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 孙一先：我亲历的“九一三”始末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名“温都尔汗”成为中国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1973年，蒙古国大使馆前二等秘书、抵达坠机现场接受调查的中方四名成员之一的孙逸仙，在结束蒙古大使馆八年任期后，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看到近年来国内关于“9·13”事件的各种令人困惑的说法，“横空横空出世”，孙逸仙说:“作为证人，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我知道的真相。”

“9·13”现场

演说家|毛泽东医生孙逸仙|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京

蒙古外交部长作出了紧急任命

1971年9月14日凌晨，刚吃完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人员突然接到蒙古国紧急电话，称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将于8: 30约见中国驻蒙古国大使。

“外交预约”并不常见，通常至少需要半天到一天。今天的任命是如此紧急，以至于即使在中蒙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也很少见。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徐文怡刚刚抵达蒙古国25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视为“当权派”的外国大使不得不轮流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前任驻蒙大使是张爱萍将军的弟弟张。1966年底回国后，肋骨断了两根，再也没有出去过。“大使”的职位一直是空，其中我还做过两年的临时代办；受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蒙古也撤回了大使。直到1971年关系缓和，两国再次互派大使。曾经担任刚果驻华使馆政治参赞的徐文怡，8月20日刚刚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大使5年来的空不足。

他一上任就遇到这么紧急的任命，搞不清细节的许大使立即召集外交官开会。乌兰巴托的大使馆住宅是一个大庭院，大使和总参谋部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很快聚在一起，猜测对方约会的目的是什么。当时中苏两国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军队已经推进到中蒙边境附近，所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边境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讨论的时间不多了。8时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上车离开。

许大使在蒙古国外交部待了40多分钟后匆匆返回，并召集紧急会议宣布，9月13日凌晨2时许，一架中国军机在蒙古国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突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方作出解释。

我们一听到情况，就立即开始讨论。事故发生在伯杰矿区，距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但距离中蒙边境至少350公里。一架中国军机是怎么到这里的？有人认为可能是东北飞机入关时迷失方向，误入蒙古；还有人推测，美国或台湾省的侦察机涂上中国军机的标志，来到蒙古进行侦察，挑起中蒙关系，进而挑起中苏战争。但是我想，哪里能找到一架九个人的侦察机呢？聊了很久，也没理清楚。最后，我决定尽快向中国报告。另一方面，我让蒙古带两个翻译去调查现场。

在当时的条件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样的消息传回中国。今天，很难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没有无线电台，通信依靠当地电报局和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在维护中被忽视，经常出现故障。一封紧急电报寄到中国通常需要四个小时。没想到，这次我又赶上了麻烦。对方告诉我电报会通过莫斯科转过去，我无法确认什么时候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开通了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的专线电话，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使用。这条热线在1966年我到达大使馆时还在使用，但在1969年“金银岛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关闭这条热线。紧急情况下，许大使主动出击，决定激活中断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行为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小刘很快接通了北京的电话终端，说是有急事，要求接线员立即与外交部联系。却发现对方先是辩解自己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然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断了，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让小刘在这一头乞讨。

最后，我们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直接给中国外交部打国际长途。当时服务效率低，通话质量差。小刘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直喊，才联系上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非常高兴，立即请求允许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后，已经是9月14日12点20分，飞机失事已经发生了34个小时。

因为这个教训，两国关系正常后，驻蒙使馆专门设立了电台，与中国的联系畅通无阻。如果当时的通讯条件有现在的一半好，如果中国及时得到尸体没有被完全销毁的信息，我估计中国会要求把他们拉回来。

乘专机到现场调查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打来电话，说专机准备在一点左右起飞前往温都尔汗。但是发往中国的电报一直没有回，所以我们延迟了，说还没准备好。晚上6点，终于接到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请许大使亲自带队前往现场调查。

发给我们的电报没有提到死者的身份。后来才知道，电报是当天直接发给姬鹏飞的。看完电报，他说:“机毁人亡，妙不可言！”电报被紧急送往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承认，所有知道电报内容的人都应该“绝对保密”。

当然，我们在乌兰巴托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如此复杂和危险。接到国内指令后，9月15日上午，我们立即联系蒙方，要求尽快前往现场；奇怪的是，这一次，他们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原因是温都尔汗的天气不好，飞机无法降落。事实上，蒙古九月的天气是蓝色的。蒙古人态度的转变也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15日下午2时15分，我与许大使、沈庆义大使、王中原大使乘坐蒙古国提供的伊尔-14专机，前往现场视察。我一上飞机，后面除了四个中国人，全是蒙古工作人员，由边防总局参谋长和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带队，还有法律组、卫生组、航空空专家和通讯社记者。我不明白为什么蒙古一再推迟出发时间。原来它组织了这么庞大的团队。

从乌兰巴托飞到温都尔汗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文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乡，也是蒙古东部的一个大省。但是蒙古地广人稀，60%的人口集中在乌兰巴托，所以温都尔汗并不是很大，平房分散在市区，最多也就两层楼。机场也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只有红粘土反复压实的土跑道，几辆广播车，没有塔。

坠机地点距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在日落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公共汽车，继续我们的旅程。沿着一条比较平坦的河边路走了一段后，我沿着一条丘陵路急遽地跳了一下，最后变成了一条草地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经过，轮胎被干草压得吱吱作响。

我视线的右前方是一个向上的缓坡。蒙古司机说:“我在现场！”车子爬上了缓坡，渐渐地看到坡顶上有一大片黑色的焦草，周围有蒙古兵站岗。汽车又爬了上来，一架高音飞机的尾部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的秋日夕阳下，飞机尾部画着的五星红旗和“256号”号码牌十分醒目。看到他们，我立刻打消了美国或者台湾省原来是装中国飞机的嫌疑——这是中国飞机，毫无疑问。

坠机地点是山里的一个盆地。盆地中央的一大片草地被完全烧毁，飞机残骸碎片散落在上面。我和沈皛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的数量从少到多。我边走边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印着英文单词“NOTE”，说明飞机型号是三叉戟-1E。三叉戟E是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喷气式民用飞机。当时我不在中国，也没见过这种飞机。我在现场看了看烧焦的座椅骨架，数量很少，所以马上认定是专机。

再往前800米，我们看到了尸体和飞机机头。飞机机头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个破掉的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尸体，拍照取证。当时已经很冷了，临近傍晚，寒风把心情吹得很凄凉。起初，九具尸体都被白布覆盖，分成三堆。第一堆是三个人，第二堆是四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飞机失事，尸体都是支离破碎的，但这些尸体都是相对完整的有四肢的。我还在一号尸体的衣服里发现了一份《毛主席语录》。8号女尸的脸特别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丝绸背心缠在脖子上，脚踝骨上有一圈没被烫过的袜子。当时觉得这个女同志应该是民航的一个空中学服务员。不过，“服务员”好像年纪大了一点。是因为这是一架专机吗？

到达现场后，领事事务主任对许大使说:我们已经收集了受害者的东西，但你现在只能看一看。当我们返回乌兰巴托时，我们将一起移交他们。许大使同意了，但后来因为一场争论，这些物品没有上交。现在想起来真可惜。

遗物堆在飞机的食物柜附近，里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7支手枪和2支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古一开始一直坚持这是中国军机的主要原因。此外，虽然一些尸体上的皮夹克在外面被烧毁，但打开后却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原一起翻这一堆杂物的时候，还在一个塑料袋里找到了空军区大院通行证，上面写着:林，男，24岁，干部。当时我不知道林郭利是谁，我以为他是船员。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法国内战的副本和一些杂物。直到林彪事件公开后，王才告诉我，他看到通行证上写着“林”，心想:“是林副司令的儿子吗？因为王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他知道林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后他辍学离开了北京大学。但在当时，林彪的名声正如火如荼。谁敢去想？所以小王一直躲着。后来我想，如果我们当时从中国得到一点提示，我们在现场验货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小心。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机翼上方40厘米处有一个大洞

总的来说，蒙古在实地调查中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态:毕竟飞机是在蒙古坠毁的，他们担心我们说是他们击落的，所以一直很配合调查。

中方要求火葬，蒙方却说蒙古没有火葬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习俗是选择一个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古领事司司长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山坡上找到了一个制高点。

一个班的蒙古兵被召来挖坑。当时晚上已经很冷了，还穿着夏装的士兵冻得瑟瑟发抖。我给了他们两瓶我带来的二锅头。他们很开心，工作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九具尸体被埋在棺材里。其中9号尸体太大，棺材太小，棺材盖没盖上。结果，我的胳膊断了，吱吱作响，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开心。

我们提议把发动机进气环放在尾部，环中间的分流锥放在坟墓顶部作为标志。当时总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坠毁，于是许大使、我、、王终于站成一排，向遇难者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表示哀悼。

事实上，在我们中国人员到达坠机地点之前，苏联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现场；第二次是第二天早上，苏联军事航空空专家特地从赤塔乘坐直升机再次前往现场。三叉戟是我们从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由著名的劳斯莱斯公司生产的。它体积小，威力大，对苏联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下了发动机，尾部的一个黑匣子被拆下来带走了。

当时，苏联和我们在现场都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机械上，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失事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讲一下这方面。当时军事对抗还很严重，苏蒙军队在边境来回移动进行战备演习。我是军人，脑子里的这根弦一直很紧。

我在中国的时候，参观了被击落的U2美国侦察机。翼根被刺穿后掉落。在U2飞机上，驾驶员座位下有一个炸弹装置。一旦被击中，它可能会爆炸。但是U2机翼断了，导致电路中断，所以没有爆炸。当我看到机翼上的大洞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飞机被导弹袭击了？因为翼根很厚，大概有一米厚。我爬上去往下看，发现大洞没有被刺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完好无损。

我们应该在蒙古和我们之间就此事写一份正式的“总结”。然而，我们在酒店里争论飞机的性质和机组人员，一直争论到凌晨两三点。蒙古方面要求在《纪要》中标明为军机，后来又要求改为“军驾”或“军骑”。反正它强调的是“军事”二字；但我们一直坚持这是民航飞机，飞行员可能来自空部队，但乘客是普通乘客。特别是现场发现了一双漂亮的白色皮鞋，其中一只被烧毁，另一只保存完好。我们以白色皮鞋为证据，说是属于小姐空的，那么这架飞机的性质一定是民航空。

经过5轮谈判，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我们一直吵到9月17日中午，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9·13”事件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一座山上，苏联驻扎的几部远程预警雷达全部启动，但在此前的半年时间里，这些雷达并没有一起启动，只是轮换着轮换着。我还特意去乌兰巴托附近的导弹基地空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都装在发射架上。苏军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夜复一夜灯火通明，入侵的中国飞机十分警惕，使得本已不安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这架飞机是被反导弹击落的吗

9月17日上午，我们返回乌兰巴托。我一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经打电话来，要求使馆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大使馆决定派我去执行这项任务。由于中蒙航线已经停飞，我于9月20日乘坐国际列车，一天后返回北京。

一到北京火车站，就被来接我的傅浩带到外交部招待所。傅浩让我把带的材料和片子全部交给秘书，立了三条定律:一是不要出门，不要在招待所来回走动；二是不与外界接触，包括与家人和单位接触；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如果有人问起，不允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飞机失事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说。事实上，我被“软禁”了两个多星期。

那天晚上，我整理了报告材料。11点，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女同志，自我介绍说是王海容，然后用不容商量的语气直接说:“走，孙潇，向我汇报！”

我不知道这一刻我要见谁。我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王海容先进去了几分钟，然后让我跟着。我走进去，看见一个人影背对着门。直到他一转身，我才看清楚，原来是周总理！我很惊讶。没想到周总理会亲自听我汇报。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现场位置图，向周总理指出了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回答距离700多公里，他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的位置，我一一回答。丞相用右手掌站着，从山海关到文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惊呆了，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到山海关的航班，而是山海关的投诚。

这时，又进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一个是陆军副司令兼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匡仁农，最后一个是陆军司令吴。吴太矮了，脚放在椅子上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故意让他进来听我汇报。我记得吴面色苍白，面无表情。

首相似乎对飞机的情况不太感兴趣。他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个盹。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应对“9·13”事件，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然而，他对尸体的残骸感兴趣，突然醒悟过来。我按下数字，一个一个地给他看。他看着看着，翻了个身，在背面写了些什么。尤其是5号和8号，他带着老花镜一遍又一遍地看，然后把照片拼在一起。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追悼会”。首相看了一眼，立即把它扔到了一边。当然，当时我什么都不懂。

后来听说，几天后，总理把那些照片拿给吴看，让他辨认。吴很紧张，说有些人看不清楚。周总理冷冷地说:“你空兵，你不知道谁带着林彪走了吗？!"

我还向总理报告了机翼上可疑的大洞，说怀疑被反空导弹击中。首相让我仔细研究一下。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外交部军事代表李陪同我到西苑机场，发现了一架256-a三叉戟252号姊妹机，听了我的汇报，当场看到了三叉戟的结构，机翼大孔之谜终于解开:那里有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大孔向下爆炸，这就是孔的铝刺基本掉出来的原因；如果真的被导弹击中，会穿过它形成一个大洞，铝刺会向内翻。困扰我很久的谜团突然揭开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告知在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我听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我猛一甩头，原来是林彪。！

死者中真的有林彪吗

“9·13”事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许多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作为证人，我觉得有义务公开我所知道的，也对一些不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被导弹击落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多方的回忆，足以证明中方没有发射导弹；在蒙古方面，处理此事的苏联克格勃第9局局长也申明，苏联和蒙古军队都没有发射导弹。我在乌兰巴托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天雷达根本不工作；“9·13”事件后，苏军国土防御空总司令巴蒂茨基元帅也前往蒙古检查防御空的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御空体系存在漏洞。事发当天，失事三叉戟因火警在文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矿区被发现，用了20多个小时才逐级上报边防总局。这一切都证明当时蒙古军队和苏联军队都没有发现这种三叉戟，所以不会发射导弹。三叉戟没有被导弹击落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这位前苏联安全负责人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往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基于飞机装满20吨油的前提。后来调查证明，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需要2.5吨。三叉戟平均每小时消耗4-5吨燃油，坠毁前飞行118分钟——也就是说到达蒙古空时，飞机只有2吨多一点的油，只能飞行20多分钟，不得不迫降。然而，他们匆忙逃走了。他们既没有副驾驶也没有飞行员，所以他们不得不冒险在附近迫降。

一般在飞机迫降前或在空内排油，或在低空悬停时排油。可惜两位司机都不敢操作:三叉戟发动机在后面，空排出的油会着火；他们盘旋着，担心对方国家的雷达探测，最后不得不带着石油迫降。从现场看，飞机机腹擦地29米，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接近地面时爆炸，可以解释为什么尸体比较完整。因为当时没有尸检，所以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火烧死还是窒息而死。

再说一遍，飞机上发生了什么？有人猜到飞机上有打斗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弹壳，机舱内也没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迫降是有准备的:第一，手枪都是从枪套里拿出来的；第二，现场发现一只半高腰绒面皮鞋，鞋带被解开——证明鞋子不是被人随意甩脱的。既然能在迫降前做好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没有发生挣扎。

从现场看，九具尸体集中在三个地方，分布位置非常奇怪。我猜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迫降时，叶群坐在副驾驶位置，一声令下，所以她的身体与驾驶员的身体在一起；三个机修工的尸体包围在贵宾室里的林彪，表明他们想在迫降时保护林彪；林、刘培峰和杨振刚正坐在后舱。当然，也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了，机身不规则。然而，飞机在地面而不是在空爆炸，人同时被扔了出去。形状和飞行时基本相似。尸体的分布也表明，说飞机在战斗是完全荒谬的。

最近炒得特别热。林彪飞到中间，然后把飞机调头。他似乎感到自责，撞在了温都尔汗身上。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也表示: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在距离苏联赤塔只有50公里的地方飞行，却突然掉头180度，向乌兰巴托飞去。他的话强化了这一说法。最近有一个关于林彪的视听资料开头引用了这段话，认为是“相信历史”，好像成了最后的结论。

我认为:前克格勃官员的声明经不起推敲。飞机于9月13日0时32分起飞，2时30分左右坠毁，飞行118分钟1080公里。温都尔汗离奇塔有700公里。如果飞机经过温都尔汗-奇塔-温都尔汗，即使有足够的油，也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回到1400公里。所以飞机失事应该发生在凌晨4点到5点之间。因此，我认为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256航班的飞行路线到底说了什么？据中国雷达监测，飞机首先朝244度方向飞去——这是朝广州方向；几分钟后，它转向正西270度——这是去北京的方向；很快它被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这是奇塔的方向，最后它被从340度调整到325度——文都尔汗-伊尔库茨克的方向。空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的最后一点正好是撞车的燃点。

飞行员的精神状态可以从航线图中推断出来。返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按既定路线起飞，只需十秒钟就能使飞机与航线对准。飞机在空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并不知道林家的逃生计划。

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云南邓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驾驶舱内发现了一张航空地图，上面标明了从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如果这是真的，我怀疑这张图是林在飞机上交给飞行员执行之前预先标记的。

1980年，当邓小平遇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及913事件时，他说:“根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1981年12月，时隔十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认定潘和三名机械师已随机死亡，并向家属发放抚恤金。

1971年10月以后，中国某大人物叛逃的谣言开始在国外传播。苏联克格勃第三次去找温都尔汗，因为分不清是谁，所以又挖了一次坟，割下了唯一女人的头和最老的尸体，放在大锅里煮，剥去了头发和肉，最后把煮好的头骨打包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修复了头骨，找到了林彪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当年林彪患有肺结核，所以肺部有钙化，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只有一个斑点，所以他们确认这个人就是林彪。

但直到今天，林彪的一位家人一直认为，前克格勃留存的头骨不是林彪的:因为林彪的头是尖的，但苏联拿走的头骨是平的；特别是林彪的上门牙缺失，但照片中头骨的牙齿完整；最重要的是，苏联方面声称头骨上有枪伤，而家属则表示，林彪根本没有中枪。

“9·13事件”远未结束。比如当年的黑匣子现在是俄罗斯；飞机上的物品还保存在蒙古；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被苏联拿走了，其余的还在蒙古。我们将来应该做什么？有一系列问题，没有结论...

来源:本文节选自《共和国的记忆》，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