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女权：辛亥革命为何过河拆桥 最大的敌人就是妇女自身 被遗忘的女权：辛亥革命为何过河拆桥 最大的敌人就是妇女自身

被遗忘的女权主义:辛亥革命为什么过河拆桥？最大的敌人是女性本身。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当邱进为之捐躯的中华民国终于诞生时，女性革命者沮丧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证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并没有体现在新宪法《临时宪法》中，甚至变相从革命党的原宪法中去除。他们为被男权社会背叛而愤怒，却依然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和女权革命根本是两回事。

1912年3月，武昌起义刚过五个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成功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宪法。该法在人权一章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全体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种族、阶级和宗教。”除了“性别”一词之外，还考虑了其他方面。那么民国以后男女平等吗？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参政吗？很明显，制定条约的参议员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太极拳(太极拳)，拒绝明确表态。

革命过河拆桥？

执政党的态度立即引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宪法颁布后约一周，女性代表唐群英、沈培珍等人于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天前往临时参议院讨论意见。

第一天，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后来，女代表以审计的名义进入会议厅。进去后，他们没说几句话就和参议员们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将在国会正式成立后讨论妇女参政问题；第二天，妇女代表去了参议院，被卫兵坚决阻止。经历过革命子弹的女人们怒不可遏，开始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元老院的门窗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入议事厅。但是这一天的辩论仍然没有结果；第三天，他们去了元老院，但那里戒备森严。随后，妇女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孙总统亲自出面干预。

这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被称为“妇女圈对元老院大做文章”。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论妇女解放》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后，著名的沈佩贞女士为了参政，曾经踢倒过殿门的警卫。不过，我怀疑是他自己摔的。如果我们男人去踢它，他会踢你几下。这是个便宜的做女人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像是闹剧的事情似乎让人无法忍受，必须由当时参与其中的女性代表来完成。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妇女代表一再要求将男女平等纳入《宪法》，并要求《宪法》保证男女享有同等的参政权利。孙中山也口头表示支持女代表。你怎么料到最后男女平等被排除在宪法之外？在1911年的女英雄眼里，革命期间男女同流合污，浴血奋战，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当权的男革命家居然玩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用血争取权力

事实上，早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前，妇女就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太平天国的女性大多来自底层，很难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大部分是知识女性，她们主动争取女权。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初以笔为剑，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后来受到翻译家严复的培养，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管。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星，自己集资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当她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时，她自杀了，用自己的生命推动女性教育。

建立女子学校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学生出国留学的发展。那时候去欧美留学不容易，附近还有一大批人去日本。清末留日学生中，女生占1%。大部分都是自费，很多都是跟着爸爸哥哥去日本，也有少数是政府官员。不要小看这个区域的1%，里面全是“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期，他们创办了六个组织和七份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和习俗，倡导天足、妇女研究和婚姻自主。

虽然当时在日本读书的女生，基本上都是以完成学业后回国任教为目的而读书，但日本逐渐成为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同学不但没有回避革命，反而做出了回应，露出了风采。1903年，在留日学生中发起反俄运动，组织了“反俄志愿者队”，有12名女生参加。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成同盟会，吸引了秋瑾、唐群英、张、何香凝、吴木兰等近20名女性。革命已经成为一项比教学更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敢参加革命的女人，也不比男人凶。1905年，在清政府的压力下，日本政府颁布了《清禁留学生条例》。留日学生大吵大闹，陈天华愤然跳海自杀。自费留学的秋瑾是个激进分子。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剑来，对着鲁迅、徐守尚等人不肯回国的人大喊:“投降满洲，卖友求荣。欺负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大同学堂主持浙江起义，意图呼应远在安徽的徐锡麟，却因泄露机密被捕。秋瑾被捕两天，死在绍兴宣亭口。

秋瑾的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烈的震动。上海的《申报》、《时代》、《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都连续报道，发表了不少同情秋瑾的文章。她的文学诗和独特的男装照片也经常在报纸上报道，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后来，不仅是新闻报道，关于秋瑾的小说和戏曲也相继问世。舆论浪潮越来越高，站在秋瑾对立面的清廷官员的公众形象被击败。

通俗历史必然放大典型人物，以至于秋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与她并肩作战的战友。1911年的另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名气没有秋瑾大，没有劣等的英气，政治素养更为成熟。唐群英是湖南人。秋瑾在湖南做媳妇的时候，两人相识，成了知心朋友。受秋瑾影响，唐群英也去日本留学，入团。她参与了华师起义的策划，武昌起义后，她与张组织了一支女子北伐队，亲自奔赴战场。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获得二等嘉禾奖章。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界组织了许多军事组织，包括妇女军、妇女军团、妇女光复军、妇女武术社、妇女敢死队、妇女暗杀队等。因为上海女性新式教育起步较早，所以女性革命队伍比北方活跃。但是组织武装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没有确切的统计到底有多少支队伍上了战场。但当时的革命女性自然是利用女性，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承担责任。

女权成为女拳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个叫陈翠芬的女人陪伴了他多年。在最艰难的流亡岁月里，陪伴孙中山的女人不是宋庆龄，也不是他的妻子卢慕贞，而是鲜为人知的陈翠芬。但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陈翠芬淡出了孙中山的生活。因为她的地位如此微不足道，历史学家们仍在研究她何时以及为何与孙中山分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翠芬从来没有抱怨过离开孙中山，革命胜利后也从来没有邀功，而是默默隐居南阳。孙中山家把陈翠芬当成他的“侧房”——这至少是一种身份。

如果所有为辛亥革命做出贡献的女性都能像陈翠芬一样“知大局，顾全大局”，那么大家都会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太多纷争。但很显然，唐群英、林宗苏不仅是女性革命者，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女性革命者。男性革命者是为人权而战，在女性革命者眼中，这种人权自然包含了女性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可以。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他们不仅持有这种信念，而且一大早就采取行动。1911年12月20日，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前，福建妇女林杰宗苏率先发起“妇女参政同志协会”，培养妇女参政。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总统。女英雄们满怀期待，积极备战新时代。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一直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在国会还在准备的时候，林宗苏代表妇女界会见了孙主席，请他答应允许妇女亲自参政。孙中山立即同意了。谁知道这个消息一在报纸上公布就立刻招来非议？老革命章太炎、江苏巡抚程德全、学者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邦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说:“女子一句话问，总统一句话许可，没有明确的法令。”这就够了，然后她批评女人不讲道理:“说辞嚣张了，就越来越嚣张。”字里行间对女性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孙中山正处于南北和谈的困难时期，所以他很快解释说，他和林宗苏那天只是“私人聊天”。

接下来袁世凯同意催促清帝退位，孙中山同意辞职让袁世凯当总统。为了确保袁世凯领导的新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加紧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宪法。在此期间，唐群英、、、张、王、、、张群英、沈培珍等妇女代表不断来信，要求将保障妇女参政的规定写入《盟约法》。结果在3月11日《盟约法》颁布后，妇女代表愤怒地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周后，出现了“元老院一片哗然”。这些参加革命的妇女对形势不耐烦，在议事厅里“咆哮着，抗拒着冲击，无法讨论”。他们终于把手放在对方身上，但是门卫踢倒了，窗玻璃打碎了，关于妇女参政的提案还是失败了。大多数参议员认为，即使是欧美国家也没有开始妇女参政，但这件事在中国应该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

那时，袁世凯已经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任总统。4月，政府将首都迁至北京。女性代表拒绝放弃要求，五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妇女参政会，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情况更糟糕。北京参议院正在讨论一个与妇女参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国会选举法。在法律草案开始时，妇女被排除在外，并规定议员的选举人和选举人必须是25岁以上的男性。唐群英、沈培珍等妇联代表抵达北京。起初，他们给参议院写了一封信，要求修改法律。可是这封信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交了就闲置了。当女代表长期与元老院对峙时，元老院始终没有让步，矛盾越来越激烈。女圈认为:“在人民军起义时代，妇女充当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各种危险，女人牺牲生命财产，和男人一起工作。为什么革命成功了，抛弃了女性？”因此，妇女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如果她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将诉诸武力。但是，他们的武力最多也不是枪炮炸弹，而是自己的拳头。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颁布，没有女性唱歌。当日，包括唐群英、沈培珍在内的60多名女代表强行进入参议院，遭声讨后不得不说狠话，声称如果袁达总统不赞成妇女参政，妇女“不会承认袁哲为总统”。

毕竟元老院是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的，很多都不是革命党。女性反对参与政治并不奇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妇女的政治参与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在今年8月改组国民党时广泛联合各党派，以便成为未来国会选举中最大的政党，从而实际控制国会，对抗袁世凯政府。为了团结不同的政治力量，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女性参政就是牺牲之一。在没有女会员的情况下，宋、领导的国民党删除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

这一举动引起了女性成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发生了“打宋”的事件。据说包括唐群英、王、、沈佩贞在内的十多人开始打人。他们冲到宋面前“举起手来，抓着额头，捻着胡须”，“用手批着宋朝的脸颊，清脆的声音震动着屋顶的瓦片”。

辛亥革命时期，是革命党依靠女英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但现在党抛弃了她们——至少在参政问题上，她们要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开始。但是他们自身的力量太弱，根本就不堪一击。不久，袁世凯政府找到了取缔妇女参政会的理由，民初妇女参政运动告一段落。

其实，妇女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两回事，可以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政治革命成功时，妇女革命不得不面对这些根深蒂固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来自女性自身。毕竟当时的中国女性绝大多数还是像《中国妇女报》第一期上邱进说的那样:“身体柔软光滑，被愤怒虐待的孩子抑郁，眼泪常常滴落，人生是个结。生命的囚徒，半条命的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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