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 陈来：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

陈来:宋明理学:为古鉴今，边肖为大家收集并出版了以下文字资料。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二、宋明理学的真正渊源

三，理学的建立

四，理学的发展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是记录学术的传承、发展和演变的，《宋明学案》是对宋元明三代国学的主要形式和发展的概括性介绍。这里对“宋明学案”的研究是指儒学，主要是宋明理学，包括各种派别。我们今天所说的“宋明学案”，就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郭雪发展的特点和演变。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理学起源于11世纪，但其发展可以追溯到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韩愈的儒家复兴运动有着明确的背景，那就是佛教。每个人都可能记得几年前发生的一件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教文物受到香港和台湾的欢迎。当时凤凰卫视直播了全程，尤其是台湾之行，受到了数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舍利子又来到了泰国。稍微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这个舍利子和韩愈有关。当你在唐宪宗的时候，这件佛教遗物想欢迎它到皇宫来做一个短期的祭祀。结果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劝佛骨表》，劝皇帝不要这样做，不要把这根佛骨迎入宫中。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使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教义及其僧侣的实践违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让它发展下去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其不可持续。因此，韩愈高瞻远瞩地提出“大学”，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佛教，标志着本土主义。这样，他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开始了儒学的复兴运动。

还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提一下，范仲淹。唐末至北宋，以中小地主、自耕农为主要经济形态出现，其子女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文人、儒生的主体，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这种有社会背景的知识分子与中唐、魏晋以前有知识分子背景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知识分子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范仲淹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他被困在贫困的学校里。这种经历在北宋理学的很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能看到。冬天学习累了，用冷水洗脸刺激精神，没事就喝很稀的粥。范仲淹不仅教学成就斐然，而且代表了北宋初期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人格。他崇尚“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情怀，“凡情谈天下之事，有时泪下”，关心国家大事，以国家大事和民生为己任。

可以说是感染了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一度士大夫校正李商风节，为钟繇所提倡”，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转变，也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道德精神，宋明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不可能的。讨论理学，按照宋薛源案的教学方法，应该从宋初三年级的胡瑗、孙福、石阶三位先生入手，一个是胡瑗，一个是孙福，两个重要人物因为范仲淹的个人推荐，得以在朝为官，从事讲学。

二、宋明理学的真正渊源

让我们把这个起源追溯到周敦颐。因为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所以二程才是北宋真正的道学奠基人。周敦颐，号莲溪，湖南道县人。在回忆和周敦颐一起读书的时候，二程这样说:“我曾经向周茂树学习。每次我寻找仲尼和晏子，我都喜欢什么？”也就是说，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即使生活贫困，在颠沛流离中，也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我享受了什么，在哪里享受？”这是周敦颐经常问程氏兄弟两个寻求的问题。两兄弟开始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通了，但是这个问题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寻孔子，乐颜出”后来成为整个宋明理学的一个内在主题。

理学起源的第二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张载。张横渠。张载对《易经》、《易传》尤其是《辞赋》的诠释，形成了以气为本的哲学理论，尤其是“气太多”。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强调“太虚就是生气”？我们知道，宋明理学的最初动机是对佛教和道教哲学的回应，尤其是对佛教挑战的回应。佛教讲“空”，有时用“空”的概念。道家讲的更多的是“空”和“无”。魏晋至隋唐，佛教、道教影响很大。为了反对这种佛道虚无主义，张载首先建立了以“气”为主要载体的现实主义本体论，以应对佛道本体论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张载和范仲淹也是亲戚。他21岁的时候去看范仲淹。史书上说范仲淹的“一见钟情”，意思是他是一个眼光长远、发展很大的人才。范仲淹对张载说:“吾儒自有教可乐之名，兵何事？”引导他学习中庸之道。张载也尽了最大努力去读《释老》这本书。历史书上说他“多年来一直尽力研究它”。看了很多年，觉得对佛道有一点了解。了解之后，他“一无所知”，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回去求六经”。张载这个例子和我们后面要讲的很多理学家的例子是一样的。先有一个“出”，再有一个“进”，这样学习才能最终牢固地建立起来。通过研究佛教和道教，他找到了一个“他者”，这为他提供了一些营养，使他看到了这些思想的一些特点。通过这样的学习，

，可以帮助他回来了解儒家思想。直接知道就不能真正理解，需要绕道，需要一首“歌”。

张载还提出了四句重要的话，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四句话也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立心为天地，立命为生民，传宗接代，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理学家的精神启示，也是对宋明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启示。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学的发展为职业，也会被这种思想感染和启发。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横渠四句话中的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天下开太平”。然而，我们往往对第三句话“向圣取经”及其现代意义有所怀疑。其实这第三句话也可以广义理解。“圣”字不仅关乎孔孟，它始于尧舜，始于中华文明三代。三代文明的精华都沉淀在六经之中，而儒家始终自觉地传承着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经典。所以可以理解为“师圣”是延续、继承、复兴。所以这里的“学”不仅仅代表儒家文化的发展，更是夏商周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主流传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努力复兴中华文化。这代表了一种理学的文化自觉。所以，即使在今天，这句话也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三，理学的建立

理学的建立主要讲的是两兄弟。以前学者喜欢说北宋五子，有周敦颐、张载，也有二程、邵雍。其实“北宋五子”的核心是二程。为什么？因为《北宋五子》以二程为中心。周敦颐是二成的老师，张载是二成的叔叔，也是讲课的朋友。和二程一起住在洛阳的邵雍，是一个一起讲课，一起讨论的同事。可见二程的确是理学或者道家的创始人。第二程的领队是程浩，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颢也是“泛滥诸家，出入佛门数十年，归六经而后得之。”

关于理学，程颢的思想有什么发展？他活着的时候说过，“虽然我学会了给予和接受，但‘正义’这个词来自于我自己的考虑”。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田丽”一词早就出现了。《礼记·乐记》曰:“不可屈身，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宋明理学最直接的源头。程颢有个命题，说“天理。”你什么意思？其实他是在重新诠释以六经为代表的古典儒学。我们知道，在古典儒家，尤其是《尚书》，保留了天道为神性的观念，所以有“天怒”这样的说法。程浩认为，我们现在在《诗经》中看到的

一个有个性的“天堂”。我们在《尚书》里看到的有人格的“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天”其实就是“理”，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天理”思想。所以，这样的“天”的概念以前是不存在的。理学家抛弃了古代儒学中的一些迷信东西，“理”被发展和解释为古代六经中最高的原初“天”的概念，理学体系从此有了其真正的意义。

据史书记载，程颢有一种“温暖祥和”的天气，对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同学在程浩学习了几个月后叹了口气，比如在“春风”坐了几个月。总的来说，理学与皇帝的关系并不好。程颢虽然批评皇帝，但是皇帝被他感染了。本来很信任王安石，王安石和程政见不同。然而，当程颢看到皇帝离开时，皇帝命令程颢“经常来找对人，经常见面。”这种君臣关系很少见，说明程颢与皇帝的对话让皇帝受到了感染。程颢曾经告诉皇帝，希望皇帝要时刻注意防止自己欲望的萌发。同理，朱Xi也曾对孝宗皇帝说过，但孝宗不太喜欢。然而，听了程颢的话，宗申皇帝放弃了他的手，说:“为清放弃它”。意思是你这样劝我，我要提醒我要时刻为你警示自己。

他哥哥不一样。第二程又一程一，一川号。程颐18岁那年，去国子监读书。当时，国子监的主教胡远给学生们做了一个测试，题目是“晏子喜欢学什么”。程颐于是写了一篇燕姿喜欢什么的文章，让胡远刮目相看，于是让程颐参与教学。结果当时北京有官员把程颐当老师看待。程颐也参加了科举，但几次失败，放弃了。后来家里有机会推荐他当官，他就给了自己的人，拒绝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岁，她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布。然而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被提拔为皇帝的老师，官衔为崇正殿说书人。当时小皇帝即位，大臣们推荐他去教训皇帝。但是，程颐的性格和程浩不一样。程颢“温柔祥和”，程颐“严谨庄重”。她对待皇帝和太后都很认真。她要求太后听幕布后的小皇帝，用幕布听讲座，而不是用幕布听政治。在他之前，给皇帝讲书的官员是站着的，皇帝是坐着的，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讲师们必须坐着说话，以培养皇帝的尊儒、持道之心。此外，程颐还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不怕得罪皇帝和太后，但最终还是因为得罪了太多人而被发配出国。他很严格，他的生活也很严格，他一生都保持着自己的礼貌。晚年有个学生问他:“李先生要努力四五十年。”王先生按礼节办事是不是太难了？程颐答:“我天天安生，何苦？”我是按照礼仪行事的，这让我觉得每天都像是踩在一个安全的平地上。有什么可惜的

苦，不按礼仪办事，每天都会把你放在危险的地方，很辛苦。

和程颢一样，程颐在理学中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性为理”。“性”指的是人性。这句话与程颢的“天是理”命题在理学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命题。学者们以前讲人性，比如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恶，人性三性，等等。北宋时，王安石也受到了无善恶之人的影响。程颢用“理”来定义和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本体。程颐用“理”来定义和解释人性。

四，理学的发展

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最中心的人物，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朱成王陆。之前说了第二阶段，然后说了王。

和宋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朱出入佛学，淹没百家，又回到六经。前辈说他“献给广大群众，细致全面”。他不仅吸收了二程的思想，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哲学，通过对《四书》不断的、终身的、死的诠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描述要知道的事物”的系统的理论解释。“大学”的“八项”中最基本的就是“特别的东西”，这样特别的东西才能赋予知识，知道才能真诚。但是，什么是特殊对象呢？汉族人的解释很不清楚，“哥”解释为“来”。朱通过对“第二过程”思想的阐释和发展，把“以物识物”解释为“唯物主义”。“即不能离开事物的事物”；穷的原因是研究和了解事物的真相。

朱首先向皇帝讲述了关于“取经”的论述。34岁时，孝宗继位后召见。他跟孝宗讲“授物以知”，说在帝王研究中，“授物以知”必须先做。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说大学的方式是“学以致用”。皇帝没有做到“唯物论”和“明理”，所以没有得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由此可见，理学提出的理论并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而首先是针对帝王的研究。朱想告诉皇帝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孝宗皇帝不喜欢别人的批评，所以他对朱的两次表演不太满意。十余年后，朱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因为全国大旱，皇帝召见学者多加批评。朱又上书谏，大谈“义与人欲”、“诚与诚”，说皇帝不能“无理取闹”，只能亲近一些小人，不能无法治国。皇帝非常生气。在朱晚年，他再次进京。他去浙江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喜欢谈“真心诚意”，但这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话，所以这次就不要提了。朱很认真地说，我这辈子学到的就是这四个字。我该怎么骗你？他看到了皇帝

皇帝，或者批评皇帝，说皇帝心里“正义没有得到拯救”，“人欲未完”。有人说，宋明理学讲的是“言事知”、“诚哉诚哉”、“存义灭人欲”，是为庶人，是用来控制庶人思想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看朱的经历，他一开始是讲给皇帝听的，讲给身居要职的知识分子听的。我们知道，古代对皇帝和文人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需要用道德警惕和道德修养去提醒、约束和说服他们。朱用“大学”和“中庸”的思想为所有的官员和文人建立规范。不仅是规范，他还指出了一个如何发展自己的目的。一个士大夫，如何培养和发展自己，包括从科举开始，包括成败，或者进入国家官僚，都要有目的。学习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学习知识和发展美德。我们也可以把朱的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尊重和涵养”，一个是讲“讲道理”。这适应了当时整个文人阶层思想文化发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出现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与朱思想相抗衡的朱心理学思想。朱说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和了解才能获得“理”，而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只要回到心中就能获得“理”。这一思想在元明两代不断发展，但总的来说，尚未成为有影响的理论。明代中期兴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对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然而，王阳明的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故史称“王陆薛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思想发展并不是来源于读陆九渊的书，而是来源于读朱的书。

王阳明五岁不会说话。他会说话后，智力发展很快。因为当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爷爷背诵经典，他讲完之后，马上全部背诵。

王阳明十五六岁时，就开始读朱的书。朱人言善道，兼收并蓄，堪称圣人。于是王阳明找到了一个叫钱的朋友，来到他父亲官邸后面的一片竹林里，打算在竹子上“检查东西”。首先，他的朋友葛，姓钱，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病倒了。当时王阳明认为自己的朋友不够强大，就一个人去了电网七天，最后病倒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阳明自己也讲了很多遍。可见王阳明早年对朱学说的笃信程度。但是，他的方法不太合适。朱没有让他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不吃不喝。朱的物法

，可能不是让人坐七天七夜，而是告诉学者应该长期观察事物的生长，并将生长的真理与自然的真理进行比较和结合，从而延伸到生活的真理。显然，年轻的王阳明还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朱的思想，但朱的思想对王阳明影响很大。直到中年，王阳明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这个“原则”在哪里？怎么才能出线？王阳明三十多岁时，因为写了一封要求停止宦官专权的信，被贬到贵州龙场，成为程颐人。王阳明在这里过得很辛苦，于是他日夜静坐，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王阳明认为自己以前查竹的方式不对，真正的原因在自己心里。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与朱心学是一脉相承的，但他的结论与陆九渊是一致的。这就是著名的“龙场启蒙”。

之后，王阳明经常讲学，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他在贵州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真正的“知识”当然可以做到；真正的“线”还必须包含知识。王阳明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致良知”。“良知”是“知”、“施”的意思，是做、施、练、扩。这时，王阳明认为，“审时度势”，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良心。

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一、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宋明理学的发展，首先是齐，用来面对佛道虚无主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挑战，建立起实体哲学。但光说“气”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宇宙作为一个实体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理学。理学就是尽力掌握世界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人生的规律。理学以“理”为最高本体，将宇宙实体和规律与儒家伦理原则相结合。在道德实践中，“理”被强化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权威。这种外在的、客观的权威虽然具有很强的道德引导作用，但却抑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认为，人心是理性和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理”，认为自己的内在价值优于外在权威，进一步发展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因此，从气到理学再到心，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发展。二、宋明理学产生的原因。首先，宋明理学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宋明理学与宋代以来现代平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宋明理学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可视为中世纪精神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中间形态，其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和平民化

它脱离了中世纪的精神，适应了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进程。第三，宋明理学与外来文化的挑战有关。中国的主流正统观念在应对外来文化时，需要经历一个消化、接受和发展的过程。对于佛教的传入，很多理学家都想方设法建立一个能吸收其精华的思想体系，于是出现了理学。第四，从整体文化变迁来看，宋明理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既是儒学对佛教挑战的回应，也是儒学对魏晋玄学挑战的回应和消解。

宋明理学更直接面对的是北宋前期以来中国文化价值重构的背景，因为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极大的破坏，宋初的人们对五代的风气深恶痛绝。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功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实践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新儒学得到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新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从儒学的角度来看，自汉代以来，儒学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其发展有所中断。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也是中国主流传统的复兴。这就是宋明道统的意义。

从中世纪到现代，中国文化在与各种外来文化因素的互动领域中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把佛道思想作为他者来深入探讨，才能深刻理解自身的优劣，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因此，外部因素不是儒学发展的障碍，但可能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和机遇，为儒学认识自身提供更好的参考。自19世纪末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现代社会变革的新时代，更广阔的世界文明环境，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建等。重新审视宋明理学的产生、确立和发展，也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