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刀 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产生的呢？毛泽东说:“我放了‘文化大革命’的火！”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主席发起的，由主席领导。”

《新编历史剧评·哈利罢官》的出版，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章的发表，江青曾说:“经主席允许，我敢组织这篇文章。保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点燃“文化大革命”？你怎么放的火？应该说，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以来，他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在即，随时可能发生。如果不发动大革命，党就会变质，国家就会变色。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要提高警惕，当时北京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第一个点燃“文化大革命”的是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和“火种”。毛泽东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从1965年冬姚文远同志批评海瑞罢官开始。”姚的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有书说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这不现实。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确告诉了人们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面貌。此外，还有当事人的文件可以作为证据。

1967年9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远的文章《海瑞罢官》开始的，并指出:

当时我们国家有些部门和地方是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真的不可能往里面泼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写一篇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但在这个红色城市他无能为力，只好去上海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看了三遍，觉得基本还可以。让江青同志收回来发表。我建议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再读一遍，但江青同志建议:“这篇文章是这样发表的，我觉得不需要请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读。”姚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大部分报纸都发表了，但没有在北京发表。后来我建议出一本小册子，也遭到抵制，没有效果。

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谈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我病了好几年。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让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力和视力。就这样，我被系统地接触到了一些文艺问题。哦，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舞台上、银幕上展示的东西，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歪曲的工农兵形象。.....1962年，我和中共宣传部、文化部的四位部长、副部长谈过，他们都不听。柯清石同志被要求帮助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关于鬼无害论的批判文章，他支持我们。那时候你不能在北京进攻！批评哈里被免职，柯清时同志也是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和姚同志为此冒了很大的风险，保守了秘密。在表演革命现代京剧之前，我做过调查研究，参加过艺术实践，觉得文学批评也有问题。我那里有一些材料，因为我怕主席太累了，不能给主席看。一天，一位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不，主席很累。他只想要稿费。如果他想要一个名字，就替他发表，发表后再批评。”。我也想批评他的《哈利·波特》！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董事长很清楚，但不清楚。经主席允许，我敢于组织这篇文章。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很多次。春桥同志每次来北京都会有人听。一位反革命人士判断，这一定与批判吴晗有关。这与它有关系，但它也涉及播放，听磁带和修改音乐。不过，也有对《哈利被开除公职》的评论藏在暗处。因为一旦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会杀了这篇文章...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他们自己写评论文章。生气不生气！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北京有19天不能发表。后来，主席生气了，发了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就不发了。当时我就想，不行，一个吴晗能拿出来批，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他们一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篇文章，批评《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组织这篇文章。“有书上说姚《海瑞罢官》一文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这是真的，但事实证明，这个“策划组织”是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如此，姚的文章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的第一步。第二，彭真“极力保护吴晗”，北京“水不能泼，针不能插”，而文章《海瑞罢官》中北京“忍不住去上海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9月和10月，中央提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做什么呢我觉得我的意见不能在北京实施。为什么对吴晗的批评不能在上海而不是北京发起？因为北京没有人。”第三，江青对文章《海瑞罢官》的批评是秘密的、“机密的”，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柯清时没有人知道；文章写完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读一读”，而江青则说:“不要请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读”，“因为他们一旦知道了，就会把这篇文章扼杀掉”——从江青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泽东之外，既没有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和卢，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它们在组织程序方面与此事直接相关；第二，所谓“他们杀此文”，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彭真、鲁等。事情就是这样。姚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遭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鲁为首的中共宣传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北京19天不能出版。后来，主席生气了，发了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就不发了。“那还不错！然而，这也许正是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要创造的。

批评“海瑞罢官”确实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举动”和一场“火灾”，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表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九大报告，在描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程的那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等毒草展开了批判，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独立王国”，即老北京市委。”

批评吴晗是针对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者”。“5·16通知”聚焦毛泽东思想、思想和谈话长达半年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谜团”，值得深思。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当开刀？仅仅因为吴晗在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关键是‘罢官’”，也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诉苦”，似乎前后矛盾。这样做，充其量只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标签；彭是一个被推翻下台的人。“文化大革命”还远远不足以挑起彭的问题。毛泽东说:“哈里罢免官员的关键是罢免官员。”虽然当时迷雾中噪音很大，中央文件也有公布，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借口，一个筹码。其实，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领导全身”，整个吴晗都可以作为整个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人的出发点。毛泽东本来称赞姚文远的文章，好在他点名批评，但说没有抓住重点，即没有下令“免职”；后来，在1970年，当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他说:“关于哈里被免职，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敌人的要害。”击中敌人的“要害”意味着什么？显然，姚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中央某些人的“问题”架起了桥梁和打开了大门。1966年《红旗》杂志第9期《彻底批判原北京市委某些主要官员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文的社论中说，姚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原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用来激怒北京市委，这大概是真正的内幕消息和机会。

关于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他的《海瑞罢官》文章，有可能阻止“文化大革命”吗？显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来展示和开辟道路。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在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历史形势和形势下不可避免的。