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塞林 阿尔贝特·凯塞林的晚年生活 阿尔贝特·凯塞林最后是怎么死的
乐从文墨先生1952年，因病就医的凯塞尔林接受了由空退伍军人组成的“空军环”、由非洲退伍军人组成的“德国非洲军事协会”、右翼组织“头盔和前线士兵联盟”授予他的荣誉主席称号，但凯塞尔林的名声被他在后者的领导地位所掩盖。克塞尔林试图改革“头盔和前线士兵联盟”组织，如提议用新的德国国旗取代该组织原来的旧帝国国旗，取消“前线万岁！”问候，允许社民党加入组织等建议，但组织内反应很冷淡。
1953年，凯瑟林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最后一天的士兵》。这本书虽然是在监狱里写的，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但仍然是有价值的资料，军事历史学家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背景资料。英文译本出版后，凯瑟林写道“英国战役中德国空军队没有被打败”，“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不是精心制定的”，引起了一些争议。1955年，凯瑟林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代表作《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狱后不久，凯塞尔林接受了意大利恩佐·比亚的采访，称导致800名意大利平民死亡的“玛扎博托大屠杀”是“合法的军事行动”。由于该事件是二战中意大利最严重的平民死亡事件，凯瑟林的言论引起了意大利议会的愤慨和批评。凯塞尔林回应说，他“拯救了意大利”，意大利人应该为他建造一座纪念碑。1952年12月4日，一位意大利记者、大学教授、政治人物和伟大战争中的反德运动领袖皮耶罗·卡拉曼德雷(Piero Calamandrei)写了一首反法西斯的诗《耻辱碑》，以“回应”凯塞尔林。在这首诗中，卡拉曼德雷写道，如果凯塞尔林回到意大利，他确实会看到一座纪念碑，但它比岩石更坚硬，而且愿意拿起武器。卡拉姆安德烈的诗后来出现在库尼奥和蒙特普·恰诺的纪念碑上。
重获自由后，凯瑟林开始与一切他认为是“抹黑德国士兵荣誉”的东西作斗争。1953年11月，凯塞尔林在审判战争罪的法庭上警告德国政府，如果二战中的德国士兵再次受审，德国新军将无法招募任何志愿军。他还热情支持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政策，称:“昔日的战争反对者必将成为未来和平的朋友和同志。”。另一方面，他还声称找到了一群“难以置信”、“认为我们必须用民主原则纠正思想”的人，并说他不能容忍这件事。
1954年3月，凯塞尔林夫妇作为平民访问奥地利，会见了被奥地利当局关押的几名老战友和德国战俘。因为他们中有几个是党卫军成员，奥地利政府很尴尬，下令驱逐凯塞尔林。但后者置之不理，继续按原计划进行为期一周的搜索之旅，然后离开。唯一正式接受凯塞尔林的官方机构是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的奖章委员会。后来委员会一致同意凯塞尔林可以继续佩戴勋章，但勋章上不能有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有一段时间，凯塞尔林经常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前将军的审判法庭上，这些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犯下了战争罪行，最著名的人物是元帅·费迪南·陈纳尔。
1960年7月16日，凯瑟林因心脏病在德国巴德瑙海姆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74岁。凯瑟林的葬礼按照头盔团的仪式举行，并安葬在巴德维的山区公墓。头盔成员抬着棺材，在墓前开枪。凯塞林的前下属齐格弗里德·维斯法尔代表北非和意大利的德国老兵发言，称凯塞林是“一个值得所有官兵钦佩和爱戴的人”。代表前空陆军和联邦国防军的Kammhuber也发表了讲话:“Kesselring被铭记是因为他早期的成就，而不是他后期的活动。”。出席葬礼的还有前党卫军将军约瑟夫·迪特里希、前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巴本、陈纳尔、海军元帅、前联邦总统杜尼茨、前国防部长少将·奥托·雷莫、前党卫军上校约翰·派珀和前驻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大使哈恩。
2000年，凯瑟林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在巴德维举行。北方军没有派任何代表参加，因为这“与我们的传统不相称”。后来的参与者来自两个老牌组织——“德国卡西诺山地协会”和“德国空猎兵还原协会”，他们仍然认为凯塞林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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