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死了多少人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 为何地震三年后才被报道

唐山地震死亡人数

1976年7月28日，时钟回到30年前，历史在凌晨3点42分56秒凝固。那个可怕的黑色时刻...在唐山市地壳以下12公里的深度，聚集在这里很久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相当于800吨黄色炸药在城下剧烈爆炸。有一段时间，大地在颤抖，大地在震动，人类历史上一场可怕的地震灾难落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转眼间，唐山市成了废墟，242419人遇难，36万多人重伤，70多万人轻伤，15886个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丧夫，8047个丈夫丧妻，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疾，留下了3675名孤寡老人和4204名孤儿，以及数百名唐山地震，烈度7.8度，震中烈度11度，主震区东起东郊月河乡，西至梁家屯、河北矿冶学院，南至女知寨、二一中、夹各庄、射击场，东北方向呈椭圆形，面积约47平方公里，长轴约10.5公里，短轴约3.6至5.5公里。10度强度东北窄西南宽，长36公里，宽15公里，面积320平方公里；唐山地区在7度区。唐山地震的陆地感应范围约为217万平方公里。东北的满洲里，宁夏的吴中，河南的正阳都有明显的地震感应。唐山地震的伤亡主要是由于房屋的损坏。唐山市城乡民用建筑68万余栋，约1000万平方米，震损65万余栋，达到95%；在唐山火车站、小山、解放路、宋谢庄、复兴路、新立庄、枫泾、良屯，楼房被毁。唐山地震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破坏，280多公里沥青公路严重损坏，大中桥71座，小桥160座，公路涵洞1000多处坍塌开裂，天津、北京、东北及沿海地区主要公路坍塌开裂；道路交通基本断绝；东西铁路干线被切断，京沈铁路瘫痪。

为什么唐山地震死亡人数三年后还允许上报？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和政府要求新闻媒体对灾害新闻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严格要求灾害新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果，反对纯粹客观的报道灾害。这种处理灾难新闻的思路，可以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局给地方通讯社的“救灾指示要转报道成绩和经验”中看出。《指示》要求“各地救灾工作报告要转入救灾成果和经验，一般不以报灾为主”。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期持续到80年代初，牢牢控制了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在报道方式上，强调新闻的启蒙意义，要求新闻媒体从如何抗灾的角度，充分肯定以人为主体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说，当时灾难新闻报道的概念是:“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是新闻”。这种报道理念抛弃了受众对灾难的知情权，过分强调政府和社会行为中不具新闻价值或不具新闻价值的因素，给人留下“国王关心他”的感觉和印象，回避现实。20世纪70年代，中国发生了两次重大自然灾害，即云南通海地震和河北唐山地震。笔者经过调查发现，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两次大地震的报道，对这一时期灾难新闻报道的概念做了非常准确生动的注脚和诠释。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的统一稿子报道了灾情，标题是:“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弘扬人天胜利的革命精神”。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观众都想知道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灾难造成的损失。同时，及时、真实的报告也方便了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止灾情扩大和再次发生。而这则新闻对地震灾情的报道相对简单，只有十几个字的总结性陈述作为新闻标题，而观众最关心的灾情情况，比如倒塌房屋多少，死亡人数多少，则完全没有提及，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重点是人与灾害的斗争，也就是毛主席是如何， 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关心灾区人民，关心如何领导他们救灾。 灾难被隐瞒，观众对地震的知情权被媒体无情剥夺。直到三年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唐山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才首次被披露。于是11月23日，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会议消息，“唐山地震死亡24万余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得很晚，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件事，这个消息成了彻头彻尾的“旧闻”。

云南通海大地震虽然早在1970年1月5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早了6年多，但外界对地震的了解远不如唐山大地震。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媒体对这次灾难的报道力度、力度和时效性都不如唐山大地震。直到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召开为期30天的大地震周年祭会议，大地震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才第一次在官方场合被披露，被封存已久的“秘密档案”被解密，重见天日。此次大地震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国百大灾害之一。灾难来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非理性的“革命热潮”，这场人间灾难的真相被掩盖，报纸上的新闻充斥着空的说辞。灾难现场没有具体位置，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息模糊不清。翻了翻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只找到了地震后四天的《云南日报》关于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南部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迎接地震灾害”。在随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了几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金家庄公社社员，背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动摇不了我们忠于毛主席的贫苦中农的心”。“一千个，一万个，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位的。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把红色宝典《毛主席语录》和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给灾区人民……灾区人民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当时的媒体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上表现出异常“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难”+“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有些段落和句子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将这种报道方式纳入当代视野进行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方式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应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媒体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则。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法律都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新闻媒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忍回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