在3000-4000年前，中西亚地区的青铜贸易十分发达，信里提到的铜锭，就是制作青铜的主要原料之一。 一、两河流域的青铜流通网 可以说，两河流域的青铜文明是建立在商业贸易之上的，因为在当地，青铜原料十分稀缺，铸造青铜需要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比如锡矿石来自于伊朗高原，铜矿则进口自巴林和托鲁斯地区。 无论战争、农业还是日常生活，这里的人都离不开青铜器，巨大的需求促使中西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庞大商贸网络，往西可至欧洲，往东可到印度，往南可达非洲。 某种程度而言，这张巨大的网络使当时的亚非欧三地形成了一个青铜时代的「 ”命运共同体”，从而促使了文化、制度、习俗、宗教、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并把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的文明火种传播至欧洲，使得千年后地中海文明的诞生成为可能。 二、西方商业文明的萌发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这张贸易网络，保证所有商业活动正常运行，人们创造出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与法则，最早的商业合伙人制度、最早的商会、最早的工商管理机构、甚至是最早的银行，都由此而生。 在当地，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 ”萨格加尔”的商人首领，他们享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大量的财富与奴隶，与「 ”伊什布”和「 ”恩”一样，同属统治阶层。 为了更为快捷与低成本地获取矿产资源，两河流域的中心文明曾一度在小亚细亚等周边地区进行商业殖民，开设商会与办事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巨大的「 ”亚非欧共同体”中，一切交往与活动仅限于商业，各文明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独立的。 长此以往，对商业贸易的巨大依赖，使得这片地区无论历经多少次改朝换代，都基本维持商业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各种出土的泥板中，频繁地出现诸如文章开头的投诉信，以及收据、账册、合同、欠条等内容。 这种基于商业经济而诞生的文化，也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同时期的中国，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商朝的青铜流通网 中国的青铜文明诞生时间较晚，其源头也颇具争议性，不过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青铜铸造方面，中国古人尤其地「 ”财大气粗”、「 ”挥霍奢靡”。 纵观三代之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精美程度，还是单个体量，对于同时期的西亚国家而言，都是望尘莫及。 缘由何在？是我们「 ”家里有矿”，经得起挥霍吗？ 当然不是。事实上，三代的政治中心——中原，铜锡资源同样稀缺，但在南方地区，包括广西、广东，以及云贵川等地，蕴藏着大量的青铜矿产资源，比如云南的个旧就是因为锡矿丰富而被誉为锡都。 可问题是，商周时期，云南、四川等地并不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就算这些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中原政府也无法任意索取吧？ 从理论上而言，确实如此。 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通过对妇好墓里12件青铜器的铅成分进行同位素分析，发现其中有5件的铅竟然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滇中地区。 无独有偶，在江西的吴城、九江，考古学家也勘探到殷商政府设立的铜矿开采区，这里距离殷都虽然没有云南那么遥远，可也算是商人的外服之地，远离商朝的政治中心，商人未必能对其进行直接管辖。 所以，商人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把这些「 ”蛮荒之地”的青铜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像两河流域一样通过贸易？ 显然不是。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了解到商人经常南征北伐，为了获取和田玉料，商王武丁曾派兵攻打西戎、鬼方，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 ”玉石之路”。 《诗经·玄鸟》里也说道： 邦散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可见，商帝国的版图是通过对四土之境进行军事征服换取而来。 那么，商朝的青铜之路是否也是通过战争开辟的呢？ 只能说，武力征伐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存在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而这种约束力的形成来源于商初建立的一种新型国家结构——外服制。 四、商朝的外服制 《尚书·酒诰》中记载有： 自成汤至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殷商以王畿为界，以内称为内服，以外则为外服，内服是商王的直辖区，百官协助管理，外服则包括侯、甸、男、卫四种。 据现代学者分析：侯服，是为商王防守边疆的部族；甸服，是有义务定期向商王纳贡的部族；男服，从字面意思推测，应该是从事农耕劳作、服徭役，并需定期纳贡的人群；卫服，是保卫商王室的军队。 商王如何管控外服的那些异姓部落呢？ 在《孟子·滕文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商汤时期，有一个叫做葛伯的诸侯没有按时完成祭祀任务，商汤责问他为何停止了祭祀，葛伯说他们部落缺少牲畜，所以无法祭祀，于是商汤赠送牛羊于葛伯，葛伯把牛羊都吃了，还是没有进行祭祀，商汤又问他何故，葛伯说他们没有粮食，于是商汤又派人到葛地教他们耕种，并赐予老弱之人以食物。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类似后世「 ”朝贡体系”或「 ”羁縻政策”的雏形。 地方邦国、诸侯要定期向商王纳贡，并提供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服务，当他们有难时，商王也会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当然，外服部落，即这些候伯们是否会严格按照商人的游戏规则履行义务，取决于中央王朝的国力强弱：商朝强盛时，大多数人会按照规矩来，若出现少数刺头，商王就痛打一番，以儆效尤，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葛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商汤的权威，最后的结果就是「 ”汤一征，自葛始”——成了商汤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这样一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商人之所以能从疆域外的云南获取青铜原料，能在边疆之地建立多处采矿据点，皆源于商王朝的这套政治体系。 商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政治联系，把其影响力辐射到四方之国，并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下，源源不断地获得一切所需的矿产。 商朝的青铜流通网络与两河流域一样，一旦建成，不仅是矿产资源，其他物资，如沿海的贝壳、新疆的玉石，都可以顺畅地汇集于王都。 同时，商人的文明通过这个网络也能传播到各地，比如四川的三星堆，可以看到很多商文明的痕迹。 借由「 ”软实力”的输出，商王朝又能进一步巩固对外服之地的掌控力与影响力。 五、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对比东、西方青铜资源的获取模式，能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造成了东西两大文明体发展模式的不同： 两河流域所需的核心资源与财富积累，来源于商品流通，频繁的商贸活动，促使了商业社会的产生；而中国则是先通过政治变革，创立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再借此把青铜器等重要资源与物质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中央政府。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的大一统成为可能；松散的商业联盟，则随时都可能崩塌。 这也许就是为何西亚与欧洲长期处于分裂，而中国自商以后，无论哪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趋向统一的原因之一。 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类，也许都来自10万年前的同一个「 ”夏娃”； 5000年前，东、西方文明前进的方向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4000年前，风靡于世界各地的青铜器，也无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在3500年前，历史出现了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秩序、权利、国家，在青铜器与人类文明的相互塑造中，产生了质的改变，自此，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参考资料： 周书灿，「 ”商代外服制探讨”，河北大学学报 Vol.28.2,June 2003； 易宁，「 ”试论早期历史时期苏美尔城邦政体”，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