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 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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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的50年是辉煌的50年。

这个辉煌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1.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

第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五九十年代

1.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独立和主权。

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提出了“开新灶”、“先收拾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政策。

“另起炉灶”是指彻底打破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不承认旧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先收拾屋子再请客”是指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特权和残余势力后，邀请客人进来，以防止敌对一方“钻”进去闹事。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形成国内统一战线，然后发展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团结世界上平等对待我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

这就是团结苏联，团结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形成国际统一战线。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旧中苏之间签署的损害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有利于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外来侵略，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全面发展，大大增强了东方集团的实力，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也是不同于旧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

中国在实施“一边倒”战略的同时，一直坚持这一政策。

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双腿行走。

不能复制一切，机械搬运。

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御美国的侵略和威胁，有必要与苏联结盟，但“我们绝不能失去党和国家的独立”。

从这个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同盟期间，中国也没有放弃对沙文主义的批判和反抗。

1956年，在波匈事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被中共中央任命访问苏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们强调要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的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即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

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第二，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

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大小国家平等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提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第二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期间，他正式提出这五项原则作为与两国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此后不久，毛主席明确指出，“五项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关系”。

他还表示:“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4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为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亚非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非会议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一些亚非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为恢复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揭露了美国将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不合理行为，从而为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三，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愿意在中国失败。它不仅试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试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中国必须在三条战线上与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出兵占领台湾，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因此，中国决定应朝鲜的要求向朝鲜派遣志愿军参加战争，抵抗美国侵略，援助朝鲜，保卫国家，在军事和外交战线上与美国面对面竞争，最终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在入侵朝鲜的同时，美国加紧了对印度和支那的干预。

美国的行动不仅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智纳的印度人，而且对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干涉，为恢复芷娜和平、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彻底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美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1954年4月，中国作为五大强国之一，参加了朝鲜和印度及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率团与会，以坚定原则、灵活策略的高超外交艺术，与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扰，为解决上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

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别代表吴秀泉在联合国安理会揭露并指责美国侵华。

1954年12月，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支持蒋介石对大陆和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

我毅然反击，一举解放了一个江山岛。

美国惊慌失措，仓促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

中国发表声明，郑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在我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放弃了陈达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诸岛。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应该和美国开战。

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解远东，特别是台湾紧张局势的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赏，这给美国施加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说，不排除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未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道路。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到1956年，25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

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分化重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苏联和美国试图维持两极格局，既对立又妥协，既竞争又勾结。

美苏为了使自己处于积极有利的地位，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大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东方集团分裂，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

与此同时，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敌对政策。它不仅在台湾和台湾海峡保持军事存在，还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从南方威胁中国。

苏联不断向中国施压，向中苏边境和蒙古增兵，直至在边境挑起流血冲突，从北方威胁中国安全。

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解与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中国敌人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

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庞大的经济落后国家，另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两部分是反对美国控制的。

在东欧国家，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立场，争取第二中间立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加强同亚非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

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克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

中国大力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与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加强政治经济互助合作，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通过友好协商，中国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和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巴基斯坦签署了边界条约，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防御地区的边界协定。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已经和印尼解决了。

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

从万隆会议到60年代末，22位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

在此期间，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问亚洲和非洲，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

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问亚非国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该平等。

中国领导人杰出的外交活动，把中国同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发展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

随着西欧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强的趋势日益发展。

特别是戴高乐将军上台后，法国拒绝签署美苏联合生产的部分核禁试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组织，凸显了西欧不愿受美国控制，积极寻求独立的趋势。

在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区”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仅增进了与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已建交国家的友谊，还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意奥两国互派商务代表。

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了大量努力。

过去，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新中国总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

中国真诚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一些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同时坚持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敌对政策。

中国积极开展两国贸易交流，协助在华华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民间组织的交流。

这些都在日本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日本各界人士都在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在70年代初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反对苏联控制，抵制苏联威胁。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试图实施“苏美合作，称霸世界”的战略，并为此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不利于中国主权的要求。他还竭力使中国放弃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原则，以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

中苏两党的分歧本来是应该通过讨论解决的，但苏联领导人却试图用高压和突袭的手段迫使我让步。

这一尝试失败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的措施来恶化两国关系。

1960年7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议和300多份专家合同，取消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进而挑起新疆部分地区的边界争端。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我国对苏联的霸权行为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但为了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打后攻”的原则；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统一原则，反对分裂主义，期待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

但是苏联的领导人还是老样子，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并在中苏边境制造百万士兵，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我国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

苏联还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

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中国采取了“人民不犯我，我不犯罪；如果有人对我犯罪，我就犯罪，击退了苏联多次武装入侵。

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议，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谅解。

第四，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朝鲜与芷娜停战后，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努力坐下来与美国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但美国一点诚意都没有，谈判旷日持久，几次僵持中断。

与此同时，美国大肆唆使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出美国船只护航，扬言“随时准备像黎巴嫩一样登陆”。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和马祖，以粉碎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穿越大陆的阴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由于担心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和水域护送蒋介石的风险，也由于大量军舰滞留台湾海峡不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政府反而敦促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实现“分峡执政”，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

美国的这一提议没有被接受。

我也及时识破了美国的险恶用心。

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先后采取了暂停炮击、两天不炮击等做法。

正如毛主席所说，“金门大炮是为了打击美国”，围绕炮击金门、马祖的这场斗争，有效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1955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美国以各种手段干涉印度支那事务，破坏了协议的实施。

美国从出钱，开炮，给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发展成大规模的对越侵略战争，出动了几十万军队。

美国还在老挝挑起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

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将毫不犹豫地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实践证明，“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广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样，在谈判桌上，我的原则是坚定的，我的战略是灵活的，这有效地捍卫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克服美国的种种障碍，与与会各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在老挝达成了和平与中立的协议。

中方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在此期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导致了建交的第二次高潮。

到1969年，已有5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已经成为独立于美苏的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

在此期间，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苏联凭借其迅速扩张的军事实力，四处伸手，而美国则被侵略战争拖累，实力相对削弱。

苏美争霸，苏联攻美守美。

为了集中精力应对苏联的挑战，美国试图逃离越南，寻求接近中国。

苏联在加强对美霸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

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亚非拉美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力军。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1974年2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学，日本，欧洲，澳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我们是第三世界”。

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首先，中国抓住美国发出的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

从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在直接会谈后于1972年2月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

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要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重点，努力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严重威胁。

70年代，苏联从北、西、南四面包围中国。

中国和苏联进行了边境谈判，但没有取得进展。

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同虚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延长条约，两国正式结束同盟关系。

同时，中国主动提出举行中苏关系会谈。

由于苏方拒绝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坚决反对苏联入侵，并采取切实措施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抵抗斗争，有效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三，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积极维护联合国的正义事业。

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

此后，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导致了外交关系的第三次高潮。

在联合国内，中国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形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受到热烈欢迎。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这期间苏联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

自从越南“逃亡”以来，美国的国内外形势都有所好转。

美苏争霸局面转入平衡相持阶段。

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世界多极化趋势开始显现。

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分析了当今时代和国际大局的特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发展形势和矛盾，坚决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两个重要改变”:第一，有可能长期避免大规模世界大战。

这改变了原先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

第二，我们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

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是两个重要变化。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才能大胆地、全心全意地追求四个现代化”。

他强调，“一心一意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长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重要条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

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需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世界和平的环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外交政策。

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持独立，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其中一方反对另一方。

在所有国际事务中，我们都应该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决定我们的态度和政策。

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全面贯彻外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

外交工作出现了新情况。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逐步调整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继续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团结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坚决站在和平一边。“谁搞和平，谁就支持和平，谁搞霸权，谁搞战争，谁就反对和平。”。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发展了正常关系，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全面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大加强。

我们应该在不讨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和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国采取行动，开启了中苏之间的长期对抗和僵局。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的条件下同苏联谈判。

中苏两国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打开未来”的精神，两国关系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