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会请愿运动的起因

国会请愿运动是清末立宪派呼吁清廷迅速开启民选议会，实行内阁制的政治运动。第一次请愿开始于1910年1月，第四次请愿结束于1910年底。面对请愿运动的压力，清廷将原来的九年期限提前了三年，即宣彤五年召开国会，首先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1911年5月8日，清廷组建了以奕劻为首的“皇家内阁”，没有宪法诚意，令立宪派失望，因此同情革命。

清廷正式颁布宪法大纲，搞开放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立宪者根据《预备事项表》，将立宪的准备期定为九年，并详细列出了这九年准备的重大事件和时间表，如第一年组织顾问局、颁布乡镇地方自治章程、普及民众教育、编纂重要法典等。第二年举行顾问委员会选举，颁布财政学院章程，进行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庭。第三年，财政所开办，组织了州县地方自治，颁布了文官考试制度；第四年，地方各级自治得到恢复，地方税收条例颁布；第五年，各级地方自治开始形成。

这是一个完美的示范，将人们的心推向对立面。

革命的合法性从来不是来自革命本身，而是来自朝廷的乖张之举。

国会请愿和皇家内阁

1908年8月，清廷终于在众议院开幕前颁布了《国王任命宪法大纲》、《众议院选举法要点》和《逐年筹备名单》，并宣布“从朝廷到大臣们，都遵守国王任命的宪法，以便永远循规蹈矩，克服障碍。”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事，对于一个正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很难想象。客观地说，辛亥革命前，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说明清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沿袭千年的“祖制”，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现代化国家迈进。尤其是在准备立宪的时候，更是深深触动了传统政治制度中最保守、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专制皇权。当这种结构性变化到来时，任何鲁莽和鲁莽的前进都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但是，就像1909年日本首相庆太郎冷眼旁观一样，“宪政和国会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了，会有问题的”。

根据1908年的宪法准备路线图，清廷必须进行九年的准备工作，才能召开国会并颁布宪法。然而，一旦调动了人民的力量，过程和结果就超出了改革设计师的控制和预期。诚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设立了咨议会和咨议会，但立宪派认为咨议会隶属于总督，而咨议会既不是驴议会，也不是马议会，所以他们大多希望国会能在两三年内召开。1910年，国家行政委员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立”案时，全体委员表示同意，起身欢呼，可见其急切之情。

自1907年秋以来，世界各地的立宪派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尽快成立该会。1909年10月，省协商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协商局发言人张健打电话给省协商局，建议在国会组织一次请愿同志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多党接触，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讨论请愿事宜，要求召开快速成立大会。1910年1月，各省信访代表团的代表到达北京后，向都察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召开由直隶咨议局成员孙·领导的“速建会议”。“一年之内召开大会，真是幸事！”

都察院的大人对这种干预政务的帖子一直很反感，所以也没有为他们玩。代表们大失所望，开始向朝臣顶礼膜拜，寻求支持。他们首先寻求首席军机奕劻和其他军事部长的接见。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者说:“我是人民的一员，我将自助。”娜彤也同意了。经过他们的努力，和戴宏慈也表达了自己的理解。然而，在拜访一些皇室成员时，苏山王子、贝子普伦和甄国公再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余浪则表示他们将“尽最大努力相互帮助”，这最终给了代表们一些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省长也纷纷致电清廷，要求“顺应民意，加快成立人大”。随后，审查官江春霖故意折叠“请缩短国会的寿命”。不仅如此，就连旗民也加入了请愿的队伍，他们“公开推众代表去都察院请愿开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不得不把这些上访事件放在一起玩。

然而，令代表们失望的是，1910年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回复了要求迅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愿。虽然圣旨“深切赞赏”了代表们的爱国热情，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筹者慎用，轻重缓急”，但仍然以“国家之大，民族之智异，议院之开，反过来引起骚动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请求。

各省请愿代表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动和惊讶——如果请愿成功过一次，就不叫中国朝廷了。因此，经过审议，他们决定再次发起请愿，并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广泛收集请愿签名，以建立势头。同时，信访代表还制定了章程，成立了“代表大会信访同志协会”。北京设本部，各省各港设支部，透露出一个政党的雏形。

1910年6月初，通过“代表大会请愿同志协会”的努力，各省代表再次赴北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一请愿已扩大到150名代表，包括省级商会、协会和海外华人代表，以及省级协商会议。此外，令人鼓舞的是，这份请愿书还收集了30万人的签名，远远超过了第一份请愿书。

北京的信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十大上访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迅速成立，是消除混乱，挽救民族的方针”。请愿者还警告说，如果不尽快成立该协会，“汉唐元明时期造成的灾难今天肯定会再次出现”。与其坐等“大祸临头，玉石俱焚，何不现在就把握大道理，向民情低头，迅速成立协会，让混沌隐形？”

这一次，都察院并没有尴尬，而是立即为朝廷效力。上书之后，朝中大臣开始分裂，出现了“严令震惊”的人力高手，以避免代表们“鼾声不休”；有人认为“人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必须委婉处理，以免惹事”。据说，载沣看到了30万年来要求立宪的签名者，他不禁尖叫起来:“人民有这么多请愿书，如果不允许，他们将失去人民的心！”

但经过讨论，这些官员觉得不能轻易服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这些人也会效仿。朝廷的威严是什么？不会很麻烦吗？结果朝廷发布的圣旨更加严厉。“你又要要求亵渎！”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们仍然没有气馁。他们给各省通电:“一定要再来一次第三次请愿，以毅力和力量，三续，四续，甚至十续，否则有可能成功。”因此，他们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国会请愿。“代表大会信访同志协会”经过讨论，形成了三个决定:一是信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信访时，每个政府、部门、州、县派一至两名代表到北京，最近的省至少100人，远的省至少50人；二是分发签名名单，同意每个省至少征集一百万个签名；三、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财政司司长请愿，各省咨议局和机构同时向财政司司长请愿，然后各省咨议局和机构向省长请愿。

1910年7月1日，1000多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金惠阁举行集会，支持请愿代表团，并表示愿意积极参加三大请愿活动。后来南洋、美国、日本的华侨也打电话支持请愿活动，派代表来北京表示支持。当时各大报刊也制造舆论，大力宣传快速建社的好处。一时间，“请求召开代表大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建国的请愿浪潮。

1910年8月15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必须在农历8月前到达北京，并于9月致函财政学院，要求建国。此外，国会请愿小组向省协商局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在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税，省协商局将在年会上只讨论一项动议，即加快成立全国委员会的建议，如果达不到目的，协商局将立即解散。很快，代表们陆续来到北京，甚至一直封闭落后的甘肃也派代表来北京参加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一到北京，所有在京的山西官员都驱车前往正阳门站迎接省代表，场面十分热闹，在首都引起轰动。

当请愿代表团排队前往金融学院时，包括牛广生和赵振清在内的17名来自北京奉天的学生突然赶到。他们递了一封信给请愿代表，说“国家马上就要分裂了，建国不拖不行，第三次请愿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平了”。顿时，牛广生和赵震青想“拔剑剖心”。经过请愿代表的激烈劝说，他们利用了自己毫无准备的事实。“王子们万岁！”然后不情愿地跌跌撞撞走了。代表们也泪流满面，深受感动。在当选成员的强烈要求下，财政委员会通过了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案。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立宪派动员了各界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请愿签名和游行。全国学术请愿协会会长文士林带领直隶各界1000余人，游行至直隶总督府请愿，逼迫直隶总督陈为他奏乐；10天后，河南各界3000多人在开封游梁寺举行请愿签名活动，然后排队向河南省省长请愿。巡抚保保亲自出来迎接，答应代奏朝廷；1000多人聚集在山西太原，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前往省长衙门请愿；同一天，山西咨议局和国会信访同志协会组织了一个上万人的信访会议，现场签名五千多人，然后游行到省长衙门上访。

福建各界5000余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宋寿接受请愿；同日，四川省人大信访同志协会召开信访会议，6000多人参加。在咨议局议长蒲殿军的带领下，大家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巡抚赵尔勋答应代奏。在省级信访同志协会的组织下，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其他省份的签名信访活动如火如荼。尤其是东北三省，上访活动特别热烈。当时奉天一万多人，近30万人签名。

咨议局这边的上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咨议局已基本通过提案，尽快提出成立协会，并组织上访代表到北京。在人民请愿的热潮下，各省省长也受到了感染。以两广总督芮城为首的东三省总督梁、两广总督袁书勋等18位总督将领联名上奏，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代表大会，以免人心沸腾。

各省有权有势的官员的言论，是对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活动的极其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1910年11月4日，载沣摄政王宣布将原来的九年期限提前三年，众议院将在宣彤的第五年召开。对此，江浙等省的立宪派认为法院已经做出让步，不应再追究。但是，也有上访者不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等三年，尤其是来自东部三省的上访者，他们坚持要尽快建国；12月2日，奉天省会数十名学生前往省协商情况会见议长和副议长，并割破手指捅股当场写血书，要求第四次请愿。

但清廷不愿意再作任何变动，于是下令罢免请愿代表，强行护送东三省代表回乡，并借口直隶代表文士林派新疆为例。同时，清廷下令各省举行庆祝活动，以示对“五年宪法”决定的支持。于是，在官方组织下，各地张灯结彩，军乐队开道，群众和学生举着红灯，唱着爱国歌曲，“庆大会”四个字随处可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无论如何，在这场运动中，雪花请愿，涌向北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人的签名，割臂斩股写血书的壮举，都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人民正在为推动一场伟大的变革而倾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人大第三次请愿运动不仅堪比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也不逊色于后来的五四运动。

但是事情很快急转直下。根据修改后的预备宪法计划，宣彤三年最重要的事情是组建一个负责任的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废除旧内阁和军部，成立责任内阁。在新颁布的内阁官制宪章中，明确规定了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内阁由国务部长组成，包括一名总理、一至两名助理部长，以及十名各部部长。应该说这个框架基本类似于袁世凯当年争取的责任内阁，对于推动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然而，载沣任用满族亲属的祸根也在这份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了出来。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丞相、侍郎那桐、徐世昌、外相梁敦彦、户部尚书苏山伯、尚书在泽、尚书唐景冲、军部尚书、海军大臣在毅

内阁共有13人，其中满族人占9人，其中皇室7人，汉族只有4人，全国一片哗然。立宪派原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立会，一个是负责任的内阁，但是速立会的要求打折扣，皇家内阁让那些立宪派失望了。因为在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清廷无意中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当于证明了革命党反清和实行种族革命的正确性，相当于给革命党加分帮助。

第三次请愿前，梁启超说:“今日政治组织不变，不到三年，国家大乱，以致亡。在宣彤的第八年，国会将作为未来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召开。”。梁启超对“御阁”的引入极为愤怒，称“宣彤五年”一词今后在世界字典中绝不会重复。“如果你们能齐心协力推翻这个邪恶的政府，改造一个好政府，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一向主张改良的梁启超是这么说的，清朝的其他地方也指日可待。不过话说回来，清廷的“五年宪法”太快了。回顾清廷倒台后近百年的历史，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哪怕路线图指定为50年，也不过分。但最可笑的是，当时的人连五年都等不到。所以清末宪政的失败和未来宪政民主之路可想而知。在过度狂热下，中国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中国人的命运？

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实施，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重新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宪法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建立建国社会，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安全可靠”，即缓和阶级矛盾，消灭革命，抵抗外来侵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赢得有利条件，使我们自己的阶级获得参政的权益，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要求君主立宪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政治纲领和活动的中心内容，所以改良派也被称为立宪派。为此，他们发起了持续89年的宪政运动。宪政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通缉，成为“重要的国家罪犯”。他们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逃到了国外。他们在海外华人中建立保皇派协会，宣传保皇派和立宪派，反对革命，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人也叫保皇党。在中国，大型商业企业的老板，商业道路和矿业公司的主持人，以及与他们有政治经济联系的名人，如纱厂和通海垦殖牧业公司的主持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的总理唐守谦，湖北铁路协会会长唐华龙，湖南“铁路股东大会”的发起人谭，都是立宪派的显要人物。与生活在国外的宪政主义者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是国内宪政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立宪运动的酝酿始于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广西共产党高举反清义大旗，与此同时，“拒俄”、“拒法”、“拒苏保”事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宪政论开始了”。然后，日俄战争和31年俄国革命为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子。从此，“宪政之声传遍全国”。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些汉族官僚也向清廷申请宪法，目的是与满洲贵族争夺权力；他们不属于立宪派，但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宪政运动的势头。此后，宪政运动从酝酿逐渐进入实施阶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准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欣喜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迹象。立宪派为了准备参政，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三十三年二月将保皇派社会改为国民立宪社会；9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设立政治通讯社。在中国，江苏、浙江有立宪预备会，湖北有立宪预备会，湖南有立宪会，广东有自治会。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是要求清政府召集一个有权力制定法律和监督政府的国会，建立一个有实权的负责任的内阁。但是，通过对清政府官制的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对立宪毫无诚意，只是“以立宪之名，以专制为之”。为了迫使清政府真正宪政，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京师，积诚丧”的方式，多次举行议会请愿，将宪政运动推向高潮。宪法研讨会的实际主持人杨度首先提出了国会请愿的问题。光绪三十三年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带领清廷提交了第一份请愿书，要求迅速成立该协会。三十四年，全国各省立宪派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一些留学生、华侨，甚至清廷的外交使节、官僚也曾为开国委员会打过电话或打过仗。当时，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要求召开快速成立大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在采取严厉措施取缔政治文化组织、镇压立宪派请愿的同时，继续耍花招，承诺定期召开九年国会，并公布了《帝国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名单》。从那时起，各省的立宪派都致力于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请愿运动暂时停止了。宣彤元年9月，省咨议局同时成立，立宪派获得了一个法律活动的论坛，并决定以咨议局为阵地再次发动议会请愿。同年年底，江苏省咨议局张健议长召集16个省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北京请愿代表团。第一年12月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在一年内成立开国会。清政府以“编制不全，全国知识水平未划”为由予以否决。第一次上访失败后，信访代表团按照“真诚请”的原则，立即部署第二次上访。他们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国会请愿同性恋会议；在各省召开会议，收集捐款，收集签名，选举代表到北京。据说各省有多达30万人参加了签名请愿。在此基础上，5月10日在宣彤，信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组织的名义向都察院递交了10份请愿书，但再次遭到拒绝。清廷警告立宪派“不要再要求亵渎”。当第二次请愿失败时，立宪派“明确准备第三次，并为之不懈努力到死”。7月，省协商局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向即将成立的理事会提出一项迅速成立理事会的建议。9月金融学会会议后，立宪派正式发起第三次请愿；金融研究所通过了要求召开快速成立会议的提议；各省总督也发电报给军部，提出加快建国，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种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预备立宪”时期缩短，由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前两年成立新内阁，并下令罢免全国各地的请愿者。此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决定停止上访，其他省份仍要求缩短准备期，但步伐不一致，无法组织统一行动。11月，冯天第四次上访赴北京，天津学界回应。清政府感受到形势的紧迫性，下令将在北京工作的东三省上访人员押送回国，随后下令镇压学生上访活动，并派天津学术上访活动的组织者文士林前往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大失所望，纷纷离开，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在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改革派反对革命，坚持君主立宪，是违背历史潮流的。然而，他们所掀起的宪政运动客观上也具有揭露清政府、激发民众民主意识的功能；立宪派在对清政府绝望之后，也纷纷寻求新的出路，成为革命者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