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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钢琴家:电影《钢琴家》背后的故事

导语:历史上真实的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和威尔·霍森菲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遇。一个是死于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另一个是对现实感到困惑的纳粹德国上尉。许多年后,幸存的钢琴家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轰动

历史上真实的瓦迪斯瓦夫·席皮尔曼和威尔·霍森菲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遇。一个是死于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另一个是对现实感到困惑的纳粹德国上尉。许多年后,幸存的钢琴家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轰动。2002年,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再次将其搬上银幕。《钢琴师》,耗资3500万美元的大型制作,获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后在2002年获得美国影评人协会四项大奖。这里回忆的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

德国青年加入纳粹

故事中的纳粹军官是1895年出生的Villm Hawthornfield,他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的儿子。随着父亲工作的改变,威尔姆的童年在德国山仑的小高原村庄间迁移。后来,在一所师范学校学习后,维尔姆自己成了一名教师。生来就有浪漫气质的维尔姆,从小就充满幻想。从中学开始,他就加入了一个叫“流浪鸟”的青年组织。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梦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没有权贵的充满平等和爱的世界。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使他们的人生有了意义。

1914年8月,爱国热情高涨的“流浪鸟”奔赴前线。维尔姆英勇作战,三次负伤,自豪地回到了祖国。然而,和许多同胞一样,他认为凡尔赛条约是对德国的侮辱。战后一年,在一次“流浪鸟类”的聚会上,维尔姆遇到了她喜欢的女孩安玛丽·克鲁姆马赫。1927年,他们结婚了,并在塔罗的一个小村庄里定居下来。Annemarie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人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希特勒在1933年大选中获胜时,维尔姆认为他的纲领接近“流浪鸟”所倡导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承诺过所有德国人,无论多么卑微,都可以通过加入国家社会党取得巨大成就吗?他加入了纳粹冲锋队,两年后加入了纳粹党。小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和篝火。他为自己参与祖国复兴而陶醉,从未想过即将来临的第三帝国的灾难。

波兰犹太钢琴家

当维尔姆加入纳粹时,一名年轻的波兰钢琴家正在柏林音乐学院读大二。他的名字叫瓦拉迪斯劳兹皮尔曼,当时22岁。或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又或许是后天的影响。瓦迪斯劳很早就表现出了巨大的音乐天赋,16岁就被华沙的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学校录取。只要他读一遍曲子,他就可以完美地演奏它,并以任何模式即兴创作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私下喜出望外:“这将是未来的又一个鲁宾斯坦,又一个霍洛维茨!”

瓦迪斯劳的父亲塞缪尔是卡托维兹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直很推崇德国的音乐文化,希望儿子以后能在德国发展。“德国有300部歌剧,波兰只有3部!”他经常对瓦迪斯劳说。然而希特勒上台后开始迫害犹太人,他父亲的希望破灭了。当这位年轻的钢琴家回到华沙时,他的歌曲打动了许多音乐厅的经理,并对他微笑。他申请了一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很快就开始给他的家乡寄钱。后来他在Sliska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带着父母和弟妹一起住。那是什皮尔曼一家最快乐的时光。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23日,瓦迪斯劳正在电台演播室演奏肖邦,一队德国轰炸机飞往华沙。一个小时后,首都供电中心首次被炸,电台广播骤然中断。

“我很惭愧”

1939年8月底,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被征召入伍。此时他44岁,分配到警卫部队,没有直接参与入侵波兰。10月,他被派往波兰的帕比涅茨切,管理一个临时战俘营。

一天在战俘营外,一个女人上前用德语和他说话:“求求你,先生,我丈夫被关在这里。我现在怀孕了,他妈妈快不行了。我只想在我死之前再见到我的儿子。如果你能让他出来...拜托!”

这个叫Zofia Cheziolova的女人其实编了一个故事。她没有怀孕,婆婆也没有快死,但霍桑菲尔德相信她,答应帮助她。三天后,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契齐奥拉获得自由,这对心存感激的夫妇邀请这位德国军官去他们家说实话。从那以后,他们成了经常的朋友。

在此期间,维尔姆逐渐怀疑德军在波兰的使命。1940年冬天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国士兵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而殴打一名波兰儿童。这件事再次深深打动了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热情都已熄灭。看到我们的人民作为一名德国士兵在波兰所做的一切,我感到羞愧。”从那以后,他开始写战时日记,并通过军事邮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给妻子。

1942年,维尔姆·霍桑菲尔德晋升为队长,负责管理华沙卫戍区的体育设施,组织各种体育赛事的训练和比赛。他在车站教波兰语,让德国官兵学波兰语,受邀教波兰语的安东尼·契齐奥拉神父是佐菲亚丈夫的弟弟。当德国人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牧师对上尉说:“你打败了,扔掉你的制服!我们会把你藏起来。”船长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我们现在都死了。”

德国人关闭了华沙的犹太人区。因为有斯利卡街,什皮尔曼一家不能搬到别的地方。瓦迪斯劳在一家下层酒馆弹钢琴,赚的钱不够全家人用,只好一点一点卖掉自己的财产。到1940年底,一直不愿出售的钢琴成了最后一件要保留的东西。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说一些小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被洗劫了空,但父亲还是很幸运的:“华沙是个大城市,人口近50万,他们做不到。”

灾难来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尔曼一家和数千名犹太人被护送到乌姆施拉普拉塔车站,前往死亡集中营的火车即将从这里出发。人们已经在酷热中忍受了几个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饥饿的什皮尔曼一家以天价买了一份点心,分成六份,这是全家人最后的午餐。

士兵们被命令开始把人群赶进那辆臭气熏天的汽车。突然,瓦迪斯劳听到有人喊:“看,这是什皮尔曼!”一名警察——他可能听过瓦迪斯劳在小酒馆里的表演——走过来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出了队伍。看到弟弟妹妹扶妈妈上车,爸爸正在四处找他,瓦迪劳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他大喊大叫,挣扎着和亲人在一起。士兵们把他推开,其中一个冷冷地说:“你傻什么?别急着逃命!”

瓦迪斯劳突然明白了等待着这些人的是什么,这些被迫上马车的不幸的人们!他转身开始飞...过了两三天的一个晚上,他梦见弟弟,弟弟俯下身对他说:“我们都死了,就在这一刻。”

1943年2月,在华沙犹太人区发生骚乱的两个月前,一些朋友和电台同事找到了瓦迪斯劳,并把他安置在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普拉沃斯卡街。因为怕被抓,不敢出门,只好一次次搬家换住处。这家电台花重金聘请一名技术人员来照顾他的生活。但到了夏天,送餐突然中断,瓦迪劳被困在一个藏身之处,吃不饱。几周后,当朋友们到达时,这位钢琴家已经奄奄一息。电台给他找了另一个住处,门从外面用挂锁锁上了。直到1944年8月华沙起义,瓦迪劳在恐惧中躲在这里63天。

在漫长的63天里,他听到了巷战的吼声和喧闹声,然后居民们随着德军的推进撤退了。一天,他从窗户看到德国士兵正在放火烧他藏身的公寓。他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活活烧死或者跑出去被杀。他吞下30片安眠药,默默地告诉家人:“我来了,和你团聚。”

“你要坚持住!”

瓦迪斯劳还没住,公寓里的火就熄了,昏迷了很久的钢琴家再次来到苏醒。他走到外面,在废墟中徘徊。环顾四周,战前有131万居民的华沙,现在是一座空城市,像当年的鲁滨逊,漂流在孤岛上。但是德国士兵时不时巡逻,所以他只能找机会溜进废墟下的厨房,找些食物充饥。他蓬头垢面,瘦瘦的,在饥饿、孤独和恐慌中挣扎。

有一天,他又摸进了一个厨房,正把头埋在被疏散的主人拿不走的锅碗瓢盆里,他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突然冒出一个德国人的问题:“你在找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德国的工作人员会驻扎在这里吗?”

当灾难迫在眉睫时,弱小的瓦迪斯劳是无法逃脱的。他绝望了:“你想对我怎么样就对我怎么样!”

“你是谁?”军官又问,他是维尔姆·霍桑菲尔德。

“钢琴家。”

维尔姆指着隔壁房间的一架钢琴:“弹吧!”

瓦迪斯劳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漂浮在废墟上的优美旋律感动了船长

“我会帮你出城,把你送到乡下的一个小村庄,”维尔姆建议道。“那里很安全。”

“但是...我出不去。”

维尔姆猜测道:“你是犹太人吗?”

钢琴家向队长指出了他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面包和外套。

一天,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

“已经到达华沙的一个区——普拉加东岸的维斯瓦河。你一定要坚持住!最多只有几个星期,战争不会拖到春天。”

Villm最后一次回来是1944年12月12日,带着面包和被子。临别前,他对钢琴师说:“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明斯克囚犯

和平恢复后,瓦迪斯拉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第一次直播中,他又演奏了肖邦。他开始写回忆录。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他度过的每一次时光,和他在一起过的每个人的名字,住的每个地方。这本回忆录出版于1946年,题为《城市的毁灭》。20世纪40年代末,瓦迪斯劳与医科大学女学生哈利娜结婚,后来生了两个儿子。新的家庭幸福治愈了心灵的创伤,他把已故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在记忆深处。

人们很久没听到维尔姆·霍桑菲尔德的消息了。直到1946年6月,一名囚犯从苏联明斯克战犯集中营获释

带一封信给Annemarie,这是Villm写的,他在那里挖运河养猪。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名单写给妻子,并告诉他:“去契齐奥拉,他可能还会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

当安妮玛丽找到契齐奥拉神父时,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首领写了一封信,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帮助了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但是船长没有被释放。1947年7月,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受审;1950年,他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尔曼才知道霍桑的悲惨命运。另一个被船长救出来的犹太人利昂·沃姆写信给他。信中说:“霍桑的战犯营在明斯克,他被指控对波兰平民犯下罪行。”

瓦迪斯劳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寻求帮助,并很快得到答复:“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会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意释放他。”

服刑一年后,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又中风,瘫痪在床;1952年死于狱中。

他宁愿谈论巴赫

1957年,瓦迪斯劳·什皮尔曼的第一场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行,他借此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安妮玛丽告诉秦嘉关于她丈夫的战时日记,并发现了她丈夫的照片。两年后,她也去世了。

此时,瓦迪斯拉夫已经是华沙电台的音乐总监,创作了一千三百多首歌曲,其中一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他很少提到战争,他的两个儿子也读过他的回忆录,但这不是他们父子之间的话题。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钢琴家宁愿和孩子们谈论他崇拜的巴赫,以及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你不能仇恨整个民族。”1963年,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并举行了2000多场音乐会,大部分是在国外。

20世纪80年代末,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波兰,参观了瓦迪劳·什皮尔曼。回首往事,两家人热泪盈眶。

这位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什皮尔曼在汉堡开了一家诊所,也和霍桑菲尔德家族有联系。1993年的一天,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比尔曼来到安杰的诊所,两人一见如故。安杰告诉诗人他父亲的回忆录和船长的日记。比尔曼说,“这应该出版。”

由卡琳·沃尔夫翻译的德国自传体小说《钢琴家》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辅以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部分内容,于1998年问世。这部作品,浸透了钢琴家的生活经验,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至今已被翻译成14种语言。

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书中对“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的描述深深震撼了他,这终于让他有勇气面对可怕的时代,并通过电影创作表达出来。

2000年的一天,一位濒临死亡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麦克风和手电筒前,诉说着他多年拒绝触碰的痛苦:“……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想起和家人共度时光的火车站。我想念他们...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么度过的?”

瓦迪斯劳·什皮尔曼于2000年7月6日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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