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论唐朝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唐代传奇中侠义形象的演变边肖为大家收集并出版了以下文字资料。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武侠小说创作异常繁荣。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渊源，就必须追溯到唐传奇。到了唐代，“本意是小说”，“文采意趣”相当可观，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好侠”是唐传奇的三大主题之一。中晚唐士人对侠义题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塑造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侠义形象，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对后世武侠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唐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不都是空捏造的。然而，与历史上的侠义相比，唐传奇中侠义的内涵、性质和行为特征都在发生变化。作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不断调整自己的“侠”观念，通过作品中不同的意象表达对“侠”的理解。通过对唐传说中侠客类型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观念转变的核心线索是“武”与“侠”的合流与分化。从这个角度看，唐代侠义小说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正是“武”与“侠”内涵的分离与结合，为后世武侠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开辟了新天地。

一、“侠”、“武”的概念及唐代以前侠客形象的由来

人们习惯于一起说“武术”，但实际上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武”是武术、格斗技巧、工具和手段；侠义是一种精神特质和行为态度。有这种精神，以这种态度行事的人，也叫“侠客”或侠客。“侠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五分》。他认为侠客是“剑客”，他们“聚在一起以示姓名，树立节操，却犯了五官之禁”。虽然作为武器的剑早就和侠客一起出现了，但无论是韩非、司马迁还是班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关注的是“守信用”的侠客《史记》和《韩曙》都是游侠列传。无论是孟尝君、淳沈骏、平原君、信陵君这样的侠客，还是贾珠、郭杰、鞠猛这样的布衣侠客，都没有人创造过武术。最著名的骑士荆轲刺秦的场景绝不是电影《英雄》里那么耀眼，而是一场普通人之间的斗争:“左手握着的衣袖，右手握着匕首指向沈”，“荆轲跟随绕过的柱子”，拔剑攻击荆轲，“断了他的左股”，但事与愿违。所以，陶渊明叹道:“惜剑术，不可出奇功。”没有武功，在侠客中被视为拔尖的“勇者”，只是因为荆轲有舍身取义、无所畏惧的勇气和精神。然而，吴越春秋时期的《勾践传》对剑术的精深却有详细的描述。白猿和越女在击剑比赛中竞争，而越女的击剑是不可预测的。越王问他剑术。在越女日，他说:“他的技能小而容易，他的意义深刻而安静。道有门户，也有阴阳。开门关门，阴衰阳升。每一种徒手搏击的方式，内心都是固若金汤的，表现出一种外在的安全感，看到就像好女人，赢了就像老虎，跟上帝并驾齐驱，就像腾兔，追影，仿佛，呼吸，不及法，逆天纵横，充耳不闻。如果你是道士，一人当百人，百人当万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剑术练习，道出了最好的武功的真相。难怪越王称赞“越女之剑胜于现在”。越女是精通剑术的武林高手，但没有任何侠义之举，显然不是侠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侠”与“武”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两个概念之间也没有必然的交集。然而，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史记》、《汉书》中的侠客群体和《五岳春秋》中的越女形象分别阐释了侠与武的内涵，成为后世侠义小说的源头。在武术与侠的内涵交织变化的过程中，孕育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侠形象。

二、从唐传奇英雄的类型特征看“武”与“侠”概念的合流与分化

不同时期唐传说中的英雄形象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唐时期，《谢小娥传》、《刘传》、《刘一传》、《严丰传》等小说塑造了一批关注生死、重视荣誉、轻视财富的英雄形象。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举止和社会身份，但他们都有着蓬勃的道德风格和和谐的生活方式。谢小娥是女的，“号召邻居一起来”只活捉了沈春，并不比一般人厉害；黄衫客为霍小玉而战，却是“牵其马，牵其马”；只是一个儒生，像许筠、严丰、古雅雅、郭，都是没有神功的普通人。他们为人们解决问题，不是靠武功，而是靠勇气和精神。追根溯源，中唐小说中的侠客与《史记》、《韩曙》中记载的“布衣侠客”、“绿乡侠客”较为接近。

晚唐的侠义小说与中唐不同。除了侠义精神，作者强调侠客具有深厚的武功和神秘的道学。小说中侠客经常用剑，女人也很多，比如红线，聂隐娘，贾仁的老婆，车里的女人等等。，这与《吴越春秋时期勾践阴谋传说》中越女的故事是一致的。《岳父母律剑》把一个人看做一百个，把一百个看做一百万个，其中也蕴含着陶的神秘。井陉老人、兰陵老人、聂隐娘的剑法也深不可测。兰陵老人》中庭有七剑共舞。重叠和挥霍，〓光电激发。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剑气使李赣心胆俱裂，而兰陵老人则善于谈论养生，而昆仑奴米尔勒却仍像10年后的老样子，在城中卖药。除了剑术之外，崔神思的妃子和车中女子还能跃过屋檐，像小鸟一样走路，这似乎是最早的“轻功”想象。聂隐娘不仅武功高强，还能改变身形，擅长隐身。此外，他可以把尸体变成水，把纸切成物体。额头的红线太好了，神之名，你可以通过“夜里三点漏，来回七百里”从田的枕头上偷走金盒子。这些侠客的行为几乎是不死的，这是人性所能预测的。中唐小说中的英雄与世界同处一个世界，而深邃神秘的武功却把英雄与世界割裂开来。从小说本身来看，“武侠”这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展开情节还是塑造形象。在后来的其他英雄传说中，“武”成为作者唯一关注的元素。潘将军在《戏说潘将军》中有一串宝玉念珠，“以绣袋玉储之，置道场。每个月都出来膜拜。一旦打开和关闭袋子，它已经死亡，但密封是旧的。”原来是一个"三壁女"因"玩朋友"偷的，赛后还给赵。田的情节也差不多。唐文宗珍爱的白玉枕头被田郎鹏从“卧房帐”中盗走，而这个“不安份、勇武、高人一等”的田郎鹏就是王景洪仆人的制服。作者安排小仆飘回蜀中，如《鹤飞远方》的结局；他还通过皇帝的口对田说:“这是的课，很偷。”在这里，作者也表达了对侠的尊重和羡慕，但他只看到了这个“侠”的“武”，而没有看到它的意义，不再是中唐的“侠”。

回顾侠客形象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唐小说中的侠客是普通人的一员。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屈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他没有高深的武功，却能在道德上以身作则，强调侠义。在晚唐小说中，英雄们开始依靠神奇莫测的武功，“侠”与“武”开始结合，“侠与武”的概念大致定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说中的侠客终于变成了神仙或妖:外表不老，性情冷淡，超脱儒家伦理。不需要“义”，只要有精彩的武功和道教，就可以称之为侠，重点是侠。经过一个“武”与“侠”概念的合流与分化的过程，从中唐到晚唐，侠的出现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第三，观念转变的深层原因

就像诗词歌赋歌颂侠客一样，文人侠客的故事也是感受时代，寄托一些感情的。时代的变迁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心态，所以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不断调整“侠”的概念，通过自己的形象表达对“侠”的不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武侠”和“侠”概念的分离和变异是由时代背景和学者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一系列变化引起的。

唐代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更多的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官”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士阶层的传统地位逐渐下降，“上为，下为博友”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在科举制度下，皇权通过公开考试招收需要的人才，招收的人才向皇权投降。士人与“势”的关系被颠倒，皇权与统治者成为“师”，本应晋升的士人成为“生”。唐太宗站在端门上，见“新士出列”，便说“天下英雄，入我罗网”。德宗审判分庭在郑玄大厅，亲自审阅文件。第二天就显示再晨和光棍节:“这都是学生！”这说明科举制度发展到中唐，士人完全丧失了与政治势力抗衡的能力，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学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依靠和臣服于皇权和统治者，并加以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学者们普遍养成了依赖的性格。此外，它往往使学者遭受失去个人尊严的痛苦。杜甫晚年回忆说，他的人生还是很酸的:“长安秋雨浑十日，吾曹马听晨鸡，官朱门不开锁。我曹已经走到了肩并肩！“学者总是注重内在的修养和自尊。但是，当官，屈身从众，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文人深知自己的人格缺陷，如靠人成事，不能看不起王侯，但又不能超脱，心中不免感到不平衡和压抑。比起自己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士人们转而佩服侠士和义士，放他们走。

刘一在钱塘被逼婚的时候，“肃然起敬，但笑得很温柔”，“敢以不倒之法战胜王煞”。因为不想当官，贪名逐利，对权贵无所求，精神上完全平等，所以不需要逆来顺受。谢小娥为亲人报了仇。尽管困难重重，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不是靠人，而是靠自己。可以说，这些都是书生眷恋性格和性优越感的反面反映，而严丰敢于“舍本逐末，救死扶伤”的不平之举，以及许筠对沙子理抢刘家的豪迈果断的攻击，则与书生的懦弱、无用和迂腐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侠客独立不羁的性格，豪迈的激情，激昂的生活氛围，让他如此着迷。可以说，小说作者应该反思自己，用侠义精神激励同行。

晚唐则不同。晚唐是一个多事之秋。宦官、藩镇、党争这些老问题解决不了，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学者们失去了立功、杀敌、报国的热情，失去了冲出绝境、重整旗鼓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当谈到公众对英雄和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时，悉尼·胡克列举了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时代太乱，秩序没有建立的时候，是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第二，个人意愿无法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司马迁也说:“有紧迫感，人各有所居。”“这种情况涉及到用中文资料结束乱世？”书生身处乱世，双手无力，被杀后无法自救。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武功神奇的侠客们，希望他们能“救厄人，不救己”。在《昆仑奴》中，红妓被朝廷的高官们凭借权势逼迫做了她的奴仆。昆仑奴冒着义，把她从笼子里救了出来。“消极的生活和她飞出陡峭的墙重十几”，成就了幸福的婚姻。《红线》中的红线半夜潜入英俊的卧房，扬言要行刺，迫使田收敛吞并泸州的野心。虽然只是一个青衣，却救了天下人于水火，解决了朝廷无能为力的问题。《床下》记载，某郡杀戳者派刺客去杀他以前的恩人，刺客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杀了转身为他人报仇的郡杀戳者。如张超所说:“胸有小不平，酒可消；天下不平，非剑不可灭。”“侠客不是怕死，而是怕事。”自己一个人对付社会的黑暗，拯救世界，拯救人民，如果没有高超的技巧，恐怕很难达到他的愿望。“武侠”是达到“侠”目的的必要手段。随着国家不可逆转的衰落，在制度不建立，学科被废除的时代，晚唐相当一部分文人的心态是:既然天下不再规范，忠孝无用，那就为所欲为吧，舞蹈学院。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反映了人们对“以武解禁”、“不对”的新认识。在“侠”的内涵中，正义和道德的意义被消解了，“武”不再只是一种手段，它成为了“侠”的整体。

达纳曾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我们在作品中发现的将是一种人类心理，这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是一个种族的心理。”通过比较分析唐代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可以发现中晚唐士人精神转型的轨迹。大量关于侠客题材的小说表达了对侠客的敬仰。一方面，它们表达了文人对自由独立人格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人性和人格的肯定和张扬之上的；另一方面，小说中“侠”的内涵正在缩小，最终“侠”被“武”取代的现象揭示了文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力感。

源于文人的文言侠义小说，在中晚唐达到艺术成就的巅峰，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武侠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值得注意的不是内容的借鉴，而是唐代侠客传说中所蕴含的“武”“侠”观念的变化，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武侠”的想象越来越丰富精彩。但是“侠”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侠”的内涵中武功与道德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塑造侠客形象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武侠文学的创作也更加丰富多彩。宋代小说中的侠义形象与唐代不同，清代小说中的侠义形象与唐代相比在性质上有所变化。

《三侠五义》和《石公案》塑造了詹昭、白玉堂、黄天霸等一批武功高强的侠客形象。他们在骑士精神中的主要行为是保护一个诚实的官员，帮助他消除强奸和伤害。就像鲁迅说的:“这些作品都是为了描写勇武的侠士，游行城乡，定居消弭暴力，为国立功，但必须以一臣一大官为中心，始终引领天下豪杰。”侠客们不再用武力来破除禁令，主持正义，独立行动，而是用武力来帮助禁令，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为国立功”的企图可以说是自觉地自我破除，这说明从中世纪到近代古代，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加强， 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其追随者的身份和地位，反抗精神逐渐萎缩，心态发生变化，接受并自觉维护既定的秩序和法律，这是游侠形象变化的内在原因，小说中“武侠”和“侠”内涵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正如所说:“夏这个概念是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是社会规范与心理需要的融合，是当代视野与体裁特征的融合。”历代作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经历调整“侠”的概念，塑造侠客形象，表达对“侠”的理解。从唐传奇中，侠与武内涵的分离与变异决定了侠形象的演变过程，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也窥见了唐代侠小说作家及其所代表的特定时期群体的特定心态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