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文学看历史
一生浩然通过文学看历史。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如果对钱钟书的社会身份进行定位，那么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应该排在第一位，无论是他写《围城》之前还是之后。
不同的是，在写《围城》之前，他几乎“鲜为人知”，而《围城》之后，钱钟书几乎妇孺皆知。
所以在大众眼中，他的学者身份逐渐被小说家的第二身份所取代，他的“业余”爱好给了他主业所不能给予的一切:名望、骄傲和财富。
还有钱钟书的作品，《关锥编》《覃逸录》出现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动静，只是虚弱地躺在几个人的架子上，不管能不能赢得所有人的心。
通俗文学以这种方式抛撒其魅力之光，并将其周围的人包裹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分不清生活与文学的界限，真假的判断与理性有着不同的动人标准。
三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如此。它一直存在。作为一个事件，它曾经是鲜活的，但最终像所有历史一样以沉默的方式沉淀下来，直到被一些喜欢纠结过去的人挖掘、书写、展示。
陈寿就是那种喜欢纠结过去的人。他试图把这群英雄从历史的尘埃中唤醒，可惜这群英雄只存在于三国的书架和少数人的身上。英雄不活在人心里就是沉默的英雄。
直到大量《三国故事》的出现，最终促成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诞生，这些生活在几百年前的英雄突然活跃在现实世界中，面目清晰，个性鲜明，然后马儿们又尖叫着杀了。
于是，“全村人都听说了蔡中郎”的盛况便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个“听”的过程中，真实的苦难和烦恼似乎逐渐远离，农民关注的焦点第一次超越了真实的自己。
这再次证明，文学的穿透力是极其强大的，它的辐射力超越阶级、知识、性别、年龄，所有人的情感都在这里产生共鸣。
事实上，能证明文学力量的远不止这些。对于那些被文学启蒙过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整个世界可以说是由文学建构的。
比如白帝城不在重庆而在杜甫的诗里，汨罗江不在岳阳而在屈原的辞赋里，丹麦存在于安徒生的童话里，在捷克的《鼹鼠的故事》里，鬼狐精神活跃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就连稍纵即逝的时间和变幻的季节也不是看不见的抽象存在，而是通过朗朗上口的句子潜伏在我们的想象中。
在我们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文学作用的痕迹。
文学对他身边的人所施加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我们绝不能忽视它的另一种能力，即改造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在文学和历史发生了依附关系之后。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引起了大众对三国历史的关注和兴趣，但人们真正关注的不是三国的“历史”，也不是《三国志》中的“历史”，而只是《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历史”。
以曹操为例。作为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三个务必”之一，曹操这个所谓的“汉奸”，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改造和重塑历史的巨大力量。
文学的魅力在于打动人心。手段之一是塑造个性鲜明的人，达到其极限的是“绝对”:“奸诈的绝对”、“正义的绝对”、“知性的绝对”。
既然叫“绝对”，那就需要净化的努力，净化必须排除一些不能叫“绝对”的因素，所以《历史演义》就是在做用虚构的剪刀剪历史的生意。
通过对比《三国演义》和《三国演义》中的两个曹操，我们甚至不能相信前者是后者的母亲。
《三国志》写的不是三国的真实历史，其中曹操也是陈寿的笔呈现给我们的。从历史来源来看，是二手的，而第一手的曹操曹参只有通过曹操的笔才能真正呈现出来。
而陈寿所记载的哭袁绍、迎月姬、即时释卷、注释孙子、写军事剧本等事件，说明曹操的投入与勤奋，已经大大溢出了“奸”所能覆盖的范围。
如果我们真的想忠于历史而不是娱乐，不妨去阅读曹操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理解去看曹操。
《短歌行》“对酒而歌”一章向我们展示了他不亚于周公的求贤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归虽生》一章所表达的他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悲伤，与倚门叹息的孔子有什么不同？郝李星表达了他对活着的人的关心，是杜甫之前几百年的一个例子。《使郡令》不言而喻地表现了他的坦率和真诚，而没有隐瞒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这些被文学淘汰的“杂质”，都是我们亲身接触过的原曹操，与罗贯中想展示给我们的猥琐、奸诈、莫莫、狂妄的曹操完全不同。
至于“智性独特”的诸葛亮，恐怕我们耐心地读完《师者前贤后贤》之后，你会得到的印象是，你远不是一个在政治外交上只能以“智”运作的投机政客，而是一个待人宽厚、对刘禅充满期待和担忧的忠厚长者。
至于《三国演义》中被大大夸大为诸葛亮主要成就的赤壁之战，其创作成就应该属于鲁肃，关羽并没有上演“温酒斩华雄”的戏码。
总之，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在罗贯中手中成为零件，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支配下重新组合，于是一个新的“历史”以三国的名义诞生了，很快就把各种军事力量带入了人们的心中。
经过这样的追问，你可能会如梦方醒，惊叹自己这么久这么深，差点被罗贯中的欺骗所倾倒。
但换句话说，要不是罗贯中，有多少人会对三国感兴趣？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心理，孔子已经替他说过:“我知春秋，我罪春秋。”让人评断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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