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廷排除的留学生，却反过来“背叛”了清廷呢?

清末，由于“西化”、“新政”的需要，清廷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派留学生的初衷是希望这些留学生在国外获得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现代管理理念，从而帮助清廷办理西化，改革体制，巩固清廷统治，延长风雨飘摇的清朝的寿命。然而，与预期相反，这些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参加了革命，成为清朝的掘墓人。这个值得深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洪榕，18岁随美国牧师赴美留学，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投身洋务，为清政府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做出了贡献，清廷开始派遣留学生。但就是这样的留学始祖，洋务先驱，60岁就成了革命党，甚至想拄着拐杖对清朝进行反攻。

早期的革命团体，比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后来的同盟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留学生。黄兴来自东京学院，宋、胡来自东京何西大学，陈来自东京警政学校，蔡锷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甚至连与政治无关的医学生都加入了光复会。这些学生大多是公费学生，路费、学费、生活费都是清廷出的。比如1907年，光生活费，清廷就要为这些学生支付十几万两银子。

这些公派学生在清廷花费大量公款，不去想如何报答清廷的“恩情”，也不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好好读书，提高自己的素质，而是终日专注于清廷的生活，让想专心读书的学生不得不远离东京这个“造反中心”，去外地读书。

以黄兴为例，清廷原本送他去日本读师范，但不到一年后，他弃文从事革命。蔡锷本来是去学商科的，不到一年就去陆军士官学校暴力推翻清廷。

造反风潮有多严重？

根据当时国内舆论的估计，日本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留学生入团。梁启超的说法是“一万名留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由此而来”。后来孙先生回忆说:“以前在日本组织团学的时候，会员只有一万名学生”，这里的学生当然是指在日本的留学生。最可笑的是，清廷通过考试从留学生中选拔的官员中，也有49人参加了同盟会。《泰晤士报》驻中国首席记者莫·李勋夸张地说，这些留日学生都是反叛分子。清政府的派留学生政策不仅没能挽救统治危机，反而培养了一股推翻其统治的新生力量，颇为滑稽。

为什么会这样？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叛逆者。这些学生被送出去的时候，大概都不想回去侍奉朝廷了。然而，一旦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情况就不同了。

据目击者回忆，他们一来到异国，马上就感受到了什么是“异世界”。在国外，“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是清朝望尘莫及的。凡事最怕攀比，一攀比，差距就出来了。在鲁迅等人组织的绍兴联谊会发出的公函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乌云苦雾中走来，却豁然开朗，山河自有主人，看顾风景，不看顾我的土地，然后爱国爱国。看，我一出国，故土就是“乌云苦雾”。来到异国，感觉天地“重清”。

但是，如果你觉得大清不行，你会反抗吗？不一定。中国有句古话，孩子对妈妈来说永远不会太丑，狗对家人来说永远不会太穷。清朝也是他们的故土，外国也是外国，不管是“好”还是“美”。况且都是花清朝的钱。关键是清廷的表现让他们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

1903年，俄罗斯撕毁中俄《东三省和解条约》，提出7项无理要求。举国哗然，纷纷反对。反俄运动爆发，清廷只知道对内打压，这是留学生与德国离婚的起点。黄兴等人这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6年，清廷颁布《仿立宪敕令》。新政实施五年，终于要“模仿宪政”了。仔细一看，其实只是在准备立宪，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

1908年，大家期待已久的二十三部《詹姆斯国王宪法大纲》终于问世。皇权的十四条基本上是照搬和扩充了明治宪法，但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比明治宪法大大减少，也放在附录里。

至此，留学生对清廷基本没有了希望，日本保皇党开始大量入团。徐锡麟解释了为什么他想报复恩铭时的一段话，部分暴露了当时留学生的心态:“恩铭与我厚，是个人私恩；我杀了恩明，但我充满正义！”叛逆成了留学生心中的公理。

对于这种形势的变化，梁启超先生的话可以说击中要害:革命者，那些旨在推翻现政府的人。而现任政府，制造革命党人之一的大工场也是如此。可见清廷本身是灭亡于清朝的最大革命党，而不是那些想杀清朝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