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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我们应当时刻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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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我们应当时刻以史为鉴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我们应当时刻以史为鉴

  “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

  美国是如何把苏联拖垮的? ——杨斌

  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领先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1913年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1938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因本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进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80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80%,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5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1/3,到了8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80%,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的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国债从7000亿猛增至3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50%,失业率保持在16%~20%,贫困率仍高达85%~90%,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1989年到1993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10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1999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1997年5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1996年匈牙利仅有6%的人口收入增长,72%的人口收入下降,21%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20%的人口收入增长,37%的人口收入下降,40%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70%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

  第三个经济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1996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1998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1999年7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20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 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国内外对前苏联的改革及其解体的原因的研究几乎一直没有中断。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特别是国内,学术专著的出版主要集中在1992到1994年之间,而且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也是一目了然。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期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5年,第二个阶段为1996年至现在。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从实质上看,更多地含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意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的“姓社姓资”之争,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与“前苏联模式的失败”之争,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含义。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客观性、理性的思考无疑是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与国内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是分不开的。

  真正能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纯学理性的研究的展开,应该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真正的学者们有了一个可以避开“权力话语”的压力,冲破政治之网的约束的表达场所。当然,网上的研究成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学术讨论也往往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甚至还有不道德的人身攻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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