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 管仲的立德立功与立言

《左传》说:“有德在上，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虽然很久没有废除，但它是不朽的。”愚蠢的是，管仲是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唯一一个能够完全实现“三仙”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学者争鸣、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样一个时代，确实为各类“学者”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仔细比较，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百家大多是布衣之士，他们的著作千言万语，但手中无柄，无法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法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也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实性，管仲、商鞅除外。

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因此有机会亲自贯彻自己的思想，实践自己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两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史书记载，管仲辅佐，“九王一征天下”，使齐成为春秋第一霸王。而利用商鞅“化俗为夷，富国强兵，民享其乐，群臣取楚魏之师，举万里之力”，使“秦天下无敌，为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再做一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有成，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是个失败者。管仲不是。他已经在位40多年了。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政治家。他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强调建立一套严格的措施来评估、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员。古人云:“圣贤治官不治民。”这个问题，《管子》很多章节都有论述。管仲主张，在官员的任用和管理上，要“按劳取鲁”，“收鲁而不收他的功德”，“所以，很明显，主的统治要由他来治理，他的功德要赏，他的罪要罚”。他还激烈地批判了以下三种不健康的现象:“第一，美德不是他的立场；第二，功绩不是他的荣誉；第三，他不能成为他的官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是国家大乱大乱的根本原因。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道德和正义如果对朝鲜不明确，就不能加到尊重上；如果技能在国内看不到，就不能给它很大的权重；不相信人民，就当不了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在任命所有官员时，必须以他们的实际成就为基础，特别是赢得人民信任的真正成就，而不是虚假和表面的成就。此外，他还总结了一套奖励和惩罚各级官员的具体措施。

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第一位。他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人的富贵易治，人的贫穷难治。”他还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仓颉其实是懂得礼仪的，衣食足了就知道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被中国历代进步思想家反复背诵，也被历史上所有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在古代，人们不可能掌握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管子的名言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如何达到“富民”的目的？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因为“五谷杂粮是人民的命令”，“小米是国王的技能，是人民的伟大服务”。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耕田、筑坛、盖房、修树、劝人、劝农、修墙房，这叫厚活”。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直受到所有有前途的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管子与大多数其他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重视工商业。这也是他比先秦其他思想家更有才华和智慧的地方。

他说:“没有市场，就不缺人。”“如果没有最终效益，行业是什么？”所以《管子》认为，农业、工业、商业必须同时兼顾，“生意做到最后，就有钱了”。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有两个原因:上任之前，他经商多年，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主要原因是他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不在西部内陆地区，而在齐鲁东部，面朝大海，经济相对发达。浩瀚的大海拓展了思想家的胸怀和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了他深邃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上，管仲特别注重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国，要“自上而下有正义，有高低之分，有老有少，有贫富之分”。在他看来，“富则不能施，穷则不能惩。”法律不行，人都死了，贫富不平等。”他还说，“有钱是不可能的，穷是可耻的。”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及时调整社会贫富:“散而积之，羡而贵之，分而利之，调而民政之。".

怎么调整？他的方法是“长者破之，短者续之；满是者，空者实”；“有钱可以拿，没钱可以给。”。如何抓住富人，分给穷人？他提出以下措施:向富人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众争夺利润；间接利用行政手段强迫富人分散财物等。与此同时，对于穷人，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生计”、“从失去中获得”、“从继承中受益”、“拓宽他们的政治”、“减轻他们的紧迫性”和“增加他们的贫困”。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物价、粮食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