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 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

鲁迅为什么反而称赞1932年苏联饥荒？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鲁迅曾为“左联盟”官方刊物《北斗》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我们不再受骗》。《北斗》是文学月刊，丁玲主编。1931年9月首次出版，8期后停刊。鲁迅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但离发表只有两个月了。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说:“帝国主义必须进攻苏联。苏联越好，他们越急于进攻，因为他们越是要灭亡。我们长期被帝国主义及其随从所欺骗。”看完这段话，7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熟悉这个世界的人，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当然，我们永远不能用现在进步的眼光来来回回地看过去的历史，因为也许连上帝也看不清楚共产国际所解读的迷雾时代。没有人能预测到，经过时间的筛选，苏联在冷战结束时崩溃了。当时法国作家纪德去苏联前后考察了两次。回到法国后，他把苏联的真相写成了《从苏联回来》，但立即遭到了苏联和不知道真相的亲苏人士的攻击。尤其令纪德苦恼的是，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大作家罗曼·罗兰也如此猛烈地抨击纪德。但无论是时代的年轮，还是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现状，都无法抹去或使其消失。“历史就是历史。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不能随意增删，也不能随意修饰。”那么1932年的苏联是什么情况呢？根据解密的数据，苏联为了建设工业化大国，获取国外的机械设备，加强了国内的粮食生产和石油出口。也就是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一文中说的:“现在苏联的事实是什么？小麦和煤油的出口不是让世界大吃一惊吗？”没错，当时苏联的出口真的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因为当时“1928年开始出口不到100万Cu，1932年突然增加到1810万Cu，4年内增加了近20倍。”在30年代，这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大动作，是一件大事。然而，为了提高出口生产的高效率，斯大林在中国采取了强制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然而，大多数农民对集体化和义务粮食生产没有热情。但是，为了进行这一行动，斯大林利用国家政治安全局作为一个强大的机构，对那些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实行专制政权所使用的总捕法。他把被管理的农民看作“制定反革命阴谋，意图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把他们看作当时反对集体化的敌人而消灭。当时反对集体化的不仅仅是富农，还有农民，甚至还有穷人和一些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事实上，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体育生产方式，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整体集体化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消灭富农这个阶级”的行动计划，枪毙了那些富农。富农下面的贫中农呢？这一时期，在全苏联实现体育的统一生产方式下，他们只能像“与罪犯或奴工无异”那样生活。

于是，1932年至1933年间，苏联大地终于发生了大饥荒。

斯大林确实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饥荒。资料显示，1933年饥荒期间，政治安全总局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因为当时乌克兰饥饿最严重，饥饿的乌克兰人首先与外界隔绝，甚至不允许外界向灾区运送食物，不允许乌克兰人离开居住地。所有的火车都被克格勃占领了，没有特别通行证的都被赶下了火车，就连一些乌克兰国家干部也没有幸免。那里到处都有人吃人。有消息称，“仅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当年因为刑法中没有食人的处罚条款，所有食人者都交给克格勃处罚。同时，克格勃的第二项任务是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能够与外界生活在密闭的环境中。当然，掩盖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饥荒，让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地方。透过层层铁帘，人们总是隐约知道大饥荒的消息。在一些西方杂志上，有关于苏联大饥荒的报道。

所以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苏联在建设的路上，在外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很多项目当然不够。”基于鲁迅当时与世界的接触，我认为这些苏联的信息来源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日本资料的介绍，二是上海左联与瞿秋白的交往接触。然而，为了掩盖这种情况，斯大林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来访。所有游客的消费都是苏联官方接待，宴会是特意安排的，行程是精心安排的，给人的印象是蒸蒸日上，真正走上了前人未曾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一些衣冠楚楚的“波将金村”在外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然而铁幕总是露足。现在重读鲁迅的文章《我们不再受骗》，可以看到:“最近看到一本小册子说，美国金融有复兴的希望。前言，苏联购买和接收的货物必须排长龙，现在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好像他对排长龙的人愤愤不平，大发慈悲。我相信这件事。”当年的鲁迅，因为不太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对苏联发出了善意和理解的声音。

铁幕往往能蒙蔽很多人的眼睛，让人陷入文化孤立，无法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善于观察的鲁迅也不例外。当时连两位法国总理爱德华·赫里奥特都蒙在鼓里。在乌克兰呆了五天之后，他还批驳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饥荒和改善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位西方人伯纳·索耶(bernal Sawyer)也说:“我在俄罗斯没见过吃不饱的人，不管他总是多少。”当时，《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希奥特·杜兰金(Hiort Durankin)也因“公正诚实地报道俄罗斯”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曾说:“现在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道，要么是夸大其词，要么是恶意宣传。”英国的阿特里斯·悉尼-韦伯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苏联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一些地区的“居民搞破坏”造成了农作物的“歉收”...写到这里，真的让人想起了我们河南作家张一工，他的小说《囚徒李同中的故事》塑造了这样一个基层干部形象，在1961年后的大饥荒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打开锁着的粮仓，拯救村民。

你看，当时在举世瞩目的苏联大形势下，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爪牙，都和我们有同样的利益？我们的坏疽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正在崩溃，无法支撑自己。为了挽回最后的运气，他们厌恶苏联的向上运动。谣言，诅咒，怨恨，无所不在，没有效果，最后只好准备战斗，必须灭掉它才能睡觉。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还会被骗吗？”

那么，当时苏联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何呢？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说:“文人如隋拉菲莫维之、法捷夫、格拉科夫、隋福林那、索洛霍夫等。，不就是西欧和东亚吗，都是夸自己的作品吗？我对艺术不太了解，但据乌曼斯基说，1919年莫斯科有20个展览，列宁格勒有两个，现在非常繁荣。然而，这个谣言极其无耻和聪明。一旦发现他的话是骗人的，他就会躲起来，再来一批。”但是根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迫害知识分子的材料。比如《扎米亚丁》，鲁迅编了一本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面有他的《洞穴》。在《竖琴》后记中，鲁迅称之为“一部关于‘冰冻’的好作品”。至于作者，鲁迅在后记中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反动作家，发表作品的机会很少。”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严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拟驱逐的知识分子名单中，有这样一条:“扎米迪·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被逮捕，驱逐已推迟到有特别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于今年8月31日决定。”鲁迅当然看不到这样的秘密档案。另一方面，扎米·亚丁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他在巴黎去世。

鲁迅终其一生，始终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一边，应该说是“同情弱势群体”的最佳品质。但是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读到真实的信息，当然更不可能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此外，在整个共产国际形势的背景下，鲁迅并不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然而他毕竟被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权“忽悠”了。时至今日，距离鲁迅1932年5月20日发表这篇文章已有八十年；世界和中国在一瞬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斯大林和他的苏联这两个名词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如果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一个强大的傻瓜不应该蒙蔽人民的眼睛，尤其是一个血淋淋的、受人爱戴的中国作家的眼睛。当然，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无论从对象还是主体，1932年的世界和苏联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或多或少会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现代问题提供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