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具现代社会雏形的宋朝 是怎么把自己的「 ”钱袋子”富起来的

作为现代社会雏形的宋朝是如何凭借自己的钱袋发家致富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在对中国历史的长久研究中认为宋朝是令西方最心驰神往的一个朝代，这个诞生于9世纪的朝代创造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巅峰，使得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都黯然失色，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不仅让宋朝拥有世界最大的百万人口城市汴京，也让宋朝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 对宋朝的一切推崇当然并非只是建立在夜郎自大的吹捧中，回溯历史，通过各项历史数据以及文献资料得以使我们这些历史观察者建立起一个已经消逝千年的古代帝国的社会情境图，通过这样一幅全景图，正如《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一样可以使我们看到在这幅场景中的繁荣、平静以及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那么宋朝究竟有多繁荣呢？今天就来说说宋朝的商业。 繁荣的城市商业—《清明上河图》局部 以大型城市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经济圈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的图画背景便是汴京，即今日的开封，作为北宋时期的都城，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尽管不能说汴京的经济发展足以代表整个北宋时期的整体社会经济，但是汴京无疑作为北宋时期的典型而被我们所研究。宋朝定都汴京以后，对汴河、惠民河、广济河不断加以扩宽和休整，使得漕运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汴京的商业发展。 《宋史·河渠志》记载说「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由于具备了政治上的天然优势，使得汴京成为全国商业、文化的中转以及聚集中心，漕运的兴起使得贸易日渐繁荣，络绎不绝的商队装载着各色不一的货物穿插来往于河道之中，文人仕子集中涌入，商业的繁荣其次带来的是人口的增加。 到宋神宗时加宽外城，其居民已达二十万户，按照一户五口来计算，便已有百万之多，再加上并未计入户口的流动人口以及政府军队，伴随着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的管理日渐繁盛的商业发展。对此，北宋政府采取了相对自由的商业制度，允许商人「 ”面街开店，随处营业”，而在此之前的唐朝采取的却还是「 ”坊市”分离的管理制度，譬如《木兰辞》中的「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即是「 ”坊市”分离制度下的真实写照。 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彼时的汴京街巷发达，店铺林立，允许商人面街开市的好处就是促进了商业以更灵活的姿态发展，甚至在皇城宣德门往南的称作「 ”御街”的两侧走廊内也被允许进行买卖交易活动。其一直延伸至朱雀门，两边林立着酒楼、饭店、药铺、茶馆，以及各类商店夜市，在宽松的「 ”宵禁”政策下，这些商业活动可以一直进行到三更时刻。 宋代时期「 ”面街开市”的现代城市商业模式—《清明上河图》局部 散户商业获得极为灵活的交易自由外，北宋政府还开辟了专门的定点交易市场，譬如在相国寺每月就有八次的交易时间，据王栐《燕翼贻谋录》记载「 ”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可见，将流动性较大的商业交易定点在某处，极大的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同时也避免了商业乱象的形成，良好的商业秩序已经形成。 而除了在开封之外，包括如洛阳、大名、应天、杭州、苏州、扬州、荆州、广州、成都等北宋主要的大中型城市中，其商业情景也毫不逊色于汴梁，这些大中型城市共同构成了北宋的中心城市经济圈，并辐射带动周边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在古代历史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当时的杭州由于优良的地理位置，使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其常住人口也高达十余万户，四方商人，各色百货可谓来往不绝，熙宁十年，杭州每年收取的商业税就高达十七万贯，成为当之无愧的纳税大户。 而苏州凭借其「 ”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的风景与地理优势，亦为许多文人商贾的聚集地，荆州也凭借其处于长江中游的南北交通之地，形成「 ”北客随南贾，吴樯兼蜀船”的交易盛况。经由这些大中型城市组成的主题经济圈，北宋每年从这些城市中收取的商业税是极为可观的，据《文献通考》记载，在北宋熙宁十年以前，每年商业税在四十万贯以上的城市有三个，商业税二十万贯以上的有五个，商业税在十万贯以上的城市也有三十个，而其三百多个城市加起来的商业税每年足有一千万贯以上，此外还不包括其它赋税。 商业的发达使得宋朝政府的钱袋子尤为富足，即便向辽、金的赔款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这也导致有钱的宋朝政府每年养着高达百万的军队，也许让我们倍感可惜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不差钱的朝代却因为政治风气而没有存在更长时间。 商业和人口的双重增长景象—《清明上河图》局部 港口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在自然经济时代，我国的港口以及海外贸易始终处于落后西方世界的水平，其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宋朝自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施行「 ”海禁”政策，其政策之严厉，基本上断绝了宋朝的海外贸易发展。《宋史·食货志》记载，赵光义三令五申的规定私自与海外诸国贸易者，超过一百钱便判罪论处，超过十五贯就在脸上刺字发配到海岛。 这一严厉的「 ”海禁”直到野心勃勃的宋神宗上台后才取消，宋朝的港口以及海外贸易得以发展，而广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宋朝的第一大港口城市，广州城也经历了不断的扩建和发展，相比较于唐朝，广州的三个部分东城、子城和西城已经扩大了几倍。而在两浙沿海的杭州，真宗时期还设置了市舶司，不仅进行南洋各国的贸易，也负责日本和朝鲜的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宋朝时期没有遭受倭寇之乱的因素之一。 「 ”靖康之耻”以后，宋朝政府南渡，北方经济发展遭到很严重的破坏，这也直接导致宋朝的经济转移南方，间接促进了南宋的港口和海外贸易发展，正因为迫切需要财政支持，南宋政府允许乃至提倡沿海商人大力发展商业，绍兴年间，仅闽广两处市舶司一年就上缴高达两百万贯的税费。而福建的泉州市舶司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海外商人聚集的重心城市，由于水深、避风、便于供应淡水等优良条件，加上酒店食铺应有尽有，使得出现当地局面竞相于舶船商人交通贸易的景象。 繁荣的港口和海外贸易经济 南宋灭亡以后，马可波罗在元初游历至泉州时，被泉州繁荣的港口贸易所震惊，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而远至阿拉伯，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几十个国家在此交易的盛况，在马可波罗看来无疑是极度震撼的，《乾道四明图经》形容说「 ”难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繁荣的港口经济兴起，让沿海居民「 ”不事于田”，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形成了「 ”南货商税，动以万计”的盛况。 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的「 ”南海一号”南宋古船的出现，让现代人真切的感受和见证了宋代贸易发展的繁荣景象，这艘长达三十米，高约四米，宽九米的大型船只不仅是宋代发达的造船业的证据，在船只上搭载的六至八万件商品也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一个代表。在这艘沉船上发现了大量的铁器、瓷器，以及大量的金银器，以大量的铜钱，其中尤以许多精美的瓷器最多，而这也是海外交易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商品，而这些瓷器多出自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着名窑口，许多现今都已成为国家级文物。 同时也证明了宋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和繁荣，很可惜的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古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的需要，元明清时代一直严格执行「 ”海禁”政策，使得古代中国的许多精美的商品只能处于自产自销的模式，错失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机会。 参考文献：《宋史》、《东京梦华录》、《真西山文集》、《乾道四明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