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暴行 红色高棉杀人图片 红色高棉妇女暴行图

核心提示：“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0年第11期，作者：章志峰，原题：《红色高棉的虱子》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

核心提示：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

本文摘自《民国匪祸录》，作者：苏辽，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关于这种土匪，下文还要介绍。

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rd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激烈紧张的争夺不仅在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看不见的文化战场展开。一大批狂热的日本作家、记者紧急开赴中国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既拿枪又握笔，蘸血为墨，以笔助战，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组成了一支鲜为人知的“笔部队”。

冬季本是各国军队展开抗寒训练的好时机。然而1902年，狂热备战的日本陆军在冬季训练中却因严寒和准备不足，酿成惨重的人员损失，最终只有1/20的人员生还。这起事故在日本军队中造成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有余波。

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日本看来无疑是一种耻辱。随后日本开始着手准备对俄作战，以期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俄国独吞中国东北。为此，日军除加紧扩军备战之外，寒区作战训练也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1年年中，经日军大本营筹划，决定在当年冬天进行一次耐寒训练，这一任务被交给了驻弘前市的第八师团。在日军构想中，如果对俄作战失败， 俄军有可能在本州岛东北地区登陆日本本土，这样第八师团的防区首当其冲，极有可能面临在冬季的八甲田山地区作战这一问题。因此由第八师团来执行这样的训练任务便是当仁不让。

第八师团在接到这一任务后，选定由师团下属步兵第五联队的中队长神成文吉等人负责该任务。不过第五联队在出发前5天才开始准备工作。神成文吉的顶头上司、第二大队大队长山口少佐为证明日军可在严寒条件下整建制全装备开拔和作战，命令神成文吉从第五联队下辖的三个大队中一共挑选了约200名士兵， 并携带大量生活物资和作战装备，分由14台雪橇装载，每台雪橇自重80公斤，至少要4名士兵才能拉动，对士兵的体力要求极高。出发前，山口少佐借口让其他军官观摩，坚持带上一批没有任何寒区经验的中高级军官随行。

出发不久，八甲田山便迎来猛烈的暴风雪。随着道路上的积雪逐渐加深，运送物资的雪橇队渐渐落到后面。傍晚5时左右，神成分队被迫放弃沉重的雪橇，所有的物资由全体士兵分担，这进一步拖慢了行军速度。当天晚上9时他们才到达预定宿营地，而士兵们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吃到一顿半熟的饭。

当夜，分队的主要军官召开会议，有人提出放弃行军，但山口少佐凭借自己的军衔，强行否定该意见，并强令部队趁天不亮就开拔，以补回耽误的时间。由于在夜间强行行军，次日黎明时日军完全迷失方向，整整一天只前进了不到数百米。为翻过一道悬崖，多名士兵被暴风雪吹落崖下身亡，还有士兵被冻伤冻死，士气不可避免地跌落到谷底。第二天宿营时，由于风雪造成的混乱，一些士兵与大队人马失散，其中包括携带宿营设备的工兵，以至于在宿营地里的人不得不露营在雪地里。这一晚暴风雪更为猛烈，气温下降到零下50度，而士兵们则再也没有得到食物。

第三天凌晨3时，神成分队再次在黑暗中开拔，由于迷路，分队只能凭直觉摸索前进，希望能够抵达附近的村落。但行进不久，他们碰到悬崖， 只得原路返回。此时部队建制已混乱不堪，死亡和失踪人员超过2/3。神成文吉和山口在绝望中命令两名低级军官仓石一和后藤房之助分头逃生求援。

在青森的营地里，预定在此接应神成分队的驻军发现分队未按时抵达后，也派出quo;，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那人竟勃然大怒，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男子便是名土匪，因为包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传播，全国各地甚至连3岁小儿也都会说上几句土匪黑话。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既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内容，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问答。例如，问：脸红什么？答：精神焕发。问：怎么又黄啦？答：防冷涂的蜡。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三番子非有三年五载为匪的经验，是不能透彻地掌握其诀窍而灵活运用的。杨子荣能在剿匪斗争中迅速掌握、运用，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黑龙江着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

例如，“战中华”、“战九洲”、“战北省”、“东边”、“中霸天”等，反映了土匪的狂妄野心；“绿林好”、“青山好”、“松江好”等，反映了土匪活动的地域环境；“草上飞”、“云中雁”、“穿山甲”、“常胜”等，则反映了土匪的幻想、愿望。有的用匪首的姓名、绰号或去掉姓氏后的名字做绿林报号，如“老北风”、“小白龙”、“刘二敢子”、“长海”等。也有的用该股土匪的特点做报号的，如吉林浑江地区匪首曲振广手下50多名匪徒，行走如飞，即自报“滚地雷”；“白马张”则显然因为匪首姓张，常骑白马。

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伙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好，相安无事。砸窑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不逞之徒前来投奔。

东北胡匪常有些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抢的。例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均在规定之列。民国初期，着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曾亲自订过13条纪律，约束部下。其中规定：本山主发飞马牌香烟为标帜，在外地吸此烟者，即须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凡愿入山为么者，须本山20人以上介绍，并认某人为师，经师切实保证，方可入山；本山为膺介所侵扰，须尽力援救，违者重罚；泄密者杀无赦；抽签执行死刑者，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如有退缩或纵放，杀无赦；开差所得九成开拆，二成归公、一眼线、四公摊、一奖赏此次出力人员、一抚恤历年伤亡弟兄家属；入山为么者，另可正当谋生，但医卜星相皆不得为，尤不能为官，入山又为官者，杀无赦。

核心提示：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

本文摘自《民国匪祸录》，作者：苏辽，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关于这种土匪，下文还要介绍。

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翻垛的，是溜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