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大地震 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700名援救华工惨遭屠杀

昨天，在日本被杀害的中国工人的幸存者参加了座谈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兄弟会。

座谈会前，日本民间代表为在日本遇害的中国工人哀悼。

在日本的中国工人的幸存者用日本人背诵的“哀悼”一词悼念遇难者的祖先。

当周说话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泪水。

研究关东大地震中国工人遇难事件的张智成在座谈会上发言。潘竹平

☉商报记者黄薇

91年前，日本东京发生7.9级地震，造成10多万人死亡。虽然数百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工人躲过了自然灾害，但他们没能躲过人为灾难。经过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数百名温州劳工在日本丧生。91年过去了，这段历史鲜为人知，但劳动者的后代并没有忘记这段血债。昨天，数百名工人幸存者聚集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益，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日本掩盖了一段“血腥”的历史

昨天上午9点，瓯海楼桥中学熙熙攘攘，温州、青田两地200多名“日式悲剧”遇难者幸存者齐聚一堂，悼念在“日式悲剧”中惨遭屠戮的先人。7000多名韩国人和700多名中国工人在这场悲剧中丧生，其中90%来自温州。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里氏7.9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国许多地方的无私援助深深打动了日本人民。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群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有严重仇外心理的暴徒对在日中国工人发动了血腥屠杀。此后，日本当局极力掩盖这一历史真相。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当时正在日本积极维护在日中国工人利益的留日学生王希天在调查事件时被杀失踪。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75年，一位目睹王希天被杀的士兵写下日记，详细记录了王希天被杀的全过程，整个屠杀事件才再次引起各方关注。

为了掩盖真相，9月18日，日本当局向当地警察部门和报纸发出最后通牒，称“鉴于地震导致日本和‘智南’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当局要求进一步严格禁止新闻报道，禁止公布所有死者尸体的照片，并对手稿进行内部审核”，采取高压措施控制言论。然而，一位有声望的中国人被杀，这使大屠杀变成了一场无法用纸包裹的大火。

1923年10月，中国向日本派遣了以国务院前总理王为首的调查小组。作为回应，日本政府召开了首相内阁会议，但这一决定是为了掩盖中国工人和王希天在大岛镇被屠杀的事实。

据我市著名侨史研究学者张智成介绍，由于中国的抗日运动，当时两国的外交关系非常紧张，对大屠杀的调查也最终告吹。

幸存者流着泪抱怨说他们的祖先被屠杀了

在昨天的追悼会上，瓯海泽雅镇的周等人在诉说遇难先人的血泪时，依然十分激动，热泪盈眶地诉说着。虽然他们不是大屠杀的目击者，但大屠杀彻底改变了这些家庭的命运。

大屠杀唯一幸存者泽雅镇的黄子廉曾向人们讲述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9月3日上午，日本宪兵、青年团和浪人手里拿着铁棒和铁锤，来到大岛镇八亭木中国人居住的酒店，说‘带着钱，马上回中国，现在就跟我们走’。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和他们一起去了。走到地上一个地方空他们突然说，‘地震了，趴下！’当我们所有人都倒在地上时，他们几乎杀了我们所有人。晚上，我从昏迷中醒来，从死亡中逃脱。黄子廉头部受了两处重伤，一只耳朵被割掉。回到上海后，他作为事件的目击者说出了真相，当时的北洋政府对此很重视。

昨天，黄子廉的曾孙黄剑锋也在现场。他听老人说，太爷爷回来后因病去世了。

在同一次大屠杀中，周的祖父、四个兄弟、他的叔叔和婶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死于大屠杀，当天他们村在日本的20名中国工人中有18人被杀，其中只有3人有后代。

周说，祖父周瑞凯去世时，父亲周锡昌只有3岁。“奶奶得到丈夫去世的消息后哭了好几个月，然后病倒了。她不到一年前就去世了，当时她只有25岁。我父亲4岁时成了孤儿，和祖母一起长大。”

随后，受害者的幸存者上台发言，抱怨家庭的不幸，要求成立幸存者协会，并要求日本政府伸张正义。

日本学者背诵“哀悼”一词来温暖沉默

昨天，在关东地震大屠杀悼念现场，几位已故日本长老的表情异常庄重严肃。以日本学者田中浩史先生为代表的六位客人，从日本远道而来，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包。“全部都是史料和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材料。对于今天的默哀仪式，日本朋友还特意携带了“聋人”一词，用来悼念去年在东京逝世90周年的中国工人从日本来到温州。”旅日华侨领袖林说，“哀悼”一词是有故事的。是日本友人艺术家为纪念在大屠杀中牺牲的中国工人特意手工制作的。

温州著名侨史学者张智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悲剧”的历史。“发现这段当时的历史后，我在当时北洋政府时期翻遍了国内外的报纸，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多次和仁木富美子女士一起前往泽雅等地，核实遇难者的身份，寻找并帮助遇难者的幸存者。”

为什么这些日本民间学者要长途跋涉搜集证据，去验证日本政府试图隐瞒的历史真相？田洪钟先生说，他出生于193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那一年。“我从小接触到的课本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大学毕业在留学生组做志愿者的时候，发现很多留学生对日本历史的看法和我的不一样。我试图了解一些真相，发现了许多血腥的历史。”他认为，日本只有正视历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民族矛盾，才能真正促进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幸存者昨天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建立一个寻求正义的社会团体

历史上第一次，200多名大屠杀受害者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虽然很多人互不相识，但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先辈们的血泪史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原历史真相，维护幸存者的合法权益。

昨天下午，在幸存者黄爱生等人的倡议下，在关东大地震中遇难的中国驻日华工协会正式成立。每个村庄选出几名幸存者作为代表，他们将定期开会讨论相关事宜，如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寻找更多受害者的幸存者。现场所有幸存者一致回应。联谊会的主要目标是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并向我们道歉和赔偿；二是在遇难者牺牲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和纪念馆，让幸存者可以定期去悼念；将在温州建立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黄爱生说:“目前知道这段历史真相的人不多。我希望以这种形式告诉我们这些后代，不要忘记国耻和仇恨，为死去的祖先讨回公道。”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7.9级“关东大地震”，造成14万多人死伤。9月3日，北洋政府作出了纾解日本灾难的决议，第二天又表示驻日代理人将代表政府前往日本外务省表示慰问。自9月5日起，全国各地成立了救济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日本船只甚至直接去温州，载着木炭、烟叶、油菜籽、新鲜鸡蛋等...土特产出货数量可观，价值514610元。

●1923年9月2日晚9时，300多名日本暴徒涌向大岛镇八亭木华人居住的林合吉客栈，砍杀客栈内174名华工，当场死亡173人。大屠杀是当时最严重的集体屠杀，在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中被称为“大岛镇事件”。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乱屠杀居住在东京大岛町的温州、青田华工，750多名华工被杀，其中90%是文楚华工，共700人，史称“日本大屠杀”。

●1923年9月9日12时，时任留日长春学生、中国工人领袖的王希天立即赶赴当地，调查中国民众遇难情况，参与救援活动。

●1923年9月12日凌晨3点，日军中队长佐佐木大尉和上尉一夫一夫奉戒严令司令之命，在龟山镇倪净名单旁杀害王希天，时年27岁。

●1923年10月8日，被释放的中国工人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至此，日本人杀害中国工人的事件被公之于众，舆论哗然。

●1923年10月21日，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呼应，在日本掀起了反对杀害中国工人的巨大抗议浪潮。

●1923年10月23日，被派往日本救灾的陈、林等1698人联名发表文楚《驳外交部文章》，揭露日本暴民的滔天罪行。随后，一批从灾区返回日本的380名中国留学生联名致电外交部顾维钧，敦促他们与日本政府谈判。

●1923年10月，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压力下，新任命的中国驻日代理人史向日本外相彦吉元提出严重抗议。日本人首先否认了这一点，并立即承认这只是过失杀人。中国政府立即派王、等使节到日本调查。

●1923年11月底，日本政府销毁犯罪证据，未提供真实材料，推卸责任，掩盖事实，不涉及军警，未对被害中国工人家属出示赔偿证明。王等人无从下手，一系列的罪行和血案就不了了之。

●1924年4月24日，横滨地方法院对此事件作出判决:对700多名死伤者共赔偿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分给了王希天的家属。

●1924年7月22日，当时的日本外相松井敬二郎将这份协议文件发给了在华的方泽大臣，其中也有关于赔偿事宜的相关指示，但始终没有执行。随着多次战争的爆发，“日本事变”逐渐被人们遗忘。

●1926年1月，温州工程师在盖华山大观亭旁升起并修建了“吉林伊势王希天君碑”。

●1981年，日本陆军野战重炮队第三旅参谋远藤三郎太上尉接受日本参议员纪川的秘书田元阳采访时，详细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次年，田元阳发表《关东大地震与王希天事变》，轰动一时。

●1986年，温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文楚华公英东府苑》，关东大地震惨案首次被详细披露。不久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日语教师、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仁木富美子翻阅史料，致信温州CPPCC委员会，请求协助调查。

●1990年7月和12月，文子因木随温州历史学家来到温州寻找中国老工人，获得并确认了80多名幸存者和幸存者的信息。回到日本后，她找到了保存在日本外务省的原始资料，发现了当局计划掩盖真相的全部经过。她撰写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和《地震下的中国杀戮》两部专著。

●1993年9月3日，关东大地震70周年之际，日本捐赠的日本烈士墓和王希天中国工人纪念碑在市区盖华山揭幕。同年，日本友人捐款1000万日元成立教育基金会，资助在浙华工的后代。

●2003年8月，日本律师协会对关东大地震中许多韩国人和中国人被屠杀事件做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同时，他向当时的小泉首相提交了《关东大地震人权救济建议》，但日本政府至今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2004年9月，在“日本悲剧”中遇难的黄、黄的孙子黄协兴、黄兴义、黄协彪，以及瑞安市方庄乡周易村的老人表示，将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要求赔偿。

●2013年8月9日，日本横滨市教育局删除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军警虐待屠杀韩国人，杀害中国人”的内容。“屠杀”一词也被改为“杀害”。

●2013年9月8日下午1点，关东大地震遇难者追悼会在东京举行。一个由16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追悼会。被屠杀的中国工人的后代、中国驻日工人领袖王琦在会上发表了纪念讲话。100多名在日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向遇难的中国工人和王喜田致敬并献花。

●2014年5月24日上午，中日侨胞交流促进会会长林先生与田、川上义仁、大村健一郎、町田等日本友人赴山祭拜“吉林王希天纪念碑”和“中国工人受难纪念碑”。

商报记者刘海丹整理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有持久的和平

中日两国对这段血腥历史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昨天，记者采访了来访的日本学者田。

记者:一个日本人致力于维护中国劳工权利的动机是什么？

田: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关心亚洲学生的公益组织工作。与这些学生的交流让我深受感动。一名新加坡学生说，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屠杀了很多人。我对此一无所知。从那以后，这位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给我带来了很多当地的报纸。我了解到新加坡从1964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寻找战争受害者遗体的活动，并于1967年建立了纪念碑。而这些，日本媒体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道。我开始反思。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知道我的国家的真实历史。这种距离感和距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的历史认识有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我以后工作的动力，我会尽力纠正日本历史认识上的偏差。

记者:日本人如何看待现在给亚洲国家留下的历史伤害？

田:日本人向来崇拜强者，特别是二战战败后，他们疯狂模仿美国经济，在60年代重新崛起，特别是1964年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让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已经从二战战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导致在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出现偏差，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有持久的和平。

记者:日本有很多致力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民间组织吗？

田:在日本，4万中国人被派往日本135个地方劳动。虽然这些网站都没了，但很多城市的一些人还是会组织民间组织研究劳动维权。目前，关心中国劳工的组织有20多个，许多非政府组织关心其他国家的慰安妇和劳工问题。

记者:对于关东大地震惨案的后续，未来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

田:今年9月3日，我们将邀请十几名幸存者参加日本的追悼会，并向当地政府提议为遇难者建造一座纪念碑。

田中浩史

田1937年出生于日本。196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1963年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关爱亚裔学生的民间公益组织工作了10年；2000年，他是东京魉呼大学的教授，专注于日本战后的遗产。有媒体声称，他是研究战争遗留问题和外国人在日本人权问题的最权威专家之一，间接迫使日本政府在2000年放宽入籍限制，取消了几十年来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的不平等要求。

在中国对日民事诉讼方面，田于1987年参与成立“中国强制劳动思想学会”，并担任会长；2001年当选为“花岗岩和平友好基金会”主席，参与花岗岩诉讼全过程，推动其和解。花岗岩悲剧的真实故事被写进了日本教科书；在刚刚结案的案中，还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