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 二战历史解密：东京大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后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东京审判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结，也是战后日本与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东京审判开始于1946年5月3日，结束于1948年11月12日。持续了两年半。共开庭818次，举行了131次法官内部会议，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名证人提供了宣誓证词，接受了4 336项证据，记录了48 412页英文审判记录。整个审判花费了750万美元。1948年4月16日，法院宣布休庭作出判决。11月4日，主审法官开始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直到12日才结束。

除东京审判外，盟军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和波利审判了乙类和丙类战犯。据统计，被盟军起诉的日本战犯总数为5423人，判刑4226人，其中判处死刑941人。

东京审判的历史成就及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的严正判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东京审判是一场和平反对战争、文明反对野蛮、正义反对邪恶的伟大审判。它不仅是法律审判，也是政治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和历史意义。

在东京审判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战犯，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战争。仅仅通过审判直接参与战争罪行的普通罪犯是不可能惩罚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的。只有犯下危害和平和人类的罪行，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人才能被送上神圣的法庭，以惩罚他们的战争罪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材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了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地揭露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事部门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血腥铁证如山的事实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日本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法律手段对策划、发动和指挥反和平侵略战争的战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了审判和严惩，维护了和平、正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从政治上确认了任何侵略战争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将受到严惩，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者和世界人民对战犯的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其实质是国际司法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其次，东京审判对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刑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东京军事法庭的设立是由二战期间同盟国达成的《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决定的。《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特别公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是以《非战争公约》和《莫斯科宣言》、《伦敦协定》等国际法或文件为基础的。和欧洲军事法庭的判决一样。这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先例，推动了战争法规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东京审判严厉惩罚了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发展了传统国际法的合法性，并首次明确界定了国际法中隐含的概念。从法律上讲，它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体现了国际法体系的完善和发展，绝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所以国际社会在战后普及了这些犯罪概念。一旦发生战争罪行，包括组织战争，将根据当时国际社会的需要予以谴责和审判。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京审判是“为防止战争发生而进行的国际法革命，意义重大”。

第三，东京审判为研究日本近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提供了丰富、权威、庞大的历史数据库。

通过东京审判，首先是揭露和澄清日本政府过去隐瞒的许多历史事实，如日本关东军如何轰炸铁路本身，然后反击中国军队的行动，进而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是如何合谋建立德、日、意“三重联盟”，发动太平洋战争等。为了参与和进行东京审判，控方和辩方都准备了大量的信息，只有48412页的英文速记。相关证据8000条，1000多万字，其中检方21200页，辩方26800页。来自12个国家的419名证人出庭作证。

东京审判的缺陷

总的来说，东京审判是公正的，体现了反法西斯盟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意志，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东京审判存在明显缺陷。可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部分清算，是非常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第一，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的一大短板。

裕仁天皇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的暴行负有最高领导人的责任。“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机构，在一个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中行使真正的权力和权威。他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向陆海军将领下达大本营命令；他在煽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出了所有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及其朝廷官员与主张陆海军反英美的强硬派联手，使亚太战争成为现实。”无论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还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还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虐囚、杀害平民、发展和使用化学武器等。，裕仁不仅没有采取任何预防行动，反而奖励了肇事者。"

然而，裕仁天皇作为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却没有受到调查。天皇是日本宪政体制和战争责任制中的最高权威。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失败，给战后日本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真诚的反思和忏悔，以及长期的政治右倾化。

第二，没有将“危害人类罪”作为独立的起诉事由，是东京审判的严重不足。

“反人类罪”包括日本对朝鲜、台湾省等殖民地区，特别是中国被占地区的残酷统治罪，如实行最野蛮的“三光政策”，焚烧、杀害、抢劫全中国人民，制造数千起悲剧，轰炸毫无防备的城市居民，强迫劳动，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到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也没有作为战争罪进行调查。

第三，未能起诉从事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严重缺陷。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士兵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时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参与了细菌战和化学战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使用，包括对活人进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应该受到严惩，但却受到美军的保护，掩盖了他们的重大战争罪行，从而成为向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资料的“有价值的合作者”，免于起诉。作为交换，石井Shiro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一份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一份20页的19年作物销毁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中人和动物的解剖组织”的幻灯片；此外，石井志郎本人也在从事“一部研究细菌战各阶段20年经验的专著”。

二战前后，日本细菌战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相对落后。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始于1942年底，由美国陆军化学战部负责。1943年4月开始成型，而日本早在12年前就进行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可以用于实战。所以在日本投降后美军调查日军细菌战情报时，美军细菌战研究人员和美军情报部门都一致认为“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美军得到了三份坏疽、鼠疫和炭疽的尸检报告，由石井石郎等人上交，长达1000多页，让美国人“非常满意”。这样，美国一方面获得了“大价值”的细菌战数据，另一方面达到了“不希望苏联从日本得到任何东西”的目的。

由于美国的掩盖，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日本侵略者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真相早已被揭露。不愿意反思或否认自己错误的人，很容易重蹈覆辙。

第四，由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虎头蛇尾是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

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明显转向反苏、反共、反华革命，试图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反共前哨。美国先后放出了大资本家瓦川一雄空工业巨头中岛等人。这些人没有经过审判，说明日本侵略的根源还没有彻底暴露。1948年12月24日，在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绞死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其中包括仍在潮亚监狱服刑的岸信介。1949年10月19日，宣布对乙类和丙类战犯的审判也将结束，不再逮捕或搜查战争罪犯嫌疑人。1950年3月7日，“五号指示”更是肆无忌惮地颁布，规定凡仍按判决在日本服刑的战犯，在服刑前均可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实际上变相否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吉天茂内阁政府先后解除了对约18万军国主义者的“大清洗”，使他们得以重返政坛，窃取重要职位。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完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已被赦免。甲级战犯岸信介获释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战犯内阁”。于是，日本出现了“集体无罪意识”:既然身居高位、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无罪，日本就无罪；由于皇帝、政府和各级官员对战争没有责任，所有的罪行都在25名战犯身上。只要他们受到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就“洗白”了。由此，日本大多数政治家不愿认真反思和忏悔自己的战争责任，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歪曲、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言行，更是大行其道。

由于“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根本没有正义可言。在对日和约中，并没有承认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结果是日本战后没有认真进行战争赔偿，日本国民也不像德国国民那样有负罪感，不能仇恨日本法西斯。也使得日本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不断泛滥，残余的军国主义右翼组织发展壮大。到1952年，有60个极右团体，主要是以前的普通级别或高中级别的老军官。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日本右翼组织的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900多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拜天皇制，否认侵华战争，反对道歉。

简而言之，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日本采取保留天皇制度，成为日本战后重建右翼保守政治制度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庇护和赦免了一大批犯有侵略战争罪的日本战犯，并以“冷战”政策对其进行关怀，使得日本战后从未认真反思和清理对外侵略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提供了温床。这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力自80年代以来否认、歪曲、美化其侵略历史的主要历史根源，招徕军国主义战犯的闹剧连年上演，政治右倾化趋势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