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是如何立法保护野生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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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并有着独特而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我们来看看古代人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人们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当时在山泽管理鸟兽的官员被称为“禹”。当大禹治水的时候，舜帝也把益州当成了“虞州”。现在看来，“禹”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员，所以伊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保护官员。

古人打猎

后来，在儒家经典《李周》中，对周代主管山川的官员的组织制度、姓名、编制和职责作了详细的描述。周朝有一个地方官，地方官大司徒是政府六官之一，地位很重要。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山、林、川、泽的官员分别称为、泽裕、、川衡。根据林山川泽的规模，建立了大、中、小型组织和员工数量。可以看出，当时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机构相当健全，职责明确。周朝以后的大部分朝代还设置了虞、恒等机构管理山川河流等。为了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其中负责禁猎令的岗位叫“追踪者”，由“追踪者”设定界限和禁令，派人看守。所有猎人都必须服从“开拓者”的命令。禁止捕杀幼小动物，禁止采集鸟蛋，禁止用毒箭射杀动物。

当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初具规模。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发布的《伐拜令》中说:“不要损坏房屋，不要打井，不要砍树，不要动六兽。如果秩序不好，就不要死。”违者严惩不贷。春秋时期，齐规定山林要按时关闭和开放。《关书》载:“凡见苟山之荣，欲封之而禁之。动封山者，死而无赦。违者，左脚入，左脚断，右脚入，右脚断。”由此可见，违反保护条例的惩罚更加残酷。《鲁春秋·君蓉论·上农》中也有记载，李劼人之禁秋冬是在当时作出的。禁令规定，生物繁殖期间，不准砍伐山林树木，不准在田间烧草烧灰，不准用网捕捉鸟兽，不准用网捕鱼。这些机构的建立和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为后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一次成功的野生保护行动

春秋时期，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深刻的认识，人们参与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高涨，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应运而生。

《国语·鲁豫》记载有一个“李戈破君”的故事。据说陆爱玩，不分季节，夏天就带人去泗水划船，撒网捕鱼。这件事让里格医生知道，里格不顾君主的感受，切断了弓玄的渔网，扔在了岸上。不仅如此，里格还向弓玄讲述了古代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度。他说:“在古代，严寒过后，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这时候水鱼打算用渔网、渔排、钓大鱼、钓乌龟、乌龟等。，带他们去寺庙祭祖。与此同时，这种方法也在民间实行，以帮助在地下传播阳。当鸟兽开始繁殖，鱼龟已经长大，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允许刺鱼龟，夏天做成鱼干吃，以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龟开始繁殖时，水鱼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龟，只允许设置陷阱捕捉动物，以满足祠堂和厨房的需要，以储存产品供观赏。而且山上砍不下新枝，水边砍不到幼小的植被。禁止抓动物时抓小鱼，抓鸟时留小动物，抓鸟时保护雏鸡和虫卵，抓昆虫时避免伤害蚂蚁和蝗虫的幼虫。这是为了让万物繁衍生长。这是古人的教导。现在就在鱼孕育的时候，你不让它长大，你还在网下抓它。真的太贪心了！”

不要告诉我，鲁弓玄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里格尔是想帮他改正错误，他应该把这个破网留着作为教训，时刻警醒自己。可见。春秋时期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则早已广为人知。正是因为大臣们敢于控制违反禁令的君主，君主也能承认自己的错误，野生保护行动才取得了成功。

最早的鸟类保护法颁布于汉代

秦汉时期，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对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更好的作用。虽然秦朝没有像周朝那样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它也有一些关于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详细法律。秦朝也被称为“重刑重法”，使得保护职能更加僵化。十八种秦律中，有一种是土地法。虽然主要讲农业生产的规律，但是一系列的规定都是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尤其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它规定:春天的二月，不准砍伐山林中的木材，不准堵塞河道。夏天不准烧草作肥料，不准带新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虫、卵、幼鸟，不准设置陷阱、网捕捉鸟兽。禁令将于7月解除。《物权法》中的保护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河道、鸟兽、鱼龟等。，并详细规定了捕杀和采集的时间和方法；对于违规者，如何识别情况、处理的方法也很明确，体现了法律易于实施的特点。所以可以说，《土地法》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汉代林山池泽等国的自然资源受政府保护，平时禁止随意砍伐。只有在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时，皇帝才下令解除禁令，让人民得到救灾物资。因此，汉代对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进行了很好的保护。汉代有专门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据《汉书·宣帝史》记载，元康三年夏六月，上谕说:‘前年夏，诸神聚和。今年春天，五色鸟成千上万地飞过县城，飞舞着，希望能聚集起来。阻止了三福在春夏找蛋和驱鸟。“有命令，”“通过这个规律，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量迁徙的七彩鸟来说，是不允许破巢、掏蛋的，甚至不允许飞石、射鸟的。这些规定非常明确，易于实施。所以可以说，这部法律是中国最早的保护鸟类的法律。由于汉政府的适当保护，第二年春天，大量的鸟类再次聚集在首都。

宋朝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了200年

唐宋时期，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加深，尤其是宋代，一部法律实施了200多年，可见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

唐朝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公主，她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走红，应该是历史上保护野生动物最少的例子。唐中宗执政时，她是幸福公主。她爱穿百色小鸟做的裙子，当时引领时尚。当时大家纷纷效仿，各种珍禽被抓。据《旧唐书·五行》“有一条方上织的毛线裙，接近百色鸟毛。前面一个颜色，侧面一个颜色，日本和中国一个颜色，阴影一个颜色，百鸟形，裙子一个颜色。自从安乐公主做了一件皮裙，官家就有了很多效果。江陵奇禽异兽已尽。”好险，“城门失火”，奢靡的风已经危及动物的安全！唐玄宗即位后，接受了姚崇、宋敬关于禁止铺张浪费的意见。开元二年七月，出版《禁珠玉锦绣》，对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听染如皂”的，对时代不好，“在庙前烧，与他们争”。而对于违者“肯定贴一百，雇工匠，降一等科目。两京和州的旧官织锦坊悉停”。从此百色收集鸟兽之风逐渐停息。可见，单纯的社交时尚是野生动物的福气。

宋朝非常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业部下设立了一个虞部，负责山泽园。而且禹在第二年发布了“禁收圣旨”:“王管古人，管朝政，属阳春候，品有咸亨、禽、畜、虫、鱼，各得其物，不如不出洋，不伤胎蛋。在阴阳的帮助下，它的禁人们没有办法收集鱼虫并弹射出去。还是固定公式，每年公司都要申报。”禁止在繁殖和生长期采集鸟类、动物、鱼类和昆虫。它不仅要求明确，而且具有法律法规连续性的特点。强调的是，这个顺序是固定的，每年都要重申一次，以便执行。

宋太宗和平兴国三年，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的圣旨，规定“二月至九月，禁止打猎，禁止携带炸弹上杆子，禁止探巢，禁止采卵”，要求“州县官吏严加防范捕捕，重定罪行，仍使州县欲害粉墙，揭圣旨”。在上述基础上，这一圣旨要求基层官员主动逮捕违法者，并将其写在墙上，以扩大宣传，影响人民，自觉保护野生动物。许嵩的《宋会汇编》载有南宋高宗时期他还记得这条圣旨。他说:“不如唐太宗尹景日，春夏禁捕幼卵，训丁宁，恐其不来。”并说:“如今，三省可以严令禁止。”可见一个法令延续了200多年，可见大宋野生保护的决心和力量。后来大宋朝也颁布了法律法规，禁止捕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用鸟毛、兽皮做衣服。

明清两代皇帝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产品

在封建社会，王朝统治者的奢侈和爱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或破坏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一些统治者也实践并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从自身出发，向世界展示。《史明史·货殖》载:“明初，是供给本省的。郡县提供香米人参酒，太祖却以为是劳动导向。仁宗初年，光禄卿在井泉玩，老了就派官去南京收玉颜浣熊。皇帝斥他:‘小人达不到总政。我们已经发出了一封信，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关注人民。我们会因为小心翼翼地说话而失去信任吗？”“由此可见，玉面狸在当时是皇宫的野生动物。玉面浣熊在当时也是稀有的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吃他们，他们也不会带动整个社会效仿！不知道明朝仁宗皇帝救了多少玉颜浣熊。也有记载，明朝弘治时期，野生的老虎、猫、鹰、山猴、鸽子等。被多次释放，而且禁止所有国家提供珍稀鸟类和动物。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诏令和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很盛，危害百姓，下令顺治四年冬十月封禁；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皇帝被解除了向皇宫供应鹰的指标。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大清实录》中记载的雍正帝对象牙制品的禁令:雍正看到各地尤其是广东的象牙制品日益兴盛，对乱杀大象获得的象牙印象非常深刻，于是在雍正十二年四月给一个大学生写了一道玉玺:“用具我都带着，但简单实用，不华丽巧，玉玺很清楚。从前广东去象牙，我没带。我以为只是偶然的祭献，并没有传旨戒戒。今天有很多人在提供，这不是我的本意。我老公用象牙编织做器物，或者像圆扇，还是很小的。今天的制度就是座位。需要大量的材料，耗费两倍的劳动力，开启了铺张浪费的终结。比如给广东巡抚的消息，如果广东工匠这样做，就禁止他们复制。如果你是从海洋来的，从此不买了，制造业的风自然就停了。”这个法令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厚爱，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对象牙制品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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