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得到左宗棠的提携，为何文格却以怨报德呢？

咸丰初年，戈文担任主考，因其技艺受到皇帝的称赞。咸丰四年，戈文升任广西巡抚，第二年又升任湖南巡抚，同年又升任湖南巡抚。之所以的仕途如此顺利，是因为他是满族人，有能力，这也与左的赏识和提拔有关。

据《志》记载，早在为衡永陈贵道会员时，他与左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他已被提拔为广西巡抚，但他不想在那里工作，所以他请左帮忙理清关系。左利用其对湖南巡抚罗的巨大影响，最终使留在湖南任巡抚。那一年，再次升任，成为政府特使，在湖南官场排名仅次于罗。

得到左唐宗支持和帮助的戈文，应该感谢左唐宗的一生。那他为什么要化手为云，遮手为雨，成为暗中陷害恩人的小人呢？

这是因为自戈文地位改变以来，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在人事任命方面，罗与有严重分歧。当时有个知县因为性格刚正，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职留在家里。知道他是个清官，又有本事，罗亲自去拜访他，不但逼他出来工作，还直接任命他为湘乡县令。按照当时官方的任命程序，知县应该由省长决定，下面由政府任命，但是罗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一步一步来，直接接下了这件事。面对既成事实，戈文感到惊讶和愤怒，但他无能为力。

此外，称霸天空、抛却他人的左，在湖南官场开展整风运动后，选拔能人出任地方督抚。虽然这些人才的官声有好有坏，但他们都敢为所欲为。这时清廷有信，要求地方推荐能胜任道孚的官员，湖南对这些人才的成就作了疏述。

戈文不仅反对这项决议，而且对提拔和重用人才也有意见。赖任东安知县时，曾失郡，左不但不肯议罪，反而提拔重用。然而，这只是戈文能在谈判桌上侃侃而谈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认为赖等人是站在左和罗之间的线上的人。

然而，据罗说，赖虽然导致了县城的陷落，但很快就亲自带人回去了，“他被恩宠免罚”，而他在东安工作期间，“政治声音特别好，人民爱戴，这是很不寻常的”。对于这样的官员，罗、左大胆任用和提拔有什么错？

后来，等人被提拔，而想用的几个人却一直坐冷板凳。这一切使戈文极为不满和愤慨。

《湘军志》还记载，左唐宗在湖南推行厘金制度，征收商品交易税和盐茶税时，任用了他所仰慕的人。作为政治使者，他不仅不能适应，也没有发言权。

罗采纳左的建议，在消灭曹在湖南的流弊时，对包括在内的一部分人的收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在用人上独断专行，把湖南名义上的二把手完全撇在一边，而那些本应由布部长的部门掌握的人事和财权全都靠边站，而则完全任由师爷左“胡作非为”，当然极为恼火。

本来就是个贪财的人，自然受不了罗、左长期联合执政、独断专行的现状。因此，他渴望改变湖南的权力结构，无论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还是官场权力分享来看。要实现这一转变，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破罗与左之间的联盟结构，而这正是罗所倚重的。只要除掉左唐宗，罗张兵就成了泥菩萨，随便洒几滴水就能化开。但是，戈文本人对升任省长充满希望，一举两得，太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左唐宗个人对戈文的好是什么？官场上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只谈利益。

一直在暗中观察的戈文，知道谢帆要去告左，以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一方面鼓动谢帆去告湖广巡抚公署，劝他去都察院控京，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平时掌握收集的所谓证据材料全部交给谢帆，让他写进起诉书。同时，他还亲自在与湖广总督的公文中利用满清的便利，暗中煽风点火。

对于湖南官场和左，久已厌倦的官员找不到发泄的机会。被告发后，立即上奏朝廷，加入劾左的为“坏幕”，并说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二吏”。意思是有不良行为的幕友左唐宗出现在湖南巡抚衙门。他专横跋扈，越权。他是州长政府的大印，但有两个人在使用它。他的权力被边缘化了。真是丑闻！你做不好，满族人就换颜色！

一直对汉族大臣极度不安的咸丰帝，一看到皇位就变得高度警惕。在上谕中，他不仅有“烂幕控”之语，而且还下令公文调查左，一旦发现违法的事情，他当场就应了。他显然是想向齐天展示如何压制韩官僚的声势和威望。

幸运的是，一群在朝廷工作的重量级朋友秘密进行了紧张的营救工作，命悬一线的左得救了。然而，他最终不得不离开湖南巡抚衙门。对于“工作真诚”的左，这无疑是一个让他义愤填膺的悲剧。

谢帆案在该区能掀起如此大的政治波澜，而戈文的白眼狼确实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要不是左唐宗提供了大量的指控材料，他所谓的“不良行为”罪是不可能被如此具体详细地列举出来的。

官场人士常说，只有公敌，没有私敌。看起来他们可以问心无愧，高枕无忧，其实不然。除非权力和利益没有直接的冲突，不仅公仇可以马上转化为私恨，恩人也可以瞬间变成仇人，因为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权力是唯一的目标，利益是永恒的追求，其他一切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