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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特别是农牧业活动，破坏了森林、水源、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环境。
从古至今，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
这种思维往往是无意识的，甚至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
周人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逐渐从无意识模糊阶段发展到有意识清晰阶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物资源的保护有了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和广泛的范围，始终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从自发阶段发展到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唐宋时期仍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保护。元朝对环境的破坏，历朝历代乃至世界罕见。明朝总体上还是很重视环境保护的，而清朝不重视环境，导致人口剧增，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朝代的环境政策。一方面，我们以西周、秦汉、唐宋和明代为例来探讨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这是我们现代政府需要学习的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南北朝、元朝、清朝为例，讨论环境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以此作为警示。
西周颁布的《伐令》规定:“不损坏房屋，不填水井，不砍树，不动六畜。今天不在的人，将会死而无赦。”这是中国古代保护水源、森林、动物的早期法律，而且极其严格。
西周政府将人口居住环境的调查和保护纳入西周范围。
战国荀子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雄壮时，斧不入山林，不存，永不停生”；春耕、夏收、秋收、冬储，都不失时机，所以五谷无穷，百姓多食；污水池在沼泽和河流深处，在适当的时候禁止使用，所以鱼和乌龟很多，人们用的绰绰有余。"
不难看出，荀子的保护思想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其保护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管仲在总结历代皇帝处理林山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
他主张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建立管理山川的机构。
在他看来，生物资源的保护不是禁止山川供人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季节有计划地开发利用。
先秦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唐代不仅将山川、园林、狩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将城市绿化、城郊神社、五岳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同时京兆、河南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在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
宋朝，尤其是北宋，也非常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诏令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员，甚至基层官员，如乡长，侦察和逮捕违反禁令的人，这表明他们的严重性和严格的执法。
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围湖填海和砍伐森林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这表明当时有识之士对新的环境问题非常敏感。
明代对林山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以前，都是由前代的相关法规规定，范围相当广泛。
到了仁宗，为了缓解“劳动力旺，有点急着拿”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我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控制措施。
南北朝时期，大量胡人长期被分割在“黄土高原”和北方土地上，导致胡人密度骤增。此外，由于与南方汉人的长期战争，他们需要大量的木材。
“黄土高原”提供了这种便利，导致黄土高原的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从此，“河”成了“黄河”，黄河变浑浊了。
元朝对环境的破坏，历朝历代乃至世界罕见。蒙古人大面积破坏和抛弃了适合耕地的环境。因为蒙古人不适应中国古代的景观环境，强行破坏了延续了几千年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改变了环境中的农作物和物种。大量的放牧导致了北方土地的荒芜。
根据《农业编织》中的“汝河尸多，山野林秃”，说明我国物种和环境结构的破坏相当严重。
随着清代人口的迅速增加，东北、西北、江南的许多草原或山地被开辟出来，开垦为耕地，导致草原退化、沙漠扩张、森林破坏、水土流失，进一步破坏环境。
当时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提出了切入正题的警告。
此外，清朝实行的禁海令害怕汉日民众相互勾结，严格控制木材，导致滥伐森林现象普遍。
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对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指出土地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平地农田。
然而，这些警告都没有引起清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开垦仍在继续，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建国后也在盲目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造成了严重的沙漠化，历史重演。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保护环境。
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田园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
人们越来越脱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荣关系，异化为自然的对立面。
让我们重拾天人合一，反思自己，保护自然环境。大家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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