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结束后，苏联到底对我国东北种下何种罪行？
北斗聊历史战后，苏联占领了东北。苏联人强奸中国妇女，抢劫东北人民，引起人民恐慌。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决定出兵东北抗日，企图恢复沙俄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1945年8月，苏军以很小的代价在三天内驱逐了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此时中国军队远在南方，东北日常治安由苏军维护。一开始东北人欢迎苏联人，但是自从苏联人进入东北，官兵们就开始放纵了。他们不仅抢劫和暴力攻击战败的日本人，而且骚扰中国人民，特别是抢劫东西和强奸妇女，引起东北人民的恐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的吴秀泉受命执行东北任务。据他回忆，在东北的苏军有“一些很坏的纪律”:“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有一些很坏的纪律....在沈阳街头，经常看到喝酒的士兵。苏联卫戍司令部不得不用卡车检查，把这些酒鬼和违纪者拉进禁闭室。”
苏联人在沈阳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被派到佳木斯的中共东北干部团二旅副队长陆青回忆说:“苏联军纪不严，不得人心。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部分苏军指战员、士兵强奸妇女，在群众中影响恶劣；二是把中国的一些大豆、轮船、机器等东西运到苏联。群众意见大，失民心。”
中国向苏联交涉，苏联解释说要带罪犯补充兵力，军纪不能改善。东北人以为赶走日本人就可以享受和平，但又不能指望会不安，于是纷纷向入城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诉苦。八路军第一批出关部队进入沈阳后，向苏联政治部交涉，苏联政治部答复说:“对违反军纪的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惩处。每天都有20多人被枪杀。”。同时他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恨之入骨，到了德国也是如此。
此外，“在与德军的激战中，大量士兵死伤，造成士兵补给不足。许多罪犯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军队。所以军纪整顿不能全面开展，就会枪毙一部分素质差的人，军纪勉强维持。”时任中共旅委副书记刘也回忆说:“关于苏军的纪律问题，我曾经跟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给他看了统计数据和资料，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是假的，但是我一接受这件事，一举报，我就被枪毙了。都是年轻人。战争结束后，他们会被枪毙吗？打一个就损失一个劳动力。”
苏军的解释显然不能让东北人民满意。陆青承认:“这种解释不能为人民服务，不能消除群众对苏军的坏印象”，而且“使我们很被动”。“我们不能向群众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苏军士兵以战利品的名义在东北拆除了大量工业设备
由于抗议，苏联军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不打算严惩强奸和抢劫的士兵。当然，针对中国的抗议，苏军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佳木斯苏维埃警备区总部接到中共干部的回应后，对违纪士兵进行了处理，并责成几名副司令轮流值班检查军纪军纪，情况有所好转。再比如当时的大连市总工会主席唐云超，他回忆说:“这时，苏联人在大连制造了可怕的噪音，强奸、抢劫、偷盗一切，苏联士兵持枪，走到哪里都没人敢拦。工人受害后，他们去工会谈这件事。我去了苏联驻军总部，请高姿·罗孚司令反映情况。我对他说，苏联人不能这样，中苏是友好的，苏联人的这种行为是不友好的！我们工会的解释工作:做起来不容易，你得想办法。他问，这种事多吗？我说要号很难，我听到了倒影。以后苏军掌握了作风纪律的纪律。大河宾馆镇压了一名苏联士兵，并将其埋在广场前花园。”
此外，苏联还秘密邀请中国共产党帮助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据当时负责大连公安工作的中共人员透露:
“一开始，苏联军队的纪律很差。苏联政治部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下了命令，制裁了一部分人，以后纪律好。他们整顿纪律的时候，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指挥员的意见。高子洛夫下令在每个区县设立一名指挥官，以帮助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并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西岗区的苏军副司令都是中国人，都是东北反联周宝忠国际旅的，但都是戴着苏军军衔的。比如沙河口的董崇斌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锡林是少尉。虽然他们是苏联军官，但他们服从我们的指挥。这些分支被他们接管了。”
但由于苏方无意全面惩罚奸淫盗抢的士兵，协助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自然有限。比如八路军将领卢冬生，曾担任358旅旅长，随刘亚楼赴苏联留学。1945年回国后担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因苏联士兵拦路抢劫被击毙。卢冬生就是这种情况，普通人的遭遇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很可怕，因为各种原因被故意埋了很久。有些人甚至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因为他们讲了苏联的恶行。根据江万里在中苏统一旗帜下的文章《强迫失忆》，“告苏联红军的恶行”是他的右派罪行之一。他进一步说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受过委屈:“姓栾，原来是沈阳市政府班子的汽车司机。在释放期间，他说苏联红军的暴行，被打成了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几年。””沈阳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陈淑香今年21岁。他在广播开始时没有说话。后来因为这个单位的一个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强奸妇女的事，批评者说他“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主持人辩解说犯下暴行的是十月革命俘虏的白匪。陈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词，他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人。”
然而，中苏分裂后，随着时间的推移，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入侵中国东北时，也义愤填膺地说，当时苏联的军事纪律很糟糕。
苏联军纪本身很差，但如果中国人的抗议敢充耳不闻，那是因为参加国共内战的苏联能够占领东北，攫取远东的利益，而且做得这么恶，当然是源于自身的“努力”，但没有国共内战的背景，其恶绝不会如此肆无忌惮。正如吕晴所说:“形势对我们确实不利。我非常赞成方强同志向省委报告的情况分析。敌人比我们强大十倍。这不是夸大敌情，而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把苏联军队一分为二。无论他们能支持我们什么，尽力支持我们。无论公开还是秘密，我们总是站在袖手旁观一边。他们占领了城市和主要的交通路线，这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在本质上帮助了我们。...总的来说，苏军还是对我们有利的，主流是好的。”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威胁远比苏联在东北攫取的权益更痛苦。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的当天，即8月14日，他致信，邀请毛到重庆讨论“各种重要的国际国内问题”。虽然重庆对苏联在东北的恶行有很多宣传，但蒋介石并不想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在国共内战中，试图保持苏联的“中立”地位显然更为重要。
结论讲的是苏联军队的罪恶，无意说东北人在日本统治下比在苏联统治下好；我反而想说:苏联军队作为“解放者”进入东北，就可以对他们的恶行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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