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重庆来的少将特工对延安的观察 「说谍」重庆来的少将特工对延安的观察 及毛泽东的五次当面交谈

重庆经纪人少将对延安的观察和毛泽东的五次面对面的谈话。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全面抗战伊始，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及新编第四军，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红军改编，誓师抗日大会一景 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八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其中有的还带有家属和工作人员。作为和延安中共中央具有协议精神，这些联络参谋应担当的职责是： ①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系； ②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并随时向上峰报告； ③如实观察汇报八路军的战斗消耗和困难，俾以及时给予补充。 然而这些纸面上的约定，没多久便成为了花架子，徒有其表。 1938年，朱德与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在延安 国民政府派进来这些联络参谋中，固然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更多是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甚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唯有徐佛观身兼国民党政治情工、军事联络参谋一明一暗两个职务，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做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促成以后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在其以后退出政坛，成为一代大学者，中国新儒学领军人物之时，便是站在了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但郭仲容自始至终都未能上120师前线及师部，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 ”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这便是原因。 徐佛观根据自己在延安的亲眼观察认为，延安掀起针对「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 ”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对此，徐佛观结合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认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 ”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 ”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理解的确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 ”党、政、军、民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这种党与政的默契制约，相互配合关系，是蒋介石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为蒋介石拨亮了一盏似乎能看见成功的明灯，尽管那么遥远，但是眼前为之一亮。蒋介石在后来看了报告后，不得不甚为感叹及嘉许。 徐佛观延安时期标准照 ​继而在考察中，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 ”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 ”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 ”以一元化对一元化”。 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重看徐佛观的考察报告，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言语之间仍然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偏颇地认为，「 ”中共系由中国社会之弱点所产生，而非由社会之需要所产生”，企图寻找出理论上的依据，取消中共存在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作为学者型军人，他还是理性的，在报告中他同时承认，「 ”中共为社会问题，非一术一策即可收效”。为此，他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 ”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此观点，在今天看来，真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在当时的国民党执政环境及已经阶级固化的条件下，必然无法实现。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战败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 ​王家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叶剑英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朱德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 ”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发展趋向，明确指出:「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团结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针，希望你们来延安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做出贡献。”叶剑英强调说:「 ”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毛泽东和叶剑英，延安 徐佛观以一路看来的所得，在讲话中实事求是的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他比喻为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真是令人敬佩等。作为国民党中的坚定分子，他表现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姿态，同样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双方的交谈中以各种暗喻暗藏机锋，表面气氛却是融洽一片。谈话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过了没多久，毛泽东便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 ”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 ”应当怎样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