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是庙号还是谥号 秦朝皇帝没有庙号和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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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文王是庙号还是谥号
2. 为什么周朝不喜欢用庙号
3. 庙号的确立原则
4. 重耳有没有谥号
5. 周朝为何废除庙号

周朝国王没有沿用商朝的庙号制度，“周文王”“周武王”都是谥号。春秋战国到秦朝，历朝历代的国王都没有庙号。直至汉朝才重新恢复庙号制度。

庙号最早起源于商朝，根据商朝规定，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远祭祀的国王，就值得上庙号。商朝时期，庙号只有三种：创立基业的国王庙号“太”，功高盖世的国王庙号为“高”，中兴之主的庙号为“中”。比如商王武丁，其登基后加强王权，征战四方，巩固国家统一，其妻子妇好率领商军打败了土方、巴方的军队，为保卫国家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由于武丁的贡献非常突出，武丁去世后的商王就给其上庙号为“高”，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规定，后世称呼武丁为“高宗”。

周文王是谥号

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制度，但对庙号有了严格的规定，但自汉元帝为汉宣帝立庙开始，西汉后世帝王都上庙号。汉光武帝即位只承认汉高帝，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的庙号，其它诸帝庙号一律废弃。到汉明帝时期，为父亲光武帝立庙世祖，后世帝王又开始盛行，到汉献帝时东汉诸帝庙号只保留光武帝的庙号，再加上西汉四庙。魏晋至隋庙号也鲜为所用，隋唐后世封建帝王都沿用庙号，庙号由是泛滥，徒有虚名。

姬昌是周文王的名字，姬昌建立周朝后，史称姬昌为周文王。

古代皇帝的称呼有三种：唐高祖、唐太宗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史称，周昭王、周穆王开始才是谥号。周朝以后，皇帝的称呼多为谥号。而自唐以后，皇帝则多为庙号。所以，周文王是自称，魏武帝、隋炀帝是谥号，唐太宗、宋仁宗、元太祖、明成祖、清圣祖等都是庙号。

谥号，周代没有庙号。

周朝时期，周王和各诸侯国的公爵、侯爵、伯爵等，有谥号，但都不建庙号。谥号是国君去世后，臣子们给他加上的评价其作为的，比如，周文王、周武王，文武昭穆，都是好的谥号，对于行为不当的，则谥号也就不会很好了，比如，周厉王、周幽王。周朝时期，百家争鸣，联邦制，没有专制集权，因此，臣子给国王做评价的谥号，都很准确，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庙号，是帝位在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商朝，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在帝王死后对这个帝位的一生做一个评价。

商朝灭亡后，周朝开始取消了庙号，因此周武王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到了秦朝，甚至连谥号都给一并去除。因为无论是谥号还是庙号，都会出现“子议父，臣议君”的情况，不符合伦理道德。

从汉代开始恢复了谥号和庙号，尤其是对庙号特别慎重。

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徳”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

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而自从秦始皇建立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原因是因“谥号”的定夺将会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与庙法。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的使用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祖”字有开创基业之意，故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其中也有特殊情况如：明朝的基业是由朱元璋所建立，其称明太祖，而由于朱棣推翻其侄的政权，等同于创立基业，故庙号亦称祖，是为明成祖；清朝起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部落，清朝建立时追封为清太祖，而清朝所统治的地区基本是顺治帝在位时所占领，故顺治帝也被视为开创之君，是为清世祖，此后康熙帝由于平三藩、征准噶尔等军事成就，被群臣认为“名为守成，实乃开创”，故成为清朝第三个称祖的皇帝，庙号圣祖；“宗”字有守成之意，故开国皇帝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 “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号。但是通常也选择具有美好意义的字，例如太、世、高、神、圣、仁、睿、明、章等等。

庙号是按照嫡传世系编排，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原则。

庙号，即皇帝死后受到后世祭祀，在太庙中所处位置的称号。一般认为起源于殷商，汉承其制，称某祖、某宗。庙号是按照嫡传世系编排，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原则，由继位皇帝议立，能够享有庙号的，就意味着被推入帝统系列。如西汉之高帝称太祖，文帝称太宗，但并非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一般只能是有功绩者才有，因此庙号有一定的评价作用。隋唐以后，所有皇帝都能取得庙号，一般开国或有重大贡献者称某祖，其余的称某宗，不再按照世系和政绩排位，庙号逐渐成为皇帝确立正统、加强权威的重要工具。

晋文公

晋文公，生于前697年（一说前671年），卒于前628年，姬姓，名重耳（“重”的发音：chóng），谥号曰“文”，侯爵，称“晋侯重耳”，简称“晋重耳”（先秦男子用氏，故不作姬重耳），史称晋文公。春秋中前期晋国国君，晋献公之子，晋惠公之兄，政治家、外交家，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他于公元前636年（周襄五十六年）做晋国国君，在位时间仅八年。在做国君之前，他被迫流亡列国，历时达十九年之久。他是春秋时代第一强国的缔造者，开创了晋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原霸权。退避三舍、秦晋之好都是以他为主角的成语故事。

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19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文公对内，拔擢贤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栾枝、冀缺佐其事；郤溱、霍伯将其兵；贾佗、阳子制其礼；魏犨、荀伯御其戎。晋民各执其业；吏各司其职。晋国由此大治。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重耳溢号文。

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重耳、被迫出逃。重耳到了狄国，谋臣狐犭匽、赵衰等人跟着他。

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内乱，重耳被迫流亡，到了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受到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的友好接待。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重耳43岁出逃，62岁回国，流亡在外19年，历经靡难，终于当上了国君。他安定民心，封赏功臣，成功地迈出了治国的第一步。

晋文公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为了实现他称霸天下的愿望，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与民同苦乐，受到了百姓的拥戴。他减轻关市的征税，减轻刑罚，布施贫民，救济饥荒，使人民能安居乐业。他不断增强晋国的实力，坚守信用，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逃到郑国避难。晋文公知道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他发兵杀了王子带，护送周王子回到京城。周襄王大摆酒席慰劳他，还赐给晋国四城，晋文公的地位不断提高。当时，与晋有力量争霸的是长江流域的楚国。晋文公想成就霸业，必须向南扩展疆土，非与楚国交锋不可。

公元前632年，晋、楚在城濮决战，晋国大获全胜。战后，晋文公在践土给周襄王修了行宫，还把陈、蔡和楚国的俘虏献给周天子。晋及齐、鲁、宋、卫等七国国君和周王室大臣王子虎订立盟约，正式称晋文公为盟主。不久又会诸侯于温，周襄王也被请赴会，任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命他安抚四方，监督和惩治危害周天子的人，从此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因病去世，终年70岁。

有。谥号晋文公。

晋文公（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姬姓，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也是上古五霸之一，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晋文公六年（前631年）夏，晋文公与王子虎、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会盟于翟泉（今河南孟津），用以巩固践土之盟，并谋划讨伐郑国。公元前632年于城濮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晋文公九年（前628年）十二月己卯，晋文公卒，公子欢即位，史称晋襄公。

庙号早在商朝就已设立，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当时庙号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且甲）、中兴者曰“中”（中宗且乙），另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给予祖或宗的称号。这些是最早出现的庙号。

商朝灭亡后，周朝没有延用商朝的庙号制度，只是继续发展了商朝的谥号制度，所以周朝君主有谥号而无庙号，再到始皇帝建立华夏第一个集权皇朝—秦朝之后，将庙号连同谥号制度一并废止，原因是“庙号和谥号”的定夺将会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因此废除谥法与庙法。故周朝到秦朝时期，庙号一度被废止了近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